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憶錄之「六四槍聲」

隔了一陣,支聯會參與救援的六四學生與知識分子陸續抵達香港,他們有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四通公司負責人萬潤南。第二天我從那位王姓朋友那裡知道了。因為許多人還沒有來到,所以我沒有「獨家」報導這則消息,擔心地下通道被中共堵死而危及其他人的安全。但是隔了幾天,消息還是走漏了。美國一家通訊社刊登了獨家消息。為此,我在6月28日的《明報》寫了篇〈新聞從業員要顧大局〉說:「如果我們搶先發表消息而導致其他民運人士因而無法逃離大陸,甚至在離開前的一剎那而功敗垂成,甚至喪失他們的寶貴生命,不知諸位新聞工作者,心裡會有何感受?」

又隔了一陣,亞洲電視新聞部的戚香蓮打電話給我,說她拿到了嚴家祺的一則聲明,不知真假,問我能否認出他的筆跡?我沒有看過他的字跡,所以推薦她去中文大學找金觀濤。

但是那時逃到了香港的「名人」,港府與支聯會都不願他們曝光,因為中國政府會向港府施壓,使他們很為難。當時港府的第一責任是為他們在國外尋找落腳的地方。當時主要由法國來收容。不過他們後來在法國也出現許多紛擾。

六四爆發時。中國一位游泳選手楊洋正好在香港,他在電視上看到那種屠殺場面,怎麼敢回去,便向港府尋求政治庇護。正在港府為他尋找願意接受的國家時,一位在香港的汪姓海外民運人士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此事,藉以表明這是民運「策反」的功勞。事情一公開,中國政府的壓力就來了,因為香港與中國政府有個協議,在香港逾期居留的中國來客或偷渡客,被捕後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回去,中國政府一定得接受。於是中國要求港府遣送逾期居留的楊洋,事情曝光,港府基於人權考慮,更不能遣送回去,於是中國拒絕接收其他偷渡客。當時每天遣送回去的大約有一千人左右,幾天下來,幾千人就把香港全部拘留所與監獄占滿。最後是中國讓步,再度接收這些人,否則香港必然大亂。

當時我在深圳報界的一位胡姓朋友,很崇拜張五常而與我認識了。六四後,張教授也在陳希同的報告中被不點名批判,這位朋友因為也曾經寫文章讚揚教授,緊張之下,到了香港向我求救。當時我認識支聯會成員的郭少棠教授,就找他想辦法,由他介紹到支聯會,後來去了法國。因為他不是北京民運圈裡的人,因此到了法國,被民運人士懷疑是特務。

中共輸出假民運真特務

另一位是鄧樸方康華公司的人,原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也說參與民運逃來香港,找到金觀濤要流亡外國,金觀濤找我,我與他見面,把他也介紹給郭少棠,結果也去了法國。九七後我移民美國,在紐約一次民運會議上,主持人報告我在場,後來我知道這人也在場,為何不來與我這個「救命恩人」打招呼呢?後來從其他朋友那裡聽說他們對他的身分非常懷疑。

讓我清醒的是,某次有人介紹我與一位姓鄧的跛腳人士認識。他說是劉賓雁的朋友,還帶有他抗議六四屠殺在香港報章刊登的廣告,他更帶有一批六四屠殺的血腥照片,那是在報章上沒有見過的。所以開始我也很相信他,他也經過我就認識了一些我們圈內人,因而也到了法國。我後來懷疑他,是因為我向在美國的劉賓雁求證,他說這人僅僅是他在北京組織的寫作班的一個學員而已。他積極與各界人士接觸也使我產生警覺,而他名片上刊登的公司地址,竟然沒有這個公司。這才使我判定他有問題。我趕緊把情況告訴了司徒華。他說,法國那邊也懷疑他了。

後來我到了美國,才進一步知道,借「六四血卡」而取得美國居留權的,就有一些中共有意派進來的。其中在華人做到高層的,並且與各界有廣泛聯繫的一位,我與他也有一面之交的,在陳文英雙面諜事件曝光後突然回到了北京,就此沒有再回到美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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