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段哲哲:台灣產業空洞化困境已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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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副總裁兼夏普社長戴正吳
中評社17日刊出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段哲哲專文指出,鴻海副總裁兼夏普社長戴正吳,5月28日宣布有意向在美國投資2186億台幣,而在談到台灣地區投資時,他頗為無奈“台灣是我熱愛的土地,但是目前沒有人來洽談,且台灣地區的政府的招商態度,沒什麼熱情,還有點冷冰冰”。讓我想起多年前“拜耳”一案,對於當時時空背景下民進黨政治人物的擔當卻不敢恭維:拜耳之案,實質就是民進黨人物操弄的結果,其實質是影響了外資對島內的投資案,而且還是以民主之名,行公投正當程序,但是成本卻由台灣大眾所承擔。2016年11月6日下午,台灣前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與讀者面對面對談,接受各式各樣問答。有民眾問認為台灣的三害是立委、名嘴、媒體,問龍應台最想除哪三害?龍應台笑答,這三害只是表面,她自己本人就深受三害之苦,真正的害,是人民本身素質不夠。

一、民主赤字與民主成本

從拜耳案當中,我們看到的是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利益,可以塑造一個“敵人”(拜耳公司與國民黨),實際卻放棄了一個發展經濟的機會,從學術角度看,這是台灣民主所必須要走的路,是民主的成本;從長期來看,實質上是台灣民主赤字的迷失,也就意味著台灣民主制度的運行沒有帶來善治,這樣的赤字從拜耳案中的地方一直延伸到2000之後的台灣中央政權。2000年以來台灣社會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藍綠惡鬥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政治形態,如果說兩黨制是制衡政治的設計是為了避免權力壟斷並享受善治之利,那麼從台灣社會運行的形態看,確實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兩黨政治方面,雙方治理效果都不彰顯,也沒有形成健康兩黨政治形態,政黨輪替之後,搶占資源,分配資源成為主要形體,而不是進行“國家”治理大政方針的調整,促進“國家”發展,從蔡政府上台的表現看,5大政見當中,也只有轉型正義有進展(如同政大某教授所言,似乎民進黨拿到權力後很害怕失去政權),從策略而言,在經濟低迷時期進行分配改革是非常得不償失的,因為對某些群體增加福利,都意味著另外部分群體利益的受損,處於“零和博弈”狀態。

2016年下半年以來,台灣社會對立情緒在網絡蔓延,蔡政府當局政策不斷出錯,而主要反對黨國民黨也是無力提出更為有效有建設性的反對政策,總是脫口而出“全面執政就要全面負責”,並無承擔的視野、勇氣與能力,台灣民眾都只能在選舉中選擇“不那麼爛的蘋果”;台灣知識界塑造著西方民主與經濟繁榮並存的假像,似乎認為“民主程度”對“經濟發展”以及“民眾福利”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假像,民主成為“政治正確”選項。然而,台灣民眾已經厭惡了這樣的台式民主,餘致力教授曾經在課堂上認為 “2014的九合一大選, 則可視為民眾對過去十五年來民主赤字的反彈”,台式民主開始追求“反建制與素人政治”而對候選人的治理能力考慮不多,進而產生了“柯P”與“蔡英文”現象,兩者從一定意義上將都不是合格的領導者,都沒有經歷過嚴格的治理培訓,善於選戰而不擅長治“國”,樂於鬥爭而專注發展,是中國人的特性還是民主鬥爭的特性,還是民主與中國人特性結合後的特性?不得而知,但是從公共行政的角度或者治理的角度,不合格的政治領導人或者政務官絕對是政府治理的災難,當選拔機制出現問題的時候,選出來做事情的人都不是最有能力與品德高尚的人,受苦的往往就是台灣民眾。如同柯P的支持率在2016年3月8日跨過死亡交叉,選舉時一時,但是治理卻在日常生活當中,柯P現象能否持續,還需要經過選民的選擇,是台灣走向善治必須經歷的過程。而從拜耳案中,從今天的標準看,民進黨當時的作為確實是害苦了島內民眾,然而歷史往往不能假設與重新開始,那麼新時期的民眾能否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呢?至少目前似乎還沒有解決破解之道。

二、言論自由與政治人物的責任

如果設想我作為當時拜耳旁邊的住戶我是否會投票支持建設,我的答案是“否”。可以想象的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突然之間有媒體上充斥著大量關於建工廠之後的負面信息,當時的場景下無法辨別真假,個人理性選擇當然是拒絕。有學者認為是一種“定時地、隨機地行使人民否決權( popular veto),有權者才會產生響應人民需求的動機,“去腐但未必興利”是民主政治最底線的運作模式,也是目前唯一真正被實施的民主政治( Riker,1982:244-246)。負面消息與情緒就是容易在短時間擴散,因此,要想將善治的希望寄托於一般民眾教育,在現實操作層面特定時空背景下在有限時間做出決策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時的許信良主席以及當選的廖姓縣長,當時都將說服“12萬人的責任歸結於一家外資企業”;然而選擇性發起對拜耳公司抹黑的也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那麼,問題是如此民進能夠由公開辯論的場合,那必須有對等的力量,當一方是善於操弄民粹的政治人物的時候,一方只是一家外部商業機構,兩者在天然上不對等,何況外商機構沒有責任去做政治說服的責任與義務。從最後的結果看,拜耳案夭折,而拜耳公司的設備並不是抹黑的那個樣子。當事實並不成立,而危害結果已經造成,拜耳公司的權利又在哪裡?

因此,從治理的角度而言,政治人物參與政治的責任就顯得有無必要,在事後得對抹黑行為的追責也是民主治理當中必須處理的問題,言論自由當然是需要保障的權利,但是言論自由不能傷害別人的利益。2000年,得到李遠哲推重的他以“打擊黑金,阿扁有其心”競選口號上台,街頭的草莽政黨手握名器,在權力的國度裡喪失了方向,黑金政治與民進黨的追逐權力的性格糅雜在一起,使得民進黨組織文化墮落為“選舉至上、權力至上、利益至上”的選舉文化:民主進步嚴重不足,貪污腐化後來居上。這一文化席捲了民進黨所有成員,連“台灣之子”也不能幸免。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後,民進黨內部依然是國營事業單位,檢察院委員等等位置是占夠占滿,我們得到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結論。台灣政治文化中呈現出一種反對什麼特別容易,然而有意義的建設卻非常少見,這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台灣人的悲哀。

2017年筆者在返回深圳途中,與一位大陸台商聊天,他抱怨道“總之,藍綠都不會養我們,我們靠自己去大陸投資”,那種對台灣政治人物的失望心態讓筆者覺得台灣民主試驗是否是成功的抱有強烈的懷疑態度;儘管中國大陸學者王英津聲稱“整體而言,台灣民主是成功的”,我卻認為如果長期以來不能帶來善治,只能原地踏步或者退步,那麼台式民主該何去何從?最近台灣的重量級企業家(包括台積電張忠謀,義聯集團林義守)都紛紛表示台灣投資環境不容樂觀,準備大規模赴美國投資,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困境已經不再是危言聳聽,這是台灣政治人物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台灣政治精英需要扛起來的責任。

(段哲哲係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李漢揚編)

【中央網路報】
民進黨:民主進步黨(英語: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縮寫為DPP),簡稱民進黨,為中華民國主要政黨之一,是繼日治時代的臺灣民眾黨後第二個實際參政的臺灣政黨,為臺灣最大的本土派政黨。曾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執政,並成為臺灣歷史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首個透過政權和平轉移執政的政黨,現為臺灣最大在野黨。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和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並列為臺灣兩大政治聯盟。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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