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抗戰爆發後,斯大林派來大量的著名將帥援華,包括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加列夫等蘇聯衛國戰爭中著名的元帥和將軍,給國民黨軍隊充當高階軍事顧問。由此足以證明斯大林當時對中國事務是何等關注。

打牽制牌,南北同時下注

蘇俄善於打牽制牌,支援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政府的異己力量來牽制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孫中山與北京政府長期對立,蘇俄利用這一點來實施其外交戰略。

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黃埔軍校。(圖/翻攝自網路)

孫中山三次在廣州開府,北京和廣州一國兩府,蘇俄一方面與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對孫中山在廣州開府提供全面支援,幫助打倒北京政府。斯大林派鮑羅廷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總政治顧問。在財政上,蘇聯援助了至少1270萬盧布,其中270萬盧布用於建設黃埔軍校,1000萬盧布用於建立國民黨中央銀行。亦有資料稱,其時蘇聯每月給予國民黨中央黨部津貼三萬墨西哥銀元,黃埔軍校10萬粵幣,各報紙宣傳機構數百、數千元不等云云。當時國民政府的蘇聯顧問和中國僱員,確是由蘇方支付工資,每月150至700港元不等。平定廣東商團叛亂時,黃埔學生軍就得到了蘇聯援助的8000多支莫辛步槍。

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各重要機關、各軍種和兵種,幾乎都有蘇聯顧問。廣州革命政府有以加倫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皆魯尼任副團長,勃拉戈達托夫任參謀長兼國民革命軍司令部顧問,斯涅戈夫任作戰部部長,斯特魯姆比斯任偵察部部長,捷斯連科任軍事訓練部和組織部兩個部門的負責人。國民革命軍第一至第八軍中都有蘇聯將軍擔任軍事顧問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首席顧問鐵羅尼,總參謀部首席顧問葉弗列莫夫,總司令部顧問科爾涅夫,炮兵首席顧問鮑羅金,空軍首席顧問謝爾蓋耶夫(兼空軍負責人),海軍顧問格雷,軍需顧問羅戈夫,通訊顧問科爾涅耶夫,軍醫顧問奧爾洛夫等。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分成三路大軍,東路軍總顧問是切列潘諾夫,中路軍總顧問由加倫兼任,西路軍總顧問是奧依尼其。

大批蘇聯顧問和專家不僅親隨北伐軍,參贊戎機,甚至直接參加作戰。北伐軍所有飛機都由俄國人駕駛,在圍攻武昌的戰鬥中,由空軍首席顧問謝爾蓋耶夫親率的飛行隊,負責偵察敵情,炸燬敵軍無線電臺,散發《勸告敵軍投降》等傳單,輪番轟炸和俯衝掃射敵軍司令部、炮兵及陣地,「一共投下了219枚炮彈,發射近4000發槍彈,撤下了好幾普特的傳單」(蘇聯《歷史檔案》1959年第1期,第127頁)。10月31日,蘇聯飛行員駕駛飛機襲擊了自南昌往九江的孫傳芳的專車。(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1979年版,第2冊第101頁)1944年5月中旬,蘇聯大使潘友新向蔣介石做出明確保證: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不再援助外國共產黨。蘇聯政府現在不給,將來也不會給中國共產黨任何援助。(《美國對外關係檔》,1944年,第6卷,第793、504-505頁)9月8日,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納爾遜和赫爾利大使告訴蔣介石,莫斯科對華空氣現已好轉。莫洛托夫對美國人說:蘇聯願意見到中國強盛和統一,中共並非共產黨,蘇聯也無意支援中共(《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4冊,第395-396頁)。然而,當中方與蘇方為東北主權完整以及外蒙疆界問題僵持不下時,1945年8月9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國政府必須讓步,「否則共產黨就將進入東北地區」。這時,「中共問題」成了斯大林敲打蔣的最有力籌碼,蔣被斯大林戳到心病,已無牌可打。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蘇軍進攻東北的炮聲中倉促締結。除了旅順不使用租借名義以外,斯大林得到的比《雅爾塔協定》的還要多。

打情報牌,利用《田中奏摺》

蘇聯檔案解密後,人們發現,蘇在中國的公司、銀行、通訊社、研究所等,幾乎全是間諜機關。「只是開展地下活動和情報工作的幌子而已」,「蘇聯駐中國的諜報機關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奉天、哈爾濱、長春等市」(《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07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第111頁、81頁)。1919年蘇在北京和哈爾濱建立了間諜網,最高負責人是達夫強。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名外國人之一的尼科爾斯基的真實身份就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太平洋國際學會京都會議上,一份後來被稱為《田中奏摺》的檔案被非日方人員散發給與會各國代表。這是一封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的約四萬字的祕密奏摺。奏摺說明,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儘管日方在會上當即對所謂《田中奏摺》堅決否認並此後一直否認,對散發此文堅決抗議。然而,《田中奏摺》仍迅速流傳,中國各階層各政黨自然對日本更加義憤填膺、切齒痛恨。

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田中奏摺》當年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刊本(團左)和田中義一(圖右)。(圖/翻攝自網路)

原來,1924至1927年,蘇俄在哈爾濱的情報站,從源源不斷的情報中,偵知到日本的基本國策是把蘇俄定為第一假想敵,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標,將北上對蘇俄和外蒙古發動戰爭,時間迫在眉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07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125—130頁)斯大林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把這類情報在報紙上大加宣傳,號召蘇聯青年仇恨日本,舉行抗日的遊行示威,而是祕而不宣,不動聲色,積極地做防止戰爭的準備——把戰爭的禍水引向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蘇俄偽造的《田中奏摺》出籠了。「1999年9月7日,日本《產經新聞》刊發文章,根據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國際》雜誌的舊稿分析,蘇聯情報機關1925年左右通過潛伏特工,從日本外務省盜取了重要檔案,《田中奏摺》是以那批內部檔案為底稿,加以改寫拼湊出來的,目的是分化中日關係。」(信力建《蘇聯偽造<田中奏摺>以及弄假成真之經過》,共識網201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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