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為什麼斯大林(史達林)時期蘇俄對華外交能取得非常之成功?從外交策略角度來審視,同蘇俄巧打五張大牌分不開。

打輿論牌,裹挾民意走向

蘇俄通過公共外交爭取民心,大力宣傳「平等對華」。受蘇聯影響,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洶湧澎湃,蘇聯比任何列強都更深地介入中國內政,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19年7月25日,俄羅斯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說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隨後又發表了第二次、第三次對華宣言。這三次宣言,明確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一切侵略利益。宣言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外交才子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講讓他一舉成名。(圖/來源自網路)

然而,1921年6月,蘇軍悍然侵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蘇俄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蘇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蘇軍從外蒙古撤離。顧維鈞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奇怪的是,蘇軍侵入面積等於43個臺灣、140個香港的外蒙古,國人輿論卻並不站在顧維鈞這一邊,相反卻要求北京政府「無條件與蘇俄建交」。此時,不但北京大學生上街示威,新聞機構對外交部大加鞭撻,孫中山也對顧的作法表示反對,到了最後,居然不少軍閥將領都發電報到外交部,指責顧維鈞。北京學生聯合會致函顧維鈞,警告他如不改變立場,趙家樓的故事就將重演。也就是威脅顧要用五四運動中火燒時人所指的「賣國賊」曹汝霖家的辦法來對付他。果然,一個寄給顧維鈞的裝有炸彈的包裹把家中的兩名傭人炸傷。

維持蘇軍在外蒙的軍事存在是蘇俄的底線,因此,越飛與北京政府的建交談判陷於失敗。越飛威脅說,如果與北京政府談不攏,他將轉而與南方的孫中山談判。顧維鈞知道越飛將孫中山作為一張牌來打,以此施壓,但不為所動。對越飛來說,也確實是東方不亮西方亮,轉身與身陷困境、亟待外援的孫中山在上海接觸。1923年1月越飛與孫中山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蘇俄承諾援助國民黨,從孫中山手中得到在北京政府那裡沒有得到的東西。白紙黑字的《孫越宣言》明白無誤地寫明「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也就是認可蘇俄在那裡的武裝侵佔。1924年起,被劃入蘇聯勢力範圍的外蒙古居民,出入境已持莫斯科頒發的護照。國人受十月革命影響,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待外蒙古事件,沒有認識到蘇俄對華宣言只是一種外交姿態,從來沒有打算真正實行。

中蘇恢復外交關係後,蘇聯對外仍自稱是《辛丑條約》簽約國,只是承諾將來會廢止此約。隨著蘇聯政權的逐步穩固,斯大林不僅根本無意兌現《加拉罕宣言》承諾,理由居然是「可能翻譯錯誤」,後來又將加拉罕槍斃,而且還策劃了外蒙古獨立,並侵佔了中國17萬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地區。

打資源牌,加大外交投入

中俄建交後,斯大林派因《加拉罕宣言》而在中國最為知名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出任駐中國首任大使,把俄羅斯第一次授銜時的五位開國元帥中的兩位派來中國,一位是被安排到北京任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的葉戈羅夫,另一位是北伐時期被派到中國來的開國元帥、任廣州國民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的加侖,俄文名字是布留赫爾。葉來華前是紅軍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離開北京回莫斯科後出任了蘇軍總參謀長。斯大林為什麼派這麼重要的將帥來擔任駐華武官?其用心就是要葉戈羅夫以使館武官合法身份作掩護,以便就近協助馮玉祥的國民軍,打敗北京政府的北洋軍隊。

作為武官,其職責本來應該是促進中蘇兩軍之間的友好往來與合作,但他的祕密使命實際上恰恰相反。葉戈羅夫在京期間,蘇聯給予了馮玉祥大量的軍事援助,從而使馮玉祥的國民軍在一度崩潰後又迅速崛起。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國民軍從蘇方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一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等。北伐戰爭開始後,蘇聯在10月間還向國民軍提供了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和三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普里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版,第10頁)根據馮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據,蘇聯在兩年中援助馮玉祥的軍火有:步槍31500支,子彈5100萬發,機槍227挺,炮60門,炮彈5.8萬發,軍刀5000把,飛機10架。同月,蘇聯還決定撥給馮玉祥鐵甲機車八輛,汽油3750普特,飛機油750普特。1926年11月24日,馮玉祥國民聯軍總參謀長鹿鍾麟率團赴蘇訪問,斯大林接見鹿鍾麟時,答應向馮玉祥「援助10萬銀元之軍費」(鹿鍾麟:《訪蘇見聞》)。他還答應為馮玉祥提供「五萬人的軍事裝備,但後來他又決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這個數量多八倍的裝備」(毛以享:《俄蒙回憶錄》,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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