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潮汐> 站在停止營業的書店台階上

很多「古典」正在消失。這是時間的魔術,只是變換時,發覺那不是戲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擔任《幼獅文藝》主編,正式與重慶南路「住」一塊兒,它留置我的時間,只比居家略短,卻深刻影響我;我常說,「擔任《幼獅文藝》主編跟寫作,讓我真正長大。」擔任主編,讓我懂得職責,寫作則帶我探討一個又一個困難。都是正面交鋒,沒有退縮的餘地。肉身原來也是魔術,它如果只是衰疲、只見疲憊,就辜負了時間。

剛剛履職時,出版都還是老時代,一個編輯最大的資產,是掌握了多少作家的電話,「能給我龍應台電話嗎?」「能給我張大春電話嗎?」資料掌握者一律搖頭,而問甚麼事找龍、找張,「寫下來,幫你打電話。」美編還是手工業,得出相紙,在完稿紙上拼貼,一個版的設計與完稿,就得周全、果斷,少有餘裕拆搞、改稿。

我站在新舊交接。編輯每一天要聯繫打字行好幾回,打字行外務員送打字稿、送校對稿,一位模樣挺俊的男子,一天出入公司好幾回,我剛開始不明究裡,以為他是公司同仁。編輯都要學會「割字」的基本功,發現零星錯字,在完稿上裁下錯誤的,並找到正確的字,黏貼好。它的難處是不能割損完稿。字,印在相紙上,相紙是字的一層表皮,如同手術,切割置換。那完全不同現在,美編在螢幕上直接改。

我喜歡拿美工刀,小心翼翼地,一劃又一劃。當裁切好了,我都誤以為,我發明了一個字。

公司規模近百人,電腦沒有幾部,只在角落,擺置了一個長桌,讓有需要的人使用。進入二十一世紀,資訊化速度加快,所謂的「X倍速」時代。公司迎上浪潮,從一個作業組別配備一台電腦,不消幾年,電腦成為每個人的辦公配備。作家專欄多數多用打字的,投稿也是,打字行的英俊外務員漸漸少來公司了,甚至坊間還存有多少打字行,都讓人疑惑了。

就算是「打字」一行,也激烈變化。台灣屬於義務役,除了過胖過瘦、視力不良、右手食指殘缺,以及某些權貴動用不當手段,免除子弟服役之外,每一個男丁都需要服役。我擔任文書兵,平常得謄寫,代發公文。重要的公文以手工抄錄,顯得不夠慎重,於是我學會「打字」。九○年代的「打字」,真正像在「打」字,在一個大滾筒上放置公文,滾筒下,是一大排倒放的鉛字。它們安放的方式多數根據部首,最大的困難是每一個都是倒立,我學著認識每一個倒放的字。這像把世界橫放、像把窗當作了門,乍看這些倒放的字,會感到暈眩,仍必須克服不適,移動撿字的扣盤到正確位置,按一下,一個鉛字被舉了上來,「喀啦」一聲,留下字痕。

我打字速度漸漸快了,意味悲劇來了,常被領導交辦不屬於我的業務,他們常常安慰我,「打字要多練,以後退伍了,還可以開間打字行。」我當然沒有成為專業打字員,打字一途趕著經濟起飛,火紅了幾年,很快被電腦打字取代。用鉛字打字的、用鍵盤打字的,通常都是學歷不高的高職生,當打字聲不再時,他們用哪一種聲音,跟生活說、跟世界說,他們都在?

稿件數位化也有進階。我手邊留有幾位專欄作者的「磁碟片」,他們或寄或親送。有一回午休,我趴在桌上睡熟了,忽然感到不安,懵懵起身,見一個彪形大漢站我旁邊,「看你睡著,不忍喊你。」

相聲名家馮翊綱來交稿子。午休期間燈光都熄,他站在黑暗中,一個更深的輪廓浮了出來,我悄聲說,「暗唆唆的,很嚇人哪。」他遞給我存有文章跟圖檔的磁碟片。沒過幾年,磁碟片都發霉,新推出的電腦已拔除磁碟機,就算是數位,也會被數位追過來、趕上去,且不再回頭。

辦公桌不再推積厚厚的投稿信箋,無論來稿多或少,它們都輕薄、甚至談不上輕或薄,都壓縮在收件夾裡,十萬字稿件或者三十行的新詩,都只佔一個行列。卡片也慢慢失蹤了。聖誕卡、春節賀卡,零星的幾張,彷彿是幾個錯別字,儘管它們都來對了時候,算準郵遞的時間,在過節前寄到我的地址。

我站在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三號,建宏書局前,看到書局的拍賣廣宣,即日起開始拍賣,直到幾個月後,停止營業。儘管書局對外宣稱,「不是停止營業,是內部整修」。據說,書局將增添文創成分,增賣文具是基本的,很可能套用「複合性」經營,增加餐飲、桌遊等元素,但當它關上鐵門,再打開時,不知何年何月?若真有那一天,它也會跟現在不同。現在的書局,入口處左邊學斜放商管、旅遊、養生跟文學等雜誌,居中一排陳列新書、暢銷書等,再往裡頭,書籍按照歷史、學術、醫藥、教科書等性質分序,長久以來,建宏書局以及多數書店,都這樣打扮。原來這麼快啊,十年、二十年,已經構成某一種「古典」。書架是它的骨骸、斑駁的樑柱是它的軀幹、流動的書目是它的衣裳……
馮翊綱:馮翊綱(1964年10月31日-),劇場表演藝術家。青年時期追隨賴聲川學習劇場創作,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戲劇藝術碩士,現今投入劇場經營、創作、演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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