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不是公車上書 而是公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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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一文與曹長青商榷

自稱英美保守主義傳統的服膺者的政論家曹長青,偏偏喜歡用一種紅衛兵式的、唯我獨尊的言說來吸引眼球。雖然曹長青在文章中頻頻引用柏克、哈耶克等先賢的言論,但其偏狹而獨斷的個性與文風恰恰與柏克、哈耶克的紳士風度格格不入。與景仰的對象背道而馳,與批判的對象如出一轍,這是許多中了毛澤東毒素的中國文化人的悲劇,若不經過刮骨療傷,則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兒子」而不自覺。

《零八憲章》公佈之後,雖然劉曉波入獄,但該文本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凡是得到人們讚賞的人物和事件,曹長青非得否定之,方能顯示其高明。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他撰寫了長文《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來批判《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我無法苟同該文的基本觀點,特與之商榷。

劉曉波是最具獨立人格的中國知識分子

與曹長青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相反,劉曉波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中離「諫臣」身份最遠的一個人。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撰文批評李澤厚一舉成名之後,劉曉波始終是一名獨立不羈、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像是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孫悟空一樣,其人格形態迥異於彬彬有禮、鄉愿虛偽的中國文人士大夫,即便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群體當中也讓人側目。

最近,評論家李劼發表了一篇文章,生動地回憶了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會議上劉曉波的表現。當時,身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劉再復,是少數與高層有聯繫的開明派文化人,以顯赫的官方身份自詡,主持會議時免不了要打官腔。劉曉波不能忍受此種官場文化對文化學術界的侵蝕,遂搶佔話筒而滔滔不絕地發言,讓「文藝沙皇」雖然尷尬卻無計可施。由此細節可見,劉曉波的處世方式絕非中國人習慣的溫良恭謙讓,早在那個時代便顯得如此驚世駭俗、特立獨行。

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期間,知識界的諸多名流都與高層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加入體制當中,試圖推動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其中,尤其以趙紫陽時代的體改所為代表。即便是曹長青,當時也供職於朝氣蓬勃的《深圳青年報》,在經濟改革前沿的深圳,利用相對寬鬆的新聞控制,在官方媒體上為改革鼓吹。在那個時代與體制有種種聯繫,並非道德上的瑕疵。有時,在體制內反倒能起到體制外起不到的作用。

然而,即便在那個時代,劉曉波與體制亦保持相當之距離。他從不忌諱發表那些遙遙領先於時代的言論,比如中國只有經過「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民主自由,自己先就堵死了通往仕途的道路。除了擁有北師大講師的身份之外,劉曉波對任何體制內的地位都沒有太大的興趣。

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二十年,劉曉波更是與體制決裂,成為像一根魚刺一樣讓中共難受的、堅持生活在國內的「持自己政見者」。他相信,那個魯迅所說的「活的中國」、「帶著血的蒸汽的中國」,不在廟堂,而在江湖;不在已經被「六四」屠殺嚇破膽的知識精英當中,而在自由意識逐漸覺醒、奮起爭取有尊嚴的生活方式的民間社會之中。

劉曉波曾經在美國勞改基金會出版了《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對「民間立場」作了最為完整的闡述。他與日漸強大的民間社會一直保持著血肉般的聯繫,他的朋友中很多都是普通的工農大眾,可以說很少有知識分子像他那樣「接地氣」。



劉曉波雖然生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卻像哈威爾所說的那樣,「假裝」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湯森路透)

與之相反,在海外流亡者群體中,仍有不少人試圖重新獲得當年的帝王師和諫臣的身份,常常以「有某種特別管道」與高層保持某種聯繫為榮,甚至中共使館的官員請吃一頓飯也成為「顯擺」的談資。胡溫上臺之時,不少人對「胡溫新政」抱有美好的憧憬,甚至撰文吹捧之。劉曉波從不向權力低頭,從不對當局抱持幻想,他是最早撰文指出胡溫新政是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的政治評論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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