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黎:藝術要為人類的最高文明奠基/周天黎/梁毅(《藝術市場》雜誌記者)

周天黎:藝術要為人類的最高文明奠基/周天黎/梁毅(《藝術市場》雜誌記者)

廢墟上的沉思——周天黎1990年在北京圓明園.
周天黎說「周天黎」

《藝術市場》:自從內地許多報刊發表你的繪畫作品和文章至今,周天黎的「形象」經由媒體呈現,多在畫家、文化學者、藝術思想家等幾種定位,請介紹一下「周天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周天黎:不管媒體語言概念或是人們的猜想是怎樣的,其實,周天黎只是中國眾多畫家中的一位而已。東晉名士殷浩說得好:「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我當然先是一位清亮坦蕩的畫家,然後才談得上其他。

驅動我人生的三種激情:渴望藝術、追求知識、對人類的苦難抱有情不自禁的憐憫之心。藝術求索上,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像樣一點的人文藝術家。「我若為草,必萋萋以搖綠」,與其他有精神嚮往的同道者們一樣,跋涉於艱難的藝術追求之路上,不管是高翔之上,還是深埋之下,我也常常會有心縈風聲,神馳雨聲,九曲衷腸回蕩,獨立蒼茫,萬千景色蕭蕭之感。

所有文化形態的根本指向是精神信仰,然而在信仰和執著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氾濫,世態人情堪憂,現實利害影響無處不在的生存中,作為區別於本能動物的一個人,我除了相信昊天有德,天行有常,相信真善美,又還能相信什麼呢?這種信念,無法目測,但是,它像一盞心境裏的明燈,導引著我,認同高貴、理想、正義、博愛與悲憫。「善,包含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早年,當我面對混沌的社會現象而第一次讀到柏拉圖的這段話時,猶如沉悶黑暗中豁然出現的一道光,在我眼前劃過。使處在歷史發出詭譎泠笑、迷芒彷徨的我,有了信心的定力,人生於歲月推移中粹煉,豐厚著生命底蘊與藝術的容量。

哲學的理論是:每一個單獨的個人是點,眾多的個人組成了線面和體,也就是家庭、社會和國家。不可否認,漢語思想史從《詩經》始後,對人、對一個人的意義詮釋逐漸淡去,更多是風俗、時代和集體文化,以及那種來自歷史深處的憂慮。在拒絕接受新事物、新理論、封閉保守、且滯遲社會發展的封建統治思想體系中;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封建禮教和文化糟粕裏,許多美好純真、想自我超越、負荷自由精神的人,會在這樣的人間道場中被消失殆盡。

歷史是不斷解蔽祛魅、不斷豁然開朗的過程。驀然回首,歷代的畫家、儒生和百姓其實大都處於一種跪拜的勢態,反映出對人性認知的莫大缺陷。某種意義看,《清明上河圖》的社會學圖景和工藝品繪製性質要大於繪畫性的藝術抒情。我看重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我一直認為,生命是從個體體現,特別是藝術家個體的生命沉思,對藝術的意義猶為重要於一些群體性敍事,更多的傑出繪畫作品也只能出自個人的自由創造。進一步而言,若無個體獨立的思想求索和自由的靈魂,就無法突破中國繪畫漸入因襲的蹇鈍之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作,更談不上能否產生真正的藝術大家、大師。其實,我講的這個道理、或是說藝術規律,只是在重複一個常識而已。

我多年前就說過,哲學意義告訴我們:「人為萬物的尺度」,人文主義通向社會正義的思想邏輯清晰而明確。人文主義是我藝術的核心價值和人生哲學枝頭的怒放之花。當代,在人文文化的詞句已被濫觴之際,一個藝術家把自己的藝術創作與人文相連,就必須在建構意義上清楚地對價值立場作出判斷,這是評介論證每一個藝術家成功於藝術鮮明的思想性、創新性、精神性和時代性的基本要素。我們所處的社會仍在大幅度地調整,小藝術迎合時代,大藝術引領時代,格局太小,糾結的都是雞毛蒜皮及隨波逐流。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誕生於時代的撞擊之中,「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藝術是以生命為向度的一種文化形態,藝術要去支撐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藝術要為人類的最高文明奠基!這也是當代中國藝術創作的哲學出路。

「現代生活就像一條激流把人們裹著往前沖,人變得不再沉思,而且害怕沉思,不再有內心生活,僅僅活在表像。」我把尼采的這段話作為格言抄錄下來,是為了時時警省自己在眾聲喧囂下要駐守精神的陣地,不要在不知不覺中精神墮落。評鑒世事,我明白生活本來由意見構成,而意見就是政治的這個現實道理。但是,誠如叔本華所說,要麼孤獨要麼庸俗。我總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需要從包羅萬象中抽離,站立於一個更為高聳的位置上,以深刻的感悟去描繪出現象表面之下、蘊涵著有生命意義的故事。藝術家還須有深厚的悲憫性情,如果藝術家具有了這種人性的光芒,它可以影響藝術家及其作品走向優秀與偉大。

中國歷史上曾被視為天書的《黃帝陰符經》講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生命是有靈性的一種非物質結構,存在的詩意,不在於物質文明的外觀,而在於生命本身的內省。人茫然於精神本身的高維性,就會拉低人的思辨格局,人心也往往會成為罪惡的淵藪,而人心的虛偽敗壞是最大的敗壞。

普希金在閱讀描述形形色色貪婪和腐敗的《死魂靈》後感歎道:「上帝就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鬱!」藝術家在通曉世故時要守好自己的本心,縱然難免常常置身世間污濁、攘攘阡陌、顛簸劬勞,仍秉持發軔之初,風光霽月,內裏澄明。上帝創造的陽光、雨水、食物、愛與男女關係都是好的,但也有必要反思,如果人類不懂節制並放縱,這些祝福最終會引發人類的不可遏制的災難。

繪畫上,不以作品的過度世俗功利定位自己。對創作與現實的關係的理解,指向上往往會成為作品思想性確立的一種尺度。物化漫捲和思想的貧困合謀,缺失了對時代、對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缺失了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對個人品德的恪守、對家庭社會的承擔,所謂的藝術家又還剩下多少的意義呢?傑出藝術家和傑出的藝術作品是無法從輕浮和軟弱的精神結構中所產生。現在美術界想拿侷促的精神和靈魂,在上帝的當鋪裏作抵押換回現世實利的人不少,切莫浮華過後,徒留一地荒涼!

我要強調筆墨情趣僅僅只是認識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方面,可這不是繪畫藝術的根本要義所在。中國畫中筆墨固然重要,但更要格外重視畫作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思想層面的提昇和挖掘,因為只有上昇到思想和哲學層面,才能令藝術真正的偉大。停留在表面經驗是中國畫家群體的致命傷,而只知道「怎麼畫」(這只是繪畫藝術的皮相),卻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而畫」「畫的作用和人文意義該怎樣體現」(此乃繪畫藝術的骨相)等問題,純粹為了筆墨而筆墨,為了技巧而技巧,這樣的作品在思想史和藝術史研究上無太多價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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