近代中國政治性財產沒收制度初探轉型正義的觀點

近代中國政治性財產沒收制度初探轉型正義的觀點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員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吳靖媛

壹、研究緣起

中華民國流亡臺灣後,因臺灣海峽的天然區隔,國共雙方雖然依舊兩岸軍事對峙,但已無短兵相接的軍事行動,可是因為亡國的慘痛經驗,抵臺時有如驚弓之鳥,信心全失。 在草木皆兵的心態下,在臺灣全面建構縝密的反滲透法制,其中最重要、也最「實用」的便是《懲治叛亂條例》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49年11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初抵臺灣,除了中央銀行國庫、日本在臺灣殖民政府財產和臺灣省庫稅收外,另一個重要的財政來源,就是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8條沒收自政治犯的財產,該條例所涵蓋的對象十分廣泛,除了行為人之外,尚包含資助叛亂犯之幫助犯。

其中一名商業鉅子堪稱全臺最大苦主,他是被冠上資助匪諜罪名的黃添樑。黃添樑的土地幾乎佔了當年中華民國沒收的總筆數的四分之一,且多位於臺北市精華地段。在《懲治叛亂條例》施行期間,被政府沒收的兩百七十九筆土地中,黃添樑的土地就高達六十三筆。黃添樑年輕時就因善於經商,累積大量財富,不滿四十歲就擁有臺灣省商會聯合會理事長、臺北市商會理事長等頭銜。為表達自己對中華民國以及蔣中正的忠誠,在中華民國敗退來臺初期的1950年冬天,黃添樑就發起「一元獻機運動」,除自己自掏腰包,還號召全國各行各業動員捐款購買戰鬥機,而在1954年獻給蔣中正十二架P-51野馬戰鬥機。

不幸的是,1949年他的好友、《公論報》總經理陳其昌要開餐廳,黃添樑贈與3000元紅包襄助,陳其昌又將這筆錢借給同事黃培奕花用,沒想到黃培奕竟是地下黨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工作隊長,一連串的陰錯陽差在有心人士的包裝下,黃添樑扛上了「資助匪諜」罪名入獄而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依《懲治叛亂條例》判決有罪,經總統蔣中正批示「此不必覆審」,黃添樑就此被定罪,在1954年獻機那一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全數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皆予沒收。據黃添樑家屬所提供的資料,除土地外當時黃家還有高達三百一十五萬元(約今三億餘元)的現金,除酌留五十三萬元給家屬跟扣除債務後,所餘二百三十八萬元(換算現在幣值約新臺幣二億餘元)都被沒收。

本案件備受矚目的是,在現址為國軍鼎興營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榮星配電所、臺北市民權東路從建國北路到復興北路之間的精華土地,中山北路、延平北路、長安東路,以及臺北市北投區、新北市三重區、石門區等地大筆的房地產,皆為當年黃家遭沒收的不動產,其中最有名的是現在臺北市中山北路上LV旗艦店所座落之土地。 而本文第一作者住處,原正就是黃添樑的土地,經政府沒收後轉售予民間財團開發營建者。

在此同時,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土地革命和鎮壓肅清反革命的運動,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本質與中華民國不同,它是一個標榜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制的國家,新民主主義對它而言只是資產階級國家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因此對它而言,沒收反革命者的財產,是通向共產主義的一條捷徑。

但是,標榜維護私有財產權的中華民國,怎麼會出現沒收叛亂者全部財產這種抄家沒籍的政治刑法呢?兩種本質不同的國家,為什麼在面對叛亂犯時會出現這種刑罰而表現得如出一轍呢?其實這是傳統帝制中國的法制遺緒,更來自孫中山聯俄容共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社會主義革命刑法思想對中國的滲透。

貳、民國沒收財產刑的演進

傳統中國社會是家國一體的社會,皇帝是國家最高代表,危害皇權就是危害國家。以大清律例為例,《大清律例》開篇首列的「十惡」重罪中,謀反、謀大逆便是直接侵犯皇權、危害國家安全的重罪。謀反罪係企圖推翻皇朝,被列為十惡之首,謀大逆罪則是謀毀宗廟、山陵、宮闕。 其刑責除了行為人之外,尚連坐加諸於其宗親,包括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伯叔父、兄弟之子,不分異姓,不限同籍,男年十六以上,不論廢疾,一律斬首。年十五以下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 由此可知,謀反自古被視為重罪,加上傳統中國的重刑法制文化,造就謀反抄家的慣例。在絕對皇權的觀念和體制下,人民是不存在任何基本權利的,任憑皇帝生殺予奪,這也就是何以當西風東漸,民智日開之後,清朝格於形勢,決定順應潮流,展開變法修律和預備立憲,1897年(光緒23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上奏提出《大清刑律草案》,當中即針對沒收刑提出此一見解:「沒收。古有籍沒之例,今各國已皆廢止。蓋籍沒,有沒收全部累及他人,大戾刑止於一身之原則。本案沒收僅限於三種之物件:一私造及私有違禁之物,是所以禁止人使不私造私有危險之物品也;二供犯罪所用及預備之物,使民不留犯罪之紀念,易於悛改之政策也;三因犯罪而得之物,使人不能以犯罪為自利也。」1910年(宣統2年),《大清新刑律》公布,但未及施行,立憲未成,辛亥革命便迎來了中華民國,主張主權在民,迫不及待地要在古老的中國土地上實施憲政共和與人權法治。民國建立後,法部乃以《大清新刑律》為藍本,修訂頒布《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1914年再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作為補充。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旋即因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於1914年解散國會陰謀稱帝而陷入二次革命、護國戰爭和其後軍閥混戰與南北分裂當中,遲遲無法展開立憲共和,此乃迫使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決定援引外力,聯俄容共,以俄國列寧(Lenin)的黨國體制改組國民黨為中國國民黨,接納中國共產黨人,重組南方護法軍政府,孫中山身後,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進而於1925年7月改組為國民政府,成為蘇俄十月革命經驗對華輸出的據點。

蘇俄十月革命創造出反革命罪的概念,並且將沙皇時代即有過的沒收財產刑加以恢復而作為反革命罪的刑罰手段之一。1920年4月16日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法令第3條規定:「沒收財產是指國家將私人或者團體的財產無償、強制地剝奪」,1921年10月17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關於《徵用和沒收私人及團體財產程序》的法令,進一步明確了沒收財產的概念和適用程序。1922年《蘇俄刑法典》將反革命罪明文化,並一般沒收作為一種刑罰種類被確定下來,在該法200個條文中,有55個條文規定了一般沒收財產刑,占總數的28%。《蘇俄刑法典》第50條規定:「法院選擇刑法典相關條文所規定的一種刑罰以後,可以在這種刑罰以外合併判處必要的社會保衛方法或者由刑法典第32條第5項到第10項所規定的刑罰中選擇較輕的刑罰」,第32條第5項就是「沒收財產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蘇維埃建立初期,沒收財產刑在實踐中被廣泛適用,此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刑罰作為階級鬥爭手段中最具特色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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