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元汴項聖謨收藏暨書畫市場探析
明人收藏清翫、品賞物趣是一種普遍的時尚，堪稱全民運動，並有書畫船的風流雅事，主人家將書畫藏品置於舟舫上，可偕友觀賞、創作書畫、遊覽山水美景。隨著書畫收藏風尚熾盛，買賣交易市場活絡的情況，與今日相較亦不遑多讓，張岱記西湖「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蠻夷閩貊之珍异，皆集焉。」有買賣商機就會伴隨著作偽造假的情形，古今亦然。明人的造偽之術，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如沈德符所見「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
喜好收藏鑑賞的人，身分不限於富商巨賈、官宦士子、書畫名家，還包括一般市井小民，甚至於奴僕。沈春澤為《長物志》作序時提到「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鑒賞，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便說明這種，人人皆熱衷於收藏的盛況。
項氏家族的收藏
明人收藏風鼎盛，尤其江南富庶地區收藏家輩出，有華夏、王世貞、項元汴、董其昌等大家。在這幾位明人收藏大家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項氏家族，以項元汴（1525～1590）為首的累世家藏，冠於江南，可和元代倪瓚的清閟閣收藏相比，據王世貞《國朝叢記》載項家為全國排名前十七大富豪，財貲又以古董字畫為最。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又號墨林子、墨林嬾叟、墨林外史、香巖居士、南華仙史等。項元汴因得一鐵琴，上有「天籟」二字，便以此命名藏賞書畫樓閣為「天籟閣」。姜紹書談及項元汴收藏「生嘉靖隆慶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項家的收藏其中一部分得自於文徵明、文嘉、文彭父子，無錫收藏名家華夏等人，匯集了吳中地區的藏品精華。
龐大的收藏品，須有鑑識眼光方能確保收藏品質，系統化的整理編碼以利管理。在鑑賞眼光上，除了項元汴本人的鑑賞眼力，文氏三父子亦為其鑑賞團軍師。在眼力功夫上，據《東圖玄覽》的記載，項元汴在與詹景鳳的談話中曾批評同為收藏家的「王氏二美則瞎漢，顧氏二汝眇視者。」王世貞、王世懋兩人是瞎眼，顧從德、顧從義兄弟是近視眼，只有文徵明具有雙眼，可惜文徵明已死，現在全天下，就我和你（詹景鳳）是有眼睛的了！當然，稱讚詹景鳳有眼睛，是客套話，實際上是誇耀自己的鑑賞眼力為天下第一。
收藏的編碼系統是為一大學問，項元汴有著自己專屬一套，以千字文為書畫編號的系統，取自《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內文字，編號文字大多書於畫幅右下角或卷後題識，如：台北故宮藏趙孟堅〈水仙卷〉為「黃」字號，武元直〈赤壁圖卷〉為「譏」字號。除了千字文編目，另有以其他字與數字編目，如：「飫」字號的王羲之〈此事帖〉，「三」字號的錢勰〈先起居帖〉。
收藏家的另一身份——古董商？
項元汴在編號的同時，也會在部分書畫名蹟上標注其價錢，通常記寫於後跋中。法書作品最高價者為王羲之〈瞻近帖卷〉「其值二千金」，後張覲宸記語「萬曆四十七年，仲秋三日，以二千金購於墨林之子元度者。」依明人沈榜《宛署雜記》等資料文獻，當時正七品官俸祿為年薪45兩白銀，米價為金一兩可買十石米，可換算成今日的944公斤，一家五口人可吃超過二年了！明代通俗小說《三言》記有「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只值四百金。」可見當時的二千金，足可購買現今一幢高級地段的別墅豪宅！第二高價者為懷素〈自敘帖〉「唐僧懷素草書自敘帖真蹟。明墨林山人項元汴珍祕。其值千金」；第三高價者為馮承素摹〈蘭亭帖卷〉「原價五佰五拾金」。另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宋御府珍祕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明檇李墨林山人項元汴鑑賞，才字號，其值二百金」，「萬曆四十七年季冬十有五日，以三百金購之項玄度，張覲宸識。」趙孟頫〈書道德經卷〉「其值七十金」，虞集〈書虞文允誅文賦卷〉「購於無錫華氏，用價五十金」。
繪畫作品以仇英〈漢宮春曉卷〉「值價二百金」居首位，其次為金武元直〈赤壁圖〉「其值壹百五十金」，另有唐尉遲乙僧〈畫蓋天王圖卷〉「其值四十金」，宋人錢選〈山居圖卷〉「原價三十金」、黃筌〈柳塘聚禽圖〉卷「原價八十兩」，元趙孟頫〈甕牖圖〉「原價五十兩」等。
據標價的情形，可知當時市場行情、作品的售價及轉賣、流通的價格。當然作品價位的高低與藝術表現、保存品質、尺幅大小、審美風尚、時代珍稀皆有所關。據項元汴的收藏，或可推及當時藏家重法書甚於畫作，這與今日市場上書法作品價格低於繪畫作品的狀況大相逕庭，推測這和當時印刷術不若今日發達，法書的流通、可見性較低有關。
然而，標注價格這樣的行徑作為，不免令人懷疑項元汴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朱彝尊《曝書亭書畫跋．書萬歲通天帖舊事》記項元汴「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噉」，天籟閣是為項元汴進行書畫交易的場所，如果交易失敗或是買貴的話，常常悔恨不已，甚至吃不下飯！這時，兄長項篤壽會去詢問「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霽心悅目者乎？」項元汴就將買貴的物件轉賣給兄長。又，文彭曾寫信給項元汴「四體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兩，其文賦因止欠佳，故行筆澀滯耳！雖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這樣的作法，簡直是在建議項元汴該如何做生意，也反映出因為書畫市場的活躍，將原本一套的作品拆件分售好牟利賺錢。
有研究指出項家曾以經營當舖致富，亦因為這樣的身分背景，使人懷疑項元汴是否有可能經營以買賣性質為主的生意，學者鄭銀淑則認為項元汴經由收藏買賣字畫，而賺取更多財富。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藏家與古董商的不同，藏家重在收藏保有作品，古董商則重在交易買賣。就書畫買賣層面而言，項元汴是否曾親手將書畫作品轉賣給胞兄之外的人，目前雖沒有直接證據，但在身為鑑賞家、收藏家的同時，是否有可能另為古董商呢？此中頗有值得玩味之處，並有待更多的研究發現，以還真相。
占有慾的滿足──收藏印記
除了在作品上題跋、編號與標注價格，也可以看到項元汴在其上鈐有各式收藏印。對於收藏家而言，鑑藏印章可作為書畫真偽的徵信物件之一，而在自己所藏的書畫作品上鈐蓋自己的收藏印記，一方面經由郡望堂號、閑章雅名，表述心志，另方面可證明這是經自己收藏過，有著「過眼即我有」的心態，或許這也是種占有慾的表現吧！
台北故宮的書畫作品上出現過項元汴的收藏印共達98方，項聖謨為66方，項氏家族共計190餘方。在歷代私人收藏家中，項元汴、項聖謨祖孫二人無疑是收藏印數量之冠亞雙雄。從鑑藏印的數量多寡，似乎也可一窺項元汴對某些作品寶愛珍視的程度，例如唐代盧鴻〈草堂十志〉上鈐有近100多方印，懷素〈自敘帖〉亦高達70多方，黃庭堅〈書松風閣詩卷〉有40餘方。如果說清高宗乾隆喜好在書畫收藏品中蓋滿收藏印記，飽受後人詬病，那麼項元汴即是開此風的老前輩。
不論是多珍貴的書畫名蹟，對於收藏家言，只要是我「自己」的收藏物，就是我的，是一種私有的資產財富，並不會有現今珍貴文物是公共文化財產的觀念，所以不免在自己所寶愛的書畫名蹟上蓋滿印章，使得作品本有的視覺畫面有所破壞。而項元汴喜歡在書畫名蹟上鈐蓋多方收藏印及標寫價格的行為，就曾遭致姜紹書於《韻石齋筆談》嚴厲批評：「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累累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鏐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認為他的舉措破壞書畫名蹟的原貌，並讓書畫作品猶如帳冊。
項元汴的收藏，在他過世後，大部分藏品流入六子（項德純、項德成、項德新、項德達、項德弘、項德明）手中，後傳給孫子項聖謨。順治乙酉（1645），清兵入嘉興之地，「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項聖謨於〈三招隱圖〉畫上自題「閏六月廿有六日，禾城既陷，劫灰熏天，余僅孑身負母并妻子遠竄，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遺法書名畫，與散落人間者，半為踐踏，半為灰燼。」談到家族累世收藏在國破家亡之際流散的情形。因戰亂而散落的諸多收藏，之後輾轉為清初收藏家梁清標（1620～1691）、安岐（1683～？）等人收藏，後多流入清宮內府。如今存世者，主要收藏在台北、北京故宮二院，其餘則流散在海內外博物館及私人藏家，據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天籟閣的舊藏品就有74家129種之多，而這些藏品亦絕大部分都仍存於世。
時光荏苒，天籟閣業已荒廢，風光不再。在歷史的洪流中，項元汴是單獨一人，生命有限，即使是家族命脈的延續，亦渺小的猶如滄海一粟，珍貴的書畫文物在兵馬倥傯間流散四逸。然而，藉著珍貴名蹟的流傳，那些為己私之物憑證的「收藏印」，讓藏家的生命得以延續，被記憶被傳誦，若宏觀地以歷史文物保存的觀點看項元汴的收藏，收藏亦是種不朽功業，其功績偉巨，遺福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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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收藏鑑賞的人，身分不限於富商巨賈、官宦士子、書畫名家，還包括一般市井小民，甚至於奴僕。沈春澤為《長物志》作序時提到「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鑒賞，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便說明這種，人人皆熱衷於收藏的盛況。
項氏家族的收藏
明人收藏風鼎盛，尤其江南富庶地區收藏家輩出，有華夏、王世貞、項元汴、董其昌等大家。在這幾位明人收藏大家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項氏家族，以項元汴（1525～1590）為首的累世家藏，冠於江南，可和元代倪瓚的清閟閣收藏相比，據王世貞《國朝叢記》載項家為全國排名前十七大富豪，財貲又以古董字畫為最。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又號墨林子、墨林嬾叟、墨林外史、香巖居士、南華仙史等。項元汴因得一鐵琴，上有「天籟」二字，便以此命名藏賞書畫樓閣為「天籟閣」。姜紹書談及項元汴收藏「生嘉靖隆慶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項家的收藏其中一部分得自於文徵明、文嘉、文彭父子，無錫收藏名家華夏等人，匯集了吳中地區的藏品精華。
龐大的收藏品，須有鑑識眼光方能確保收藏品質，系統化的整理編碼以利管理。在鑑賞眼光上，除了項元汴本人的鑑賞眼力，文氏三父子亦為其鑑賞團軍師。在眼力功夫上，據《東圖玄覽》的記載，項元汴在與詹景鳳的談話中曾批評同為收藏家的「王氏二美則瞎漢，顧氏二汝眇視者。」王世貞、王世懋兩人是瞎眼，顧從德、顧從義兄弟是近視眼，只有文徵明具有雙眼，可惜文徵明已死，現在全天下，就我和你（詹景鳳）是有眼睛的了！當然，稱讚詹景鳳有眼睛，是客套話，實際上是誇耀自己的鑑賞眼力為天下第一。
收藏的編碼系統是為一大學問，項元汴有著自己專屬一套，以千字文為書畫編號的系統，取自《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內文字，編號文字大多書於畫幅右下角或卷後題識，如：台北故宮藏趙孟堅〈水仙卷〉為「黃」字號，武元直〈赤壁圖卷〉為「譏」字號。除了千字文編目，另有以其他字與數字編目，如：「飫」字號的王羲之〈此事帖〉，「三」字號的錢勰〈先起居帖〉。
收藏家的另一身份——古董商？
項元汴在編號的同時，也會在部分書畫名蹟上標注其價錢，通常記寫於後跋中。法書作品最高價者為王羲之〈瞻近帖卷〉「其值二千金」，後張覲宸記語「萬曆四十七年，仲秋三日，以二千金購於墨林之子元度者。」依明人沈榜《宛署雜記》等資料文獻，當時正七品官俸祿為年薪45兩白銀，米價為金一兩可買十石米，可換算成今日的944公斤，一家五口人可吃超過二年了！明代通俗小說《三言》記有「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只值四百金。」可見當時的二千金，足可購買現今一幢高級地段的別墅豪宅！第二高價者為懷素〈自敘帖〉「唐僧懷素草書自敘帖真蹟。明墨林山人項元汴珍祕。其值千金」；第三高價者為馮承素摹〈蘭亭帖卷〉「原價五佰五拾金」。另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宋御府珍祕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明檇李墨林山人項元汴鑑賞，才字號，其值二百金」，「萬曆四十七年季冬十有五日，以三百金購之項玄度，張覲宸識。」趙孟頫〈書道德經卷〉「其值七十金」，虞集〈書虞文允誅文賦卷〉「購於無錫華氏，用價五十金」。
繪畫作品以仇英〈漢宮春曉卷〉「值價二百金」居首位，其次為金武元直〈赤壁圖〉「其值壹百五十金」，另有唐尉遲乙僧〈畫蓋天王圖卷〉「其值四十金」，宋人錢選〈山居圖卷〉「原價三十金」、黃筌〈柳塘聚禽圖〉卷「原價八十兩」，元趙孟頫〈甕牖圖〉「原價五十兩」等。
據標價的情形，可知當時市場行情、作品的售價及轉賣、流通的價格。當然作品價位的高低與藝術表現、保存品質、尺幅大小、審美風尚、時代珍稀皆有所關。據項元汴的收藏，或可推及當時藏家重法書甚於畫作，這與今日市場上書法作品價格低於繪畫作品的狀況大相逕庭，推測這和當時印刷術不若今日發達，法書的流通、可見性較低有關。
然而，標注價格這樣的行徑作為，不免令人懷疑項元汴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朱彝尊《曝書亭書畫跋．書萬歲通天帖舊事》記項元汴「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噉」，天籟閣是為項元汴進行書畫交易的場所，如果交易失敗或是買貴的話，常常悔恨不已，甚至吃不下飯！這時，兄長項篤壽會去詢問「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霽心悅目者乎？」項元汴就將買貴的物件轉賣給兄長。又，文彭曾寫信給項元汴「四體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兩，其文賦因止欠佳，故行筆澀滯耳！雖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這樣的作法，簡直是在建議項元汴該如何做生意，也反映出因為書畫市場的活躍，將原本一套的作品拆件分售好牟利賺錢。
有研究指出項家曾以經營當舖致富，亦因為這樣的身分背景，使人懷疑項元汴是否有可能經營以買賣性質為主的生意，學者鄭銀淑則認為項元汴經由收藏買賣字畫，而賺取更多財富。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藏家與古董商的不同，藏家重在收藏保有作品，古董商則重在交易買賣。就書畫買賣層面而言，項元汴是否曾親手將書畫作品轉賣給胞兄之外的人，目前雖沒有直接證據，但在身為鑑賞家、收藏家的同時，是否有可能另為古董商呢？此中頗有值得玩味之處，並有待更多的研究發現，以還真相。
占有慾的滿足──收藏印記
除了在作品上題跋、編號與標注價格，也可以看到項元汴在其上鈐有各式收藏印。對於收藏家而言，鑑藏印章可作為書畫真偽的徵信物件之一，而在自己所藏的書畫作品上鈐蓋自己的收藏印記，一方面經由郡望堂號、閑章雅名，表述心志，另方面可證明這是經自己收藏過，有著「過眼即我有」的心態，或許這也是種占有慾的表現吧！
台北故宮的書畫作品上出現過項元汴的收藏印共達98方，項聖謨為66方，項氏家族共計190餘方。在歷代私人收藏家中，項元汴、項聖謨祖孫二人無疑是收藏印數量之冠亞雙雄。從鑑藏印的數量多寡，似乎也可一窺項元汴對某些作品寶愛珍視的程度，例如唐代盧鴻〈草堂十志〉上鈐有近100多方印，懷素〈自敘帖〉亦高達70多方，黃庭堅〈書松風閣詩卷〉有40餘方。如果說清高宗乾隆喜好在書畫收藏品中蓋滿收藏印記，飽受後人詬病，那麼項元汴即是開此風的老前輩。
不論是多珍貴的書畫名蹟，對於收藏家言，只要是我「自己」的收藏物，就是我的，是一種私有的資產財富，並不會有現今珍貴文物是公共文化財產的觀念，所以不免在自己所寶愛的書畫名蹟上蓋滿印章，使得作品本有的視覺畫面有所破壞。而項元汴喜歡在書畫名蹟上鈐蓋多方收藏印及標寫價格的行為，就曾遭致姜紹書於《韻石齋筆談》嚴厲批評：「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累累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鏐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認為他的舉措破壞書畫名蹟的原貌，並讓書畫作品猶如帳冊。
項元汴的收藏，在他過世後，大部分藏品流入六子（項德純、項德成、項德新、項德達、項德弘、項德明）手中，後傳給孫子項聖謨。順治乙酉（1645），清兵入嘉興之地，「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項聖謨於〈三招隱圖〉畫上自題「閏六月廿有六日，禾城既陷，劫灰熏天，余僅孑身負母并妻子遠竄，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遺法書名畫，與散落人間者，半為踐踏，半為灰燼。」談到家族累世收藏在國破家亡之際流散的情形。因戰亂而散落的諸多收藏，之後輾轉為清初收藏家梁清標（1620～1691）、安岐（1683～？）等人收藏，後多流入清宮內府。如今存世者，主要收藏在台北、北京故宮二院，其餘則流散在海內外博物館及私人藏家，據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天籟閣的舊藏品就有74家129種之多，而這些藏品亦絕大部分都仍存於世。
時光荏苒，天籟閣業已荒廢，風光不再。在歷史的洪流中，項元汴是單獨一人，生命有限，即使是家族命脈的延續，亦渺小的猶如滄海一粟，珍貴的書畫文物在兵馬倥傯間流散四逸。然而，藉著珍貴名蹟的流傳，那些為己私之物憑證的「收藏印」，讓藏家的生命得以延續，被記憶被傳誦，若宏觀地以歷史文物保存的觀點看項元汴的收藏，收藏亦是種不朽功業，其功績偉巨，遺福後世。
【更多精采內容，請見典藏古美術2009年0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