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哲學參贊天地化育的理念與實踐對治環境危機邁向永續發展

生態問題不只是科技問題,生態問題是存在的問題,是人與其他物種和自然共存的問題,是生存方式的問題。關聯到人、他人、社會、自然,以及人與超越之間的關係。啟蒙以來強調人類理性,突顯人的主體性、優位性和對世界的主宰性的思想型態,並非唯一的真理和信念。環境和生態危機即是啟蒙思維模式的限制之明證。

在國族危弱、內憂外患之際,中國哲學和文化在廿世紀初的挑戰是民主和科學。杜維明(P. 485)先生曾論述,1919五四運動以救國族為目標,仰賴簡單的功利思想,以符合西方現代化模式為判準。現代化即西化,以啟蒙的意識型態取代傳統思想,以民主、科學為藥方。但侷限於工具性的考量,未深究價值預設和內涵,而是淺薄的進步、功效、物質。從廿世紀末起陸續被揭露的環境和生態危機,正暴露了啟蒙傳統下的民主和科學的限制。此刻是否應重新審視民主、科學的價值和定位?或仍繼續執迷於追求西方啟蒙以來的發展模式,包括政治、經濟、價值、信念、世界觀和倫理學。

中國哲學和宗教視人與萬物為有機的連結,非心物二分、非主客對立,乃互為主體,並具體實踐於文化生活中。例如王陽明以世界為家,以國家為身體。離開自我中心(唯我),物我合一,參贊天地之化育,世俗即神聖,實現自我本性(天性)、道德責任於現世(杜維明P. 485)。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經濟觀也不以極大化個體利益為前提,而是經世濟民、厚德載生、利物厚生的共融發展。人不是宰制世界、成就自我,而是參贊天地化育、物我連結,共同朗現天道、天理。

中國哲學和宗教包括儒、釋、道、墨、原住民和民間宗教等,均深具生存發展的智慧、理念、信念和實踐特性。都與自然相連結,與物種共存活,能為人類和世界的永續發展,提供可能的選項和出路。如何避免對於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的誤解,並從中習得永續生存發展的智慧、模式和實踐動力,正是當代宗教生態學的重大課題。中、港、澳、台四地均經歷了跨文化的洗禮,也經歷了西方式的進步發展。中、港、澳、台在此一課題上可進一步深化合作,以回應環境和生態危機,也是人類的文明危機,共創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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