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去笑的外衣 憤怒依舊蠢動--紀蔚然談《拉提琴》
創作社《拉提琴》
11/9～10 19：30 11/11 14：30
台北 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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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隔一分鐘，紀蔚然就在沙發上換個姿勢，左翻，右轉，最後他索性滑下沙發，點了菸。我細看他的長相：遮住下半張臉，上半臉像是皺眉頭的林清玄；遮住上半臉，下半臉的鬍子像是大力水手的壞人布魯托。
只是這位布魯托的鬍子有些花白，做什麼事都顯得用力十足。他是台灣重要的劇作家，一九九○年代末期寫過數齣犀利的時事諷剌劇，事隔多年後，他寫了新作——《拉提琴》。他隨著劇團開記者會，他說：「這是我寫過最好的劇本。」台下聞言大笑，他又說：「我是說真的，不是開玩笑。」於是，台下又笑得更大聲了。
此刻的他，必是帶著氣憤又無奈：「會寫這齣想要探討的（他強調不是講，是探討），台灣社會討論很多事都是很制式的、淺薄的反應。」他舉例，政論節目、報上的評論文章，「檯面上的人對事情的分析跟反應時，好像掉入某種情緒跟制式的反應。每個人都是『反射板』外在剌激過來，馬上就反應過去，臉書也是，msn也是。」就像是這場記者會的笑聲，眾人期待他好笑，即便是正經的談話，眾人也想盡辦法在話語的縫隙裡尋找笑點讓自己發笑。
「台灣人是不是有一點……全球化或是科技太進步，臉書玩太多，iphone玩太多，思考開始有扁平化。」紀蔚然早先是連手機也不用，連e-mail也習慣以數字、數語簡單回覆，因而被叫「冷伯」。今天約訪，他留了手機連絡，他說，這幾年回e-mail也不再只是聊聊數語，「罵人的時候，或是交代工作的時候，還是會寫多一點。」但臉書他是不用的，甚至連上網也甚少。
「我想探討的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困境。」
他的雜文、早年的劇本常會拿大眾文化當開玩笑的箭靶，這次的《拉提琴》還是有取了現實生活中「邱毅與陳致中」政論節目上辯論的「垃圾片段」做梗，但比起過去，這樣的片段似乎少了很多，「那些東西都舊了，不必一直重複。」而《拉提琴》也不像過去的本子，潑辣直接，到底這齣戲是要說什麼？紀蔚然抽著菸，在沙發上側身而坐，一下子把右腿疊在左腿上，一下子又把左腿疊在右腿上：「戲裡的史文龍和劉三是台灣社會的兩個典型，我想探討的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困境。」
戲裡的史文龍是自殺的立法委員，而劉三是苦於升等論文無法寫出來的大學教授，這是台灣社會兩股典型的力量：史文龍擅長了解他人的慾望需求，他是提供者，讓他們滿足，進一步控制對方，「這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支配者。」而劉三則是另一種相反的典型，不相信一切，質疑親情，質疑社會的反抗，「他把自己陷入一種迷惘、無能為力，放棄的狀態。」而劉三的處境，便是他認為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縮影。
紀蔚然的劇本常會出現大學教授的角色，這些角色個性都有某種缺陷、無力，像是他自己的縮影，而這次的劉三不同，他是一個寫不出升等論文的學者，研究的主題是：後感情年代的台灣心靈圖像。這是鬼扯的吧？「不是，是真的有一本書談後情感年代的心靈圖像……」受布希亞的「超現實」影響：媒體中介了真實，媒介真實取代了客觀真實。有學者將此理論延伸至人的情感：如果我們的情緒是從媒體媒介過來的話，我們的情感都是複製而來的，這個情感是超越原本真實的狀況。
劉三開始質疑：自以為比任何人看得比誰都還看得清楚，但他卻陷於一種困境。而結束時的開放式的結尾則是要說：像劉三這樣的什麼都相信，什麼都質疑的人，仍是企圖想尋找出口，而這個出口竟然是去寄望一個死去的人復活，就像許多知識分子對外在環境感到無力，最後只能寄托一個荒謬的出口。
「我們受到太多西方理論的影響：反抗是無用的，所以就投降。但這樣的話，樂生、都更、美麗灣就這樣放棄讓政府亂搞嗎？」反抗仍有其效用，但你參與這些社運嗎？「沒有……我關心但不參與……而且我太自覺了，我怕一到現場，我就會想：啊，這麼多人在這裡幹嘛啊……」他說，寫劇本是他介入社會的方式。
「劇場很多笑聲都變得便宜。」
他日子過得好，每天教課、散步走路、回家，不太看電視，不上網，這個關於知識分子的劇本是：「我這幾年作為一個公民對社會的觀察結果。」你看到什麼社會現象會特別生氣的嗎？「沒，我過得很好。」你對社會沒有不滿，卻寫這樣氣憤的劇本，不是很奇怪嗎？「你要在台灣社會找到一個不滿的人很容易，我沒有不滿，我知道現在狀況很差，但我對於一般人對很差的狀況的直接反應，沒有思考過的，我也很不以為然。罵政府成為全民運動，我也生氣，但我不想罵。」那你不就是跟劉三一樣了嗎？「我沒有卡在那邊，我有在思考，我在寫劇本，不是提供便宜的感動，便宜的消費，我覺得這是我參與的方式。每個人的角色不一樣。」
「是不是便宜的消費」是排在「反抗」之前的。我問紀蔚然，新戲好像不再那麼好笑？「故意不要好笑，笑聲需要檢討，劇場很多笑聲都變得便宜。」他舉網路笑話、電視劇的搞笑，只是為了讓人發笑而沒有任何顛覆效果，「幽默是有層次的，平常的思考是一個樣子，但把平常思考的模式翻轉一下，會產生一種幽默的笑。」這是有層次而具顛覆性的笑。
「以前，是要我們去逗，他們才會笑，現在的觀眾進劇場，就是預期要笑，就算你不好笑，他也要找機會笑，現在的觀眾變得有點賤，你稍微逗我一下，我就會笑得比誰大聲。」他罵觀眾賤的時候，還特地停了下交代這一點一定要寫：「有人在舞台上罵句幹你娘，觀眾就開心大笑，這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他分析劇場的笑聲變便宜，眼淚也會變便宜。觀眾變得易感易哭笑，為了哭笑而哭笑，「這是劇場我們自己的錯。我們看到觀眾笑了哭了，就以為有反應了，就愈下愈重，大量複製那些片段，當觀眾沒哭沒笑，我們就會慌，會覺得觀眾沒反應。」就像是一道菜的味精，愈下愈重，最後只剩人工甘味，而搶走了原食材的滋味。
另一個讓觀眾易笑的原因是：「時代變得輕了，一切都變得輕盈了，每個人都習慣立即的反應，有什麼剌激馬上就有對應的反應。每個人都能輕易被說服，所以哭與笑都變得容易了。」就如他的新戲所批判的：這個時代的一切都輕易變成一種不經思考的制式反應了。但他卻反思：「有時候我會特別去克制對事情批判的衝動，因為有時批判對我也是制式反應。」這時，他又像那位被自己綁住的劉三了。
劇本寫：「台灣每個禮拜需要一個任由眾人丟石頭的眾人……」他說，那是因為大環境不好，每隔一陣子就要找人發洩一下。劇本寫：「台灣不是第三世界……台灣有101……台灣有高鐵……台灣還有，還有……還有四十萬以上的外勞！」他說，這當然是諷剌，但台灣本來就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也沒什麼不好。
「現在特意放慢腳步了。」
脫去了好笑的外衣，紀蔚然劇本的憤怒依舊在，只是這次的憤怒有些不知要對準什麼地方，很用力，卻是打在空氣裡，「這劇本我寫了九個月……我在乎的是劇本的視野和格局到什麼程度……寫完這本，短期兩、三年之內是不會再寫了。」寫了這麼多年，心情應該很不同吧？「現在累了，要突破自己愈來愈難了，以前一年一本，寫得快，現在特意放慢腳步了。」
紀蔚然的雜文很好笑，《黑夜白賊》很好笑，《夜夜夜麻》很機歪，但也很好笑……他說，這些好笑的東西都是在重複自己，玩膩了，不想再做了。事實上，他的劇本時也時有老梗重複，好比，時常有個不懂世事的大學教授；祭祖要由男生先拜，女生後拜……布魯托的鬍子已經花白，似乎在眼前顯得愈來愈顯眼了，我不時想起《夜夜夜麻》的那句對白：「幹！有人一大早就要自殺，為什麼我不能酗酒！」那樣理直氣壯的瘋顛和氣憤。
(全文詳見《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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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位布魯托的鬍子有些花白，做什麼事都顯得用力十足。他是台灣重要的劇作家，一九九○年代末期寫過數齣犀利的時事諷剌劇，事隔多年後，他寫了新作——《拉提琴》。他隨著劇團開記者會，他說：「這是我寫過最好的劇本。」台下聞言大笑，他又說：「我是說真的，不是開玩笑。」於是，台下又笑得更大聲了。
此刻的他，必是帶著氣憤又無奈：「會寫這齣想要探討的（他強調不是講，是探討），台灣社會討論很多事都是很制式的、淺薄的反應。」他舉例，政論節目、報上的評論文章，「檯面上的人對事情的分析跟反應時，好像掉入某種情緒跟制式的反應。每個人都是『反射板』外在剌激過來，馬上就反應過去，臉書也是，msn也是。」就像是這場記者會的笑聲，眾人期待他好笑，即便是正經的談話，眾人也想盡辦法在話語的縫隙裡尋找笑點讓自己發笑。
「台灣人是不是有一點……全球化或是科技太進步，臉書玩太多，iphone玩太多，思考開始有扁平化。」紀蔚然早先是連手機也不用，連e-mail也習慣以數字、數語簡單回覆，因而被叫「冷伯」。今天約訪，他留了手機連絡，他說，這幾年回e-mail也不再只是聊聊數語，「罵人的時候，或是交代工作的時候，還是會寫多一點。」但臉書他是不用的，甚至連上網也甚少。
「我想探討的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困境。」
他的雜文、早年的劇本常會拿大眾文化當開玩笑的箭靶，這次的《拉提琴》還是有取了現實生活中「邱毅與陳致中」政論節目上辯論的「垃圾片段」做梗，但比起過去，這樣的片段似乎少了很多，「那些東西都舊了，不必一直重複。」而《拉提琴》也不像過去的本子，潑辣直接，到底這齣戲是要說什麼？紀蔚然抽著菸，在沙發上側身而坐，一下子把右腿疊在左腿上，一下子又把左腿疊在右腿上：「戲裡的史文龍和劉三是台灣社會的兩個典型，我想探討的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困境。」
戲裡的史文龍是自殺的立法委員，而劉三是苦於升等論文無法寫出來的大學教授，這是台灣社會兩股典型的力量：史文龍擅長了解他人的慾望需求，他是提供者，讓他們滿足，進一步控制對方，「這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支配者。」而劉三則是另一種相反的典型，不相信一切，質疑親情，質疑社會的反抗，「他把自己陷入一種迷惘、無能為力，放棄的狀態。」而劉三的處境，便是他認為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縮影。
紀蔚然的劇本常會出現大學教授的角色，這些角色個性都有某種缺陷、無力，像是他自己的縮影，而這次的劉三不同，他是一個寫不出升等論文的學者，研究的主題是：後感情年代的台灣心靈圖像。這是鬼扯的吧？「不是，是真的有一本書談後情感年代的心靈圖像……」受布希亞的「超現實」影響：媒體中介了真實，媒介真實取代了客觀真實。有學者將此理論延伸至人的情感：如果我們的情緒是從媒體媒介過來的話，我們的情感都是複製而來的，這個情感是超越原本真實的狀況。
劉三開始質疑：自以為比任何人看得比誰都還看得清楚，但他卻陷於一種困境。而結束時的開放式的結尾則是要說：像劉三這樣的什麼都相信，什麼都質疑的人，仍是企圖想尋找出口，而這個出口竟然是去寄望一個死去的人復活，就像許多知識分子對外在環境感到無力，最後只能寄托一個荒謬的出口。
「我們受到太多西方理論的影響：反抗是無用的，所以就投降。但這樣的話，樂生、都更、美麗灣就這樣放棄讓政府亂搞嗎？」反抗仍有其效用，但你參與這些社運嗎？「沒有……我關心但不參與……而且我太自覺了，我怕一到現場，我就會想：啊，這麼多人在這裡幹嘛啊……」他說，寫劇本是他介入社會的方式。
「劇場很多笑聲都變得便宜。」
他日子過得好，每天教課、散步走路、回家，不太看電視，不上網，這個關於知識分子的劇本是：「我這幾年作為一個公民對社會的觀察結果。」你看到什麼社會現象會特別生氣的嗎？「沒，我過得很好。」你對社會沒有不滿，卻寫這樣氣憤的劇本，不是很奇怪嗎？「你要在台灣社會找到一個不滿的人很容易，我沒有不滿，我知道現在狀況很差，但我對於一般人對很差的狀況的直接反應，沒有思考過的，我也很不以為然。罵政府成為全民運動，我也生氣，但我不想罵。」那你不就是跟劉三一樣了嗎？「我沒有卡在那邊，我有在思考，我在寫劇本，不是提供便宜的感動，便宜的消費，我覺得這是我參與的方式。每個人的角色不一樣。」
「是不是便宜的消費」是排在「反抗」之前的。我問紀蔚然，新戲好像不再那麼好笑？「故意不要好笑，笑聲需要檢討，劇場很多笑聲都變得便宜。」他舉網路笑話、電視劇的搞笑，只是為了讓人發笑而沒有任何顛覆效果，「幽默是有層次的，平常的思考是一個樣子，但把平常思考的模式翻轉一下，會產生一種幽默的笑。」這是有層次而具顛覆性的笑。
「以前，是要我們去逗，他們才會笑，現在的觀眾進劇場，就是預期要笑，就算你不好笑，他也要找機會笑，現在的觀眾變得有點賤，你稍微逗我一下，我就會笑得比誰大聲。」他罵觀眾賤的時候，還特地停了下交代這一點一定要寫：「有人在舞台上罵句幹你娘，觀眾就開心大笑，這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他分析劇場的笑聲變便宜，眼淚也會變便宜。觀眾變得易感易哭笑，為了哭笑而哭笑，「這是劇場我們自己的錯。我們看到觀眾笑了哭了，就以為有反應了，就愈下愈重，大量複製那些片段，當觀眾沒哭沒笑，我們就會慌，會覺得觀眾沒反應。」就像是一道菜的味精，愈下愈重，最後只剩人工甘味，而搶走了原食材的滋味。
另一個讓觀眾易笑的原因是：「時代變得輕了，一切都變得輕盈了，每個人都習慣立即的反應，有什麼剌激馬上就有對應的反應。每個人都能輕易被說服，所以哭與笑都變得容易了。」就如他的新戲所批判的：這個時代的一切都輕易變成一種不經思考的制式反應了。但他卻反思：「有時候我會特別去克制對事情批判的衝動，因為有時批判對我也是制式反應。」這時，他又像那位被自己綁住的劉三了。
劇本寫：「台灣每個禮拜需要一個任由眾人丟石頭的眾人……」他說，那是因為大環境不好，每隔一陣子就要找人發洩一下。劇本寫：「台灣不是第三世界……台灣有101……台灣有高鐵……台灣還有，還有……還有四十萬以上的外勞！」他說，這當然是諷剌，但台灣本來就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也沒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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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蔚然的雜文很好笑，《黑夜白賊》很好笑，《夜夜夜麻》很機歪，但也很好笑……他說，這些好笑的東西都是在重複自己，玩膩了，不想再做了。事實上，他的劇本時也時有老梗重複，好比，時常有個不懂世事的大學教授；祭祖要由男生先拜，女生後拜……布魯托的鬍子已經花白，似乎在眼前顯得愈來愈顯眼了，我不時想起《夜夜夜麻》的那句對白：「幹！有人一大早就要自殺，為什麼我不能酗酒！」那樣理直氣壯的瘋顛和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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