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防部長的產生方式，看見台海兩種權力文明的斷層

【撰文｜創新聞記者陳光蘊｜特稿】

《孫子兵法》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戰爭與國防，從來不是口號工程，而是一個國家最不容輕率、最不該酬庸的制度核心。

然而今日台海的真正差距，早已不只是武器數量或軍費規模，而是更深層的——
權力是如何被配置的？專業是否仍被尊重？

答案，藏在兩岸國防部長的背景與制度定位之中。

▲(圖/創新聞記者陳光蘊翻攝2025.12.31)

一邊是體系產物，一邊是政治結果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出身解放軍海軍體系，長年歷練於實兵部隊、聯合作戰與航母編組。
他的存在，本身並不是權力的頂點，而是制度運轉的一個齒輪。

在中國的設計裡，國防部長負責對外溝通與軍事外交，真正的軍權集中於中央軍委。
這樣的安排，體現的是一種冷酷卻清醒的權力邏輯：

戰爭不能交給個人魅力，國防不能依賴政治明星。

因此，這個位置只對一件事負責——
專業的連續性，而非政治的即時性。

當國防部長不必懂軍事，制度就已經輸了

反觀台灣，顧立雄的政治履歷橫跨法律、金融監管與黨政體系，
卻與軍事專業幾乎毫無交集。
他的出任，並非軍事制度的內生需求，而是政治信任與派系平衡的外部結果。

問題不在於「文官能否領導國防」，而在於：
當任命邏輯與專業無關，國防就被降格為政治資源。

更具警訊意義的是，在其任內接連出現的軍購與採購爭議——
資本額極低、缺乏軍工背景的公司，竟能進入國防標案體系。

這在任何嚴肅的軍事制度中，幾乎不可想像；
卻在台灣，被迅速包裝為「程序合法」、「個案處理」。

當制度開始為荒謬找理由，而不是為專業設門檻，崩壞就已經發生。

軍購一旦政治化，士兵就成為成本項目

軍購不是公共工程，
它不是鋪路、也不是蓋館，
而是直接決定戰場生死的技術選擇。

當軍購被視為利益分配、政治回饋或象徵性表態時，
真正被犧牲的只有一群人——
未來站在前線、卻無權質疑決策的基層官兵。

但在高度意識形態動員的環境裡，
任何質疑軍購合理性的聲音，都極容易被貼上標籤、被道德審判。

這正是最危險的狀態：

當「忠誠」取代「專業」成為免責理由，國防就已經退出理性討論。

制度不是立場，卻決定生死

對照兩岸，可以清楚看見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防邏輯：

這不是民主與否的問題，
而是是否承認戰爭本身不接受表演。

當國防部長成為政治酬庸的位置，
真正付出代價的，永遠不是做出任命的人。

台灣真正該恐懼的，不在對岸

台灣社會真正該警惕的，從來不是解放軍的演訓畫面，
而是——
自己是否還願意讓專業凌駕政治？

如果國防制度可以被政治滲透、被派系平衡侵蝕、被口號掩護，
那麼再多預算、再多武器，都只是心理安慰。

《韓非子》說得直白：
「治國者，以法為本；用兵者，以實為上。」

當一個社會連國防都開始逃避現實，
那麼真正的危機，早已不在海峽對岸，
而是在制度內部，悄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