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失控的時代，善用數據思考，或許是獲得生存優勢的關鍵。（圖／Pixabay）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摘自《數商：向阿里巴巴前副總裁學習數據時代的生存商數》】

難以戰勝的人類感覺

1831年，倫敦爆發了第一次霍亂大流行。小災進城，大災離城，在巨大死亡陰影的籠罩下，城市的居民都成群結隊向鄉村逃亡。這個時候，斯諾（John Snow，1813－1858）還是一名學徒，他目睹了出城的人流造成交通大壅塞，人走城空，正常的生活被傳染病快速摧毀，這些場景令他心如刀割。

他是一名麻醉醫生，這種傳染病跟他關係不大，但醫者仁心，他開始關注研究這種病。

當時的人們都傳言，霍亂是經由空氣傳播的，城市裡無處不在的臭味和瘴氣是這種傳染病的根源。

1848年，倫敦爆發了第三次霍亂大流行。斯諾發現，霍亂患者的最初症狀都是腹瀉嘔吐，「如果真的是瘴氣傳播，為什麼最先被感染的不是鼻子和肺，而是腸胃？又為什麼一家人當中會有倖存者，接觸病人的醫生也不會被傳染？」

斯諾斷定，霍亂一定是經口腔進入腸胃的。他推測這極有可能是因為喝了不乾淨的水。但當時的科學設備看不到水裡的微生物，被霍亂弧菌汙染的水，看起來完全和正常的水一樣，仍然純淨透明。斯諾無法說服身邊的人相信他的判斷。

斯諾需要的顯然是更多的證據。他深入疫區，挨家挨戶敲門詢問患者和喝水有關的資訊。他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1848年至1849年霍亂爆發期間，倫敦市共有7,466人死亡，其中4,001人都居住在泰晤士河南岸，這意味著南岸的死亡率接近0.8％，是市中心區的3倍，而倫敦西邊和北邊的死亡率僅僅只有0.1％。

對此，瘴氣論的流行解釋是，泰晤士河南岸聚居了大量的勞工階層，汙濁的空氣導致死亡率更高。

斯諾認為這個解釋是錯誤的，他舉出反證說，倫敦東區比泰晤士河南岸聚居了更多的民工，是全倫敦最貧窮、最擁擠的地方，但死亡率只有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半。斯諾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南岸的倫敦人都飲用泰晤士河的水，而北岸倫敦人的飲用水來源並不僅限於泰晤士河，而是有多個來源。他分析了各個來源，發現死亡的數據和供水的路線有高度相關性。

斯諾的調查數據表明，飲用A公司水的家庭有1,263人死於霍亂，而飲用B公司水的家庭只有98人死於霍亂。當然，單純比較死亡的絕對人數是不公平的，因為有些地區的人多，有些地區的人少，斯諾又拿每一萬戶的死亡人數做對比，結論是飲用A公司水的家庭，每一萬戶死亡人數約是B公司的8.5倍（315除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