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退役飛官案件看大國競逐：低信任與高互賴下的制度邊界／魯云湘

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近期，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公布一起涉及退役飛官違反《武器出口管制法》的案件，指其未經授權為中國大陸空軍提供培訓。指控仍在司法程序中，但案件引發關注的原因，不只在個人行為，而在其所折射的制度邊界問題：在大國競逐升溫的背景下，自由市場與國家安全的邊界應如何重新劃定？

值得注意的是，該案件並非發生在正式敵對或戰爭狀態之下。美中並未宣戰，也未進入冷戰式的全面隔離。雙方在貿易、金融與供應鏈層面仍維持高度互賴。然而，安全部門對技術外流與軍事專業流動的警覺卻日益提高。這種「信任逐漸減少、互賴仍然存在」的結構，正成為當前大國關係的底色。

若從歷史對照來看，十九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海軍競逐，或可提供某種鏡像。當時的大英帝國與德意志帝國，在經濟層面往來密切，德國已成為英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然而，德國在1898年至1912年相繼通過《海軍法》，推動艦隊擴張，試圖挑戰英國的海權優勢；英國則以1889年的《海軍防禦法案》（確立兩強標準）為制度基礎，並在1906年無畏艦問世後加速建造，以維持海上優勢。經濟互賴並未中斷，但戰略信任卻逐步下降。

在那樣的環境中，任何軍事建設都更容易被解讀為針對性威脅。雙方並未立即走向戰爭，卻在長期競逐與意圖猜測中累積風險。多數歷史研究指出，英德衝突並非源於單一決策，而是在信任逐步減少的過程中，制度未能及時調整。

當代情勢亦出現類似的制度回應。2024年6月，英語國家「五眼聯盟」情報機構罕見聯合發布公告，警告中國透過第三方公司招募現役與退役西方軍事飛行員與專業人員，可能弱化西方嚇阻能力並增加未來衝突風險。此類公開聲明顯示，軍事專業外流已被視為聯盟層級的安全議題，而非單一國家的執法問題。

另一方面，退役飛官的職涯市場本身亦存在供需張力。高階飛行訓練屬於稀缺專業，美國國內防務企業雖提供穩定職位，但民間與海外顧問市場，往往開出更具吸引力的短期報酬。在全球化環境下，專業技能的市場價值被放大，個人決策與制度邊界的距離，也隨之縮短。

與英德不同的是，當代全球化程度遠高於1914年前。軍事專業與高科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市場化，因此美軍退役人員在法律架構內，可自由選擇職涯方向。而美國政府多半採取「事後追訴」而非「事前全面封閉」的管理方式。這既維持了自由市場原則，也使安全邊界更依賴法律判定與個案裁量。

因此，問題不僅關乎忠誠，更關乎制度如何在低信任環境下，重新界定自由行動的邊界。當信任下降速度快於制度調整速度，灰色地帶便會擴大。灰色地帶既可能促成市場行為，也可能成為強化管制的理由。

歷史並不必然重演。英德競逐最終走向戰爭，背後涉及聯盟體系、民族主義與多重危機因素，不能簡單類比。然而，歷史所提醒的，是高互賴並不自動等於高信任。當互賴結構持續存在，而安全疑慮逐步升高，制度邊界的調整將成為長期課題。

例如，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員 Daniel Duggan，因涉嫌未經授權為中國大陸軍方飛行員提供訓練，在澳大利亞被捕，並於2024年底獲批准引渡美國。該案歷經數年司法程序，顯示相關國家已將軍事專業外流視為具體的法律與國安問題，而非單純市場行為。

近年來，美國與部分盟國已逐步強化許可制度與出口管制的適用範圍，並討論在特定敏感領域導入更明確的競業限制條款。這些制度工具，並非全面封閉，而是試圖在自由流動與安全風險之間，重新劃出可預測的法律邊界。

在此意義上，與其將個案視為孤立事件，不如將其放回更宏觀的競逐結構中理解。自由與安全從來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中重新取得平衡。大國關係的未來，不取決於單一案件的結果，而在於制度能否在維持開放原則的同時，回應逐漸減少的信任。在低信任與高互賴並存的時代，制度若調整過慢，風險便會自行尋找出口。（照片達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