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杜聰

杜聰出生於香港,中學畢業後與父親移民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27歲即成為銀行董事,後任銀行副總裁。得知中國因賣血導致「愛滋村」慘況,杜聰毅然放棄高薪工作,親自下鄉,1998年成立「智行基金會」幫助愛滋遺孤,目前已有18,000多個孩子受助。智行基金會獲聯合國資助,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也曾親自到河南訪視愛滋孤兒。曾獲頒亞洲社群組織「公共服務獎」、港澳臺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並榮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世界十大傑出青年」,也被《人物》雜誌選為「中國十大未來領袖」

你從一位華爾街的銀行家,轉而奔走於中國大陸河南愛滋村、投身做全職志工,可否聊聊這中間的轉變與因緣。
多年前,我偶然遇到一位農民,他帶著兒子到北京看病,只知道兒子得了「愛滋病」,卻不懂這是什麼病。加上當時有媒體報導,說河南等地的農村,很多青壯年因賣血感染愛滋。我想做點什麼,真正去了農村,才發現為時已晚,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過世或病發,宛如人間煉獄。
老人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孩子不是沒錢讀書,就是在學校備受歧視。這些孩子的眼神裏滿是恐懼,對世界充滿了恨。一個感染者對我說:「我不怕死,只怕孩子沒人照顧。」當下我答應,會確保他的孩子衣食無虞,繼續學業。這個承諾,開始了我的服務生涯。

服務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早年愛滋病在中國是政治敏感話題。有次我準備下鄉,出發前一天,依約聯繫當地一位醫師,對方卻冷淡地說:「別過來。」詫異之餘,我還是按計畫前往,才知道不是醫師不歡迎我,而是他的電話被監聽了。醫師緊張地說家裏不安全,小心翼翼把我帶到別處。沒有電腦的他,拿出許多文件、照片,我非常驚訝,愛滋問題遠比我想像得更嚴重。
起初,基金會入鄉服務的失敗率很高,多數地方官員不歡迎我們,還有人警告我們「不要亂講話」,也曾被跟蹤。後來,我體會到,在中國,做任何事都必須懂政治。我對官員說:「愛滋病這把火還在燒,我不是來調查起火原因、追究責任,而是來救火、救人的。」也許是這樣的說法有說服力,進展愈來愈順利。有個縣長跟我說:「之前我已趕走了十三個組織,但我願意讓你們進來。」後來,基金會的成果還成為官方「政績」,但我一點也不介意,只想盡力幫助需要的人。
以前我在投資銀行工作,訓練出「以客戶為本」的思考習慣和協商、溝通能力,回想起來,彷彿是上天早已在默默地培養我。
另一個困難,是由於政治因素,愛滋村的資訊不能公開,募款格外困難。我不想高調炒作,只想低調做事,但「低調」這條路,往往更不好走。很感謝從前哈佛的同學、銀行的同事,他們基於對我的信任,慷慨解囊,讓基金會度過不少危機。

為什麼你堅持不辦孤兒院,且格外重視教育?
貧窮與無知,是人們感染愛滋病的原因,老是發放白米、棉被於事無補,辦孤兒院會讓孩子被標籤化,難以融入社會。想解決問題,關鍵還是教育。「教育」的範疇很廣,不僅是智育,我們也注重德育,並教導孩子重視日常禮儀、個人衛生。
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孩子根本不知道「黃金屋」是什麼樣子,又怎麼會想讀書?我們舉辦夏令營、冬令營,帶孩子到大學參觀校園,和大學生互動。我們給孩子的是一個憧憬,這個憧憬能激勵他們自動自發、努力學習。營隊舉辦了三年,參加的孩子超過百分之八十都考上了大學。

投入公益事業十六年,最讓你感觸或感動的事是什麼?請分享銘記在心的經驗故事。
每個孩子都是一個故事,讓我感動的太多了。十年前,有個孩子感染了愛滋病,加上營養不良,又瘦又小,我一度擔心他活不下來。但這孩子勇敢站了起來,成績非常優秀,進入醫學院後原想投身外科,後因愛滋帶原不能開刀,轉讀中醫,現在是個中醫師。前陣子,他知道我血糖高,特地拿中藥給我,叮囑我什麼東西不能吃、怎麼照顧自己……完全醫師的口吻,讓我不免莞爾。因果真的很奇妙,誰能料到以前「我醫他」,現在「他醫我」?我認為,只要無所求地種下善因,結果往往能讓人意想不到。

從華爾街到農村,你是否經歷心態上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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