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親歷者走上維權路 一生就盼中國能民主

「人生一晃2、30年,你說我們能不急嗎?」一名33年前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的親歷者說,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國民主,他著急的是缺少年輕人接棒,在現實生活中維權也有許多艱難。

中共視「六四」紀念日為敏感的日子。據了解,律師浦志強、異議人士查建國等「敏感人士」1日開始就被加強維穩,不是強制被帶走旅遊,就是家門外有人監視。

本篇報導的受訪者張先生(化名)也不例外。他是在國內安全保衛(國保)人員對他加強監視前,告訴中央社記者參與六四對他意味著什麼,以及他在20多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張先生今年53歲,是個普通的小生意人,1989年時,他是北京大學2年級的文科學生,父母務農,沒有特別的家世背景。

當時響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北京的學生和工人,在上海、成都以及其他省會城市如濟南、西安、長沙、武漢、合肥、瀋陽、鄭州等,都有規模不等的示威遊行,有研究者估計,1989年民運總體數量上約有數百萬人參與。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像張先生這樣的普通人,要求政府處理貪腐問題、進而追求民主自由。而在六四鎮壓後,相較於流亡海外者,留在國內的才是這個群體的大多數。

張先生4月開始參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曾參加過5天絕食,回到學校,後來又再度走進廣場。 6月3日深夜,軍隊開始清場,他是最後一波從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撤出的學生之一,當時大約已是4日凌晨4、5時。

人是出來了,但是精神上「30年都沒走出那個地方」。六四屠殺後,張先生還因為與維持北京城戒嚴的士兵發生衝突,在看守所被「收容審查」了半年。說起六四對他的影響,張先生說,就是一個年輕人所遭受「精神上強烈的刺激」。

經歷過六四和關押後,張先生始終覺得應該「做」些什麼,而不是像知識分子只在理論上去談論。為此,他甚至1993年到了湖南,和一些朋友從事一些想發動基層反抗或培養意識覺醒的工作,後來一些朋友被警察抓捕。

六四之後,張先生想的仍是政治層面的事,像是建立反對黨、要為六四平反等。但從2012年開始,他轉而參與具體的基層維權事務,比如社區業主委員會選舉、拆遷權益等,此外,也參與或推動一些知名的跨省維權事件;他認為這些直接牽涉民眾生活利益的事才能產生動員力量。他的體會是:「政治路窄、維權路廣」。

張先生認為,自己最近10年投身的事情是「做實事、打基礎」:中國要有民主的土壤,才有可能做後續更大的事。但維權路也不好走,「我不直接提共產黨怎麼樣,國保說我在打擦邊球」。

更大的問題是,當今中國社會還有培育民主的土壤嗎?許志永2012年發起「新公民運動」,主張教育平權、官員財產公示等,隔年就被逮補並坐牢4年;近年他又因為「廈門聚會」以及2020年發表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勸退書」而被拘捕。 2015年爆發抓捕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的「709事件」,牽涉約300人,對中國維權界更是一大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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