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佯動」的邊際代價／李魚豪

李魚豪（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獨立工作室 主持研究員）

一、問題的轉向：當成本曲線發生質變¹
在前幾篇對「佯動攻勢」與「反佯動結構」的討論中，我們已釐清大國如何透過節奏管理累積壓力，而小國必須透過「門檻設計」來避免陷入持續性的消耗。

然而，這套架構正受到技術與經濟變數的強烈衝擊。當前的技術演進與經濟變化，正在重新塑造國家在衝突中的成本與風險計算。當某些技術降低施壓行動的操作成本時，佯動便更容易被常態化；相反地，當經濟與制度結構提高全面衝突的系統性代價時，戰略門檻的設計也隨之變得更加複雜。問題的核心在於：科技與經濟條件，是否正在改變國家在競逐中的成本與行動選擇。

因此，軍事學說與戰略設計往往建立在國家對威脅、資源與能力的整體評估之上，而技術條件與組織能力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國家對衝突成本與風險的判斷，進而改變其戰略選擇。

二、無人系統：施壓成本的「侵蝕」與常態化²
無人系統與自動化偵察技術的普及，正在改變軍事壓力操作的成本。

在傳統軍事規範下，大規模軍事示威通常涉及高昂的燃料、人員與後勤成本，同時伴隨人員傷亡風險，因此形成一定程度的操作門檻。然而，隨著無人系統與低成本精準打擊能力的發展，使軍事組織運用力量的成本逐漸下降。

當自殺無人機與無人機群能以相對低成本執行偵察、騷擾或有限打擊時，施壓者在政治與經濟層面的負擔也隨之降低。這意味著壓力操作不再必須依賴高成本的大規模軍事部署，而可以透過頻繁但有限的行動逐步累積。

在此情況下，佯動操作可能從「昂貴的例外」，轉變為更容易被持續使用的手段。大國能以較低成本維持高頻率的壓力脈衝，測試對手的反應與承受能力，並逐步消耗其防禦資源。

正因如此，新軍事技術的擴散往往會改變軍事能力的組織成本與使用門檻，進而影響國家運用軍事力量的方式與頻率。

三、供應鏈武器化：經濟依存如何成為「防禦門檻」？³
與軍事技術所帶來的「侵蝕」效應不同，全球經濟的演變則帶來另一種更為複雜的戰略影響。

隨著全球化深化，金融、資訊與供應鏈逐漸形成高度連結的跨國網路，使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顯著提高。然而，這種相互依存並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出高度不對稱的網路結構。在這些網路中，部分節點因其在資金、資訊或物流流動中的核心地位，逐漸成為影響整體系統運作的關鍵樞紐。

在此結構下，國家若能掌握或影響這些核心技術，便可能利用全球經濟網路作為戰略工具，對他國施加壓力。於是，原本以效率與交易為目的而建立的經濟網路，開始被轉化為一種「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形式。

對小國而言，這種結構往往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高度整合的供應鏈，使其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或經濟脅迫；另一方面，當某些關鍵產業具有不可替代性時，任何試圖迅速改變現狀的行動，都可能對整個網路產生連鎖衝擊，從而提高衝突升級的系統成本。換言之，經濟整合在增加脆弱性的同時，也可能無意間加厚衝突的初始門檻。

四、認知作戰與經濟脅迫：放大不確定性的新工具⁴
除了實體軍事層面之外，資訊網路、金融市場與社會心理空間，也正逐漸成為競逐的重要場域。

在數位網路環境中，認知作戰的目標已不再僅限於傳統宣傳或心理戰，而是透過影響人們對資訊的理解、風險判斷與決策模式，進一步塑造政治與社會行為。學界與政策研究指出，當代衝突的關鍵戰場往往不再只是地理空間，而是人類如何「感知、解讀與決定行動」的認知過程。⁴

在此環境下，大國能透過資訊擾動、金融市場訊號以及政策表述的不確定性，在軍事衝突之外施加跨領域壓力。這類操作往往運作於「武裝衝突門檻以下」，透過影響社會信任、政策預期與風險認知，使壓力逐步滲透至政治與經濟決策層面。

有鑒於此，認知作戰的目標不僅是訊息傳播，而是透過影響信任網路、社會敘事與制度正當性，改變群體對風險與威脅的判斷。當這些工具與人工智慧及數位平台結合時，影響行動的速度與精準度將大幅提升，使競逐逐漸呈現出跨資訊、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整合壓力形態。

五、變數的整合：當施壓變得廉價，而升級變得昂貴⁵
綜合前述觀察，科技與經濟變數正在推動衝突成本結構的重新分布：
（一） 技術面：降低了低階壓力操作的邊際成本，使「常態化佯動」更容易被維持，也使傳統依賴高成本軍事部署的嚇阻方式面臨新的挑戰。
（二） 經濟面：高度整合的全球經濟網路，則提高了全面升級的系統性成本，使「一次性攤牌」的代價更加難以預測。

在這種結構下，小國的安全架構不能僅依賴能力規模或軍事裝備的單一指標，而必須同時考量科技、經濟與制度環境所帶來的戰略效果。
正因如此，嚇阻與競逐的關鍵並不僅在於實際使用武力，而在於能否影響對手對風險與成本的評估。透過改變衝突升級的不確定性與潛在代價，國家可以在不必真正動用武力的情況下，對對手的決策形成壓力。

結語
佯動的本質未變，依然是透過節奏管理與不確定性操弄所形成的壓力競逐。然而，科技與經濟變數正在從根本上重新定義這場競逐的入場券與代價。

當無人化技術降低施壓者的邊際成本，佯動將不再是偶發的軍事示威，而會演變為一種隱蔽且低成本的磨耗。與此同時，全球化供應鏈的深度嵌入，雖增加了小國的經濟暴露感，卻也意外地為全面衝突設定極高的系統性代價。

對小國而言，理解這些變數的目的，並非追求技術上的完全對稱，而是要學會重構自身的成本結構。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能與大國在能力上對等，而在於能否透過技術與經濟結構，使對手在升級時必須承擔更高的不確定性與代價。（圖片翻攝示意圖）

【參考文獻及註解】
1.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23, 220-224.
2. Michael C. Horowitz,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owe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27, 208-210.
3. 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Summer, 2019), pp. 43–48.
4. James Giordano, “Cognitive Warfare 2026: NATO’s Chief Scientist Report as Sentinel Call for Operational Readiness,”,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SS ,, (January 6, 2026).
5.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