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醫邁向公衛領域 菜鳥疫調員出征

棄醫邁向公衛領域 菜鳥疫調員出征
杜克大學來信,我被接受了。開學後,我開始浸淫在基礎醫學中,我在杜克大學也僅學到了這個。直到我發現在杜克大學學不到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第二年就向小兒科教授山姆.卡茲求教。

我告訴他:「我在非洲待過,將來也希望在開發中國家工作,你能不能告訴我,哪裡有一些選修課程是可以和我以前的經驗相輔相成?」

「你為什麼不跟著我的老友—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的湯姆.韋勒做一年研究?他所做的研究應當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於是,我飛去波士頓拜訪韋勒博士。雖然已經步入中年,韋勒的臉上依然有著孩子的神情,非常友善。當時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主任,享譽國際的病毒學家,以分離出小兒麻痺病毒奪得諾貝爾獎。雖然他從未收過純醫學院的學生,但是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我毫不猶豫地就在三年級時轉學至波士頓。

韋勒博士非常崇拜「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上的成就,事實上,我們班上就有五個同學在那裡工作,他建議我考慮到該機構工作。大四那年我返回杜克大學,在實習即將結束時申請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

由於卡茲老師引發了我對兒童醫學的興趣,所以我實習地點選在費城兒童醫院,跟隨卡普醫師。滿臉鬍子的卡普醫師看起來像個猶太牧師,最震撼我的是他與病童父母溝通的方式。他的病人大都病情嚴重,卡普醫師有本事用最簡單、最清楚的方式向父母解釋病情,讓他們清楚病童的風險,雖然他絕不會過分樂觀,但總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讓父母懷抱希望。他與家屬的相處方式,對我是一大啟發。

小兒醫學重視預防與公共衛生勝於治療,想想看,疫苗注射對孩子有多重要。看似繞遠路,事實上小兒科的訓練又將我更進一步推向公共衛生的領域。一九七三年,我做完小兒科住院醫生,就到「疾病控制中心」上班。

到「疾病控制中心」報到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到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報到,接受「疫情調查員」訓練。我被分發到「細菌疾病特殊病理部」受訓,為期一個月。但是不到一星期,一天當我在聽課時,部主任羅傑.費德蒙把我叫出去,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們要派你去亞歷桑那州的帕克印地安保留區,據說那裡爆發喉嚨痛的流行病,有可能是鏈球菌,但是我們不確定。」

我問:「什麼時候走?」企圖壓抑心中的興奮,這麼快就有機會一展身手,雖然不過是喉嚨痛的小病。

費德蒙說:「今天下午。」當時,已是上午十點了。

每年都會有一、兩個還在受訓的學生被叫出教室,賦予任務,因為總有突發疫情需要調查員,但是人手不夠,所以受訓學員也派上場。你需要經驗,如果沒有,那就到現場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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