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大陸上稱作是文化上的「啟蒙」與政治上的「救亡」，當時扮演要角的知識分子，為革命後的中國帶來科學、民主的新思想；「讀書不忘報國」的他們，燒起「反帝」與民族主義的火焰之餘，卻也接生了中國的共產主義。今年是「五四」90年，90年前，那些被時代捲進歷史浪潮裡的五四人物，他們的熱情、急切、義無反顧但最終卻徬徨迷途，能為今日台灣的知識分子帶來什麼啟示？
1919年5月1日，上海港口揚起汽笛的長鳴，碼頭上，時齡28歲、兩年前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中國的胡適，當時已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正興奮地期待著從日本駛來的郵輪入港。
站在他身旁的是另兩位梳著洋式西裝頭的青年，一位是後來寫下《西潮》的蔣夢麟，33歲的他，在3人之中年紀最大。另一位是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院（今國立中央大學前身）的教育學者陶行知。他們熱烈地迎接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首次來到中國講學。
5月4日當天，師生4人悠閒地走在上海市區，說好隔天由蔣夢麟陪同杜威遊杭州。他們並不知道，當天下午，千里之外的北京，來自北大、北京高師、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13校共三千多名學生，擠在天安門的紅牆前，呼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抗議「巴黎和會」喪權辱國；4點左右，隨著憤怒的學生高喊「直奔曹宅」，人潮衝出了王府井大街，經過東單牌樓，穿過趙堂子胡同，約半小時後，來到一戶兩層的西式洋房前，放火燒了這棟「趙家樓」，那是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所。
經過一年的沈澱，胡適與蔣夢麟聯名在報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回憶他們五四當天的心情：「我們心裡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在教育方面輸入新鮮的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
胡、蔣的文章刊出3個月後，中國共產黨正式在上海成立。諷刺的是，前一年，五四發生一周後，兩人還陪同杜威造訪當時人也在上海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談到《建國方略》的實業計畫時，孫文還告訴他們「知易行難」……。

不只是一場遊行
那場發生於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學生遊行引燃高潮的愛國自救運動，直接導火線是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逕自在《凡爾賽和約》裡，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然而，論及五四的內涵及影響，絕對超過5月4日當天的學生遊行。文化上，五四換掉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傳統腦袋，高喊「打倒孔家店」，並且鼓吹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新觀念；政治上，則是滋養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五四因而成了一道分水嶺，最初站在同一進步思想陣線上的中國知識分子，以陳獨秀及胡適為代表，從此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從1920年共產黨成立，到1966年大陸爆發文革，五四愛國知識分子的奮起，何以導致往後50年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反向墜落？而在「科學」、「民主」等一般熟知概念之外，五四究竟還有哪些複雜的面向，讓90年後的今天，仍值再次爬梳、回顧、省思？
經過多年之後，胡適在他自己的口述回憶錄（後經唐德剛整理成《胡適口述自傳》）裡，將五四定位成「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他說，「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大致來說，胡適這番話，可以總結他對五四的反思，而他在此處提到的「政治阻撓」，指的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中央研究院院士、榮獲美國國會2006年表彰人文研究終身成就的「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被引進中國知識圈後，「左翼開始積極地參與不斷擴大群眾的組織動員，將五四轉向政治運動；反之，自由派人士繼續在文化與思想領域，發展原先的文藝復興方案。」
余英時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所知有限，也缺乏對基層民間社會現實的理解，因此滿腔熱血終被馬克思主義的狂潮襲去。也是中研院院士的林毓生，引述其自由主義思想導師殷海光的話，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多會呼叫、少能思想」，且言論往往「混淆、扭曲，反映了他們自己意識的危機多於真正思想的啟蒙。」
五四這段從「文化」往「政治」轉向的歷史，決定了中國迄今的命運，這裡頭涉及了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準備、判斷，以及責任。回顧五四學生遊行之前即已風行中國知識圈的《新青年》雜誌，等於也是回顧了五四思潮那段轉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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