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哲學參贊天地化育的理念與實踐對治環境危機邁向永續發展

台灣大仁科技大學 Fulbright Senior Grantee 謝鎮群

壹跨域合作回應環境危機

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和物種的快速滅絕,已是當今全球性的共同難題。這不只是生活品質進一步提升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生存和延續的嚴重危機,不分國籍、種族、文化、財富差別,無一倖免。快速的工業化、自然資源的濫採和濫用、過度的消費、經濟模式的偏頗、分配的不公義、暴增的人口、自我意識的高舉和短視近利的放縱追求等,環環相扣的造成人類和其他物種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生態出現嚴重的災難。每天有約百種的物種滅絕[1],且持續倍數增加。在整體生態結構下,人類和其他物種同蒙災難。這是全面性的危機和災難,影響擴及至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包括我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陽光、空氣、水和食物,都無一倖免。

主導現代文明的科學和科技界,因著環境危機而有一些思考和研發重點的轉變。在不同的理論和領域中有一些共同的訝異,例如:在現代高速發展的科技和科學,將把人類文明帶往何處?高度現代化和工業化之後,人類文明未曾如此快速的發展。與此同時,生存環境的破壞和存在的危機也未曾如此緊迫。現代化的美麗願景而今安在?(the promise of modernization?)人類的未來如何?

科技的高度發展和不當使用雖是環境和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危機卻並非單由科學和科技即可處理。這還涉及價值、信念、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分配正義、生存型態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環境和生態的危機威脅著人類生命(和其他物種及資源)的生存和生活,對此一危機的理解、處理和克服,在當代有一整合式的趨勢。即跨領域、跨學科的回到人類和物種賴以生存的整體環境,地球和宇宙,以尋求出路。自廿世紀末起,有不少來自科學、經濟、公共政策和宗教研究背景的學者,共同致力於此一課題,強調對話、合作及夥伴關係。探討的不只是現象(災難)的處理與對治,還探究其源由。[2]在此超越科學和科技領域隔閡的跨領域趨勢中,除了深層生態學的提出,宗教生態學也自廿世紀末起日漸發展(John Grim & Mary Tucker, 2014)。

生態和環境危機並非突發事件,而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不幸的結果。當代文明的傲人成果,如民主和科學,其發展源頭可上推至啟蒙運動,甚或文藝復興和古希臘時期。這是一個突顯人的理性、高舉科學、強調人的主體性、與啟示和神權做區隔和以人為世界中心的思想源流。在伽利略之後,科學和宗教即被區隔(Richard B. Norgaard, 2002)。牛頓開啟了機械式的世界觀,以自然為同質性的物質,依照可預測的律則運作(Watling, 2009)。人類理性的優位性甚至絕對性被高舉,人依靠理性可以認識世界(和自我),將世界對象化,甚或物質化,並使用其資源,以建設人間世和營造世俗的天堂。這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擺脫宗教的束縛和與神區隔後,人不僅是自己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人的理性不僅可以探求和證成真理,也是真理的標準甚或來源。科學和科技是營造人間世的最佳憑藉,世界只是可用的資源。自然又更進一步的被經濟性的理解成商品,可管理、可使用(Ibid.)。人作為世界的主宰,對此世界人可以無止盡的開採和運用,以及濫用和破壞。經由17世紀科學的興盛,18世紀的啟蒙運動,19世紀的工業革命,20世紀的快速的科技發展和全球化擴張,以至於發展出強勢的現代性或啟蒙的思維模式與心態(Ibid.)。

此一思維型態雖源自古希臘,而在啟蒙運動時期開啟了高峯,並型塑當代人與世界的存在關係。但另一與之相對的,被啟蒙理性所排除及貶抑的宗教(一神論),竟也是建立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決定性因素。Lynn White Jr. (1967)論述,基督教信仰使得科學和科技與自然對立。在舊約創世紀中明載,人(且只有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被賦予管理這世界的使命與職責。人也分享了上帝與世界的區隔,以及對被造物的控制(Norgaard, 2002)。亦即,源自古希臘的理性傳統和希伯來的一神論傳統,都型塑了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思維和存在方式。不只西方學界有此反省,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如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即已論述東西文化的根源性差異及特性,徐復觀、唐君毅、方東美等前輩均曾論述。

面對自然界,人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只有人才是主體。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面向,獨立的個體也是這些活動的最終基礎。在啟蒙時期興起和蓬勃發展,並影響至今的契約論和人權理論均主張:人具自主性,可自由的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標,並自主的與他人建立社會和契約,而不應受限於非自主的(如宗教和傳統)束縛和限制。人類主體的自由是一種解放的自由(freedom, emancipation from),不受羈絆的自由。自由的追求,其內容是自主決定。但在去掉宗教的羈絆和支援後,自由追求和自主的內容顯得任意、歧異或貧乏[3]

即以影響迄今的洛克的基本人權為例,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都只是對人而言。私有財產最根本的正當性來自人對這世界的勞力付出,世界是豐富的資源待人開採運用,人自己賦予自己主宰世界的特權。雖然基本人權的根據和來源可上推至天(上帝),而有所謂的天賦人權。但在獨尊人類主體和理性,以及去除宗教信仰內容後,這個天(上帝)的內容顯得空泛和歧異,並由人自身來解釋和界定,因此也去除了人對世界和其他物種的道德責任和適當關係的指引。天賦人權雖然是用以保障每一個體,但也是人凌駕於世界的特權。依此特權,或人自己賦予自己的對自然的主權,人對自然的工具性使用和破懷也就不意外。

若把人權再加上一些條件,也可以成為人與人間壓榨、迫害的合理化基礎。例如歐洲人對於美洲印地安人的侵略和掠奪,即以洛克的勞動付出和財產的正當性為理由,指陳印地安人並沒有對自然資源付出勞力,所以這些自然資源並非印地安人的財物,印地安人不擁有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歐洲人付出了勞力,所以擁有所有權,以之為自身勞力付出所獲得的財物。

民主政治發展至今,雖已是世界的主流,但也只限於具主體性的人類,並且是具一定條件的人,例如某一國界內的公民(Schmitt, 1988。)之間。整個近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包括作為其理論根源的契約論傳統和人權理論,都是建構在對個體利益的維護之基礎上。且只適用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對於人類自身以外的世界並不適用。民主的核心價值-平等、自由-只限於人類,不及於其他物種和存在。廿世紀最顯赫的政治哲學家羅爾士,其正義原則(公平、正義Rawls, 1971, 1993)是處理政治社會資源分配的最基本原則,其影響迄今而不墜。但這並不及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人以外的物種和世界,充其量只是保護人(每一個體)對世界的特權。

民主理念和體制保障每一個人追求自身福祉的權力(基本人權),包括人的自私自利。保障並尊重個人的價價信念,包括短視近利、自我中心、享樂消費等(個體自主),以及人對於世界和其他物種的優位性。民主體制保障每一個體的平等和自由,價值信念和人生追求是歸之於個人,民主體制予以保障而不介入。若以政府或公眾涉入個人的價值取捨或判斷或人生追求,這是侵犯個體的自主性,有違民主的核心理念,自由。在此一前提下,自私自利或樂善好施只是個人的價值信念、選擇或偏好,公領域應予以尊重甚或保障。民主理念和體制都力求公平的護持個體間的差異,價值多元是可預期的現象,但這也易發展成價值的盲目或空洞化。
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也稱作發展中國家,英語:Developing country),指經濟、社會方面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相對。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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