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緣

我的淚直滾滾落下來，不知為什麼，透過一千二百年前的語言，我們反而狹路相遇

大約二歲吧，那時的我。父親中午回家吃飯，匆匆又要趕回辦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寬邊的軍腰帶不讓他繫上，說：「你戴上這個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給他走。
那時代的軍人軍紀如山，父親覺得遲到之罪近乎通敵。他一把搶回了腰帶，還打了我─這事我當然不記得了，是父親自己事後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親每提此事，總露出一副深悔的樣子，我有時想，挨那一頓打也真划得來啊，父親因而將此事記了一輩子，悔了一輩子。
「後來，我就捨不得打你。就那一次。」他說。
那時，二歲的我不想和父親分別。半個世紀之後，我依然抵賴，依然想抓住什麼留住父親，依然對上帝說：
「把爸爸留給我吧！留給我吧！」
然而上帝沒有允許我的強留。
當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留不住爸爸，半世紀後，我仍然不明白父親為什麼非走不可？當年的我知道他繫上腰帶就會走，現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飲食，記憶渙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卻一無長策，眼睜睜看著老邁的他杳杳而逝。

記憶中小時候，父親總是帶我去田間散步，教我閱讀名叫「自然」的這部書。他指給我看螳螂的卵，他帶回被寄生蜂下過蛋的蟲蛹。後來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三歲的我偏頭問阿姨道：
「你看，菜葉子上都是洞，是怎麼來的？」
「蟲吃的。」阿姨當時是大學生。
「那，蟲在哪裏？」
阿姨答不上來，我拍手大樂。
「哼，蟲變蛾子飛跑了，你都不知道，蟲變蛾子飛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對生物的最初驚豔，來自父親，我為此終生感激。
然而父親自己蛻化而去的時候，我卻痛哭不依，他化蝶遠颺，我卻總不能相信這種事竟然發生了，那麼英挺而強壯的父親，誰把他偷走了？
父親九十一歲那年，我帶他回故鄉。距離他上一次回鄉，前後是五十九年。
「你不是『帶』爸爸回去，是『陪』爸爸回去。」我的朋友糾正我。
「可是，我的情況是真的需要『帶』他回去。」
我們一行四人，爸爸媽媽我和護士。我們用輪椅把他推上飛機，推入旅館，推進火車。火車一離南京城，就到了滁縣。我起先嚇了一跳，「滁州」這種地方好像應該好好待在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裏，怎麼真的有個滁州在這裏。我一路問父親，現在是什麼站了，他一一說給我聽，我問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來。奇怪，平日顛三倒四的父親，連吃過了午飯都會旋即忘了又要求母親開飯，怎麼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歷歷分明起來？
「姑娘（即姑母）在哪裏？」
「渚蘭。」
「外婆呢？」
「住寶光寺。」
其他親戚的居處他說來也都瞭若指掌，這是他魂裏夢裏的所在吧？
「大哥，你知道這是什麼田？」三叔問他。
「知道，」爸爸說，「白芋田。」
白芋就是白番薯的意思，紅番薯則叫紅芋。
不知為什麼，近年來他像小學生，總乖乖回答每一道問題。
「翻白芋秧子你會嗎？」三叔又問。
「會。」
白芋秧子就是番薯葉，這種葉子生命力極旺盛，如果不隨時翻它，它就會不斷抽長又不斷扎根，最後白芋就長不好了。所以要不斷叉起它來，翻個面，害它不能多布根，好專心長番薯。
年輕時的父親在徐州城裏念師範，每次放假回家，便幫忙農事。我想父親當年年輕，打著赤膊，在田裏執叉翻葉，那個男孩至今記得白芋葉該怎麼翻。想到這裏，我心下有一份踏實，覺得在茫茫大地上，也有某一塊田是父親親手料理過的，我因而覺得一份甜蜜安詳。
父親回鄉，許多雜務都是一位安營表哥打點的，包括租車和食宿的安排。安營表哥的名字很特別，據說那年有軍隊過境，在村邊安營，表哥就叫了安營。
「這位是誰你認識嗎？」我們問父親。
「不認識。」
「他就是安營呀！」
「安營？」父親茫然：「安營怎麼這麼大了？」
這組簡單的對話，一天要說上好幾次，然而父親總是不能承認面前此人就是安營。上一次，父親回家見他，他年方一歲，而今他已是兒孫滿堂的六十歲老人。去家離鄉五十九年，父親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癡呆解釋。二天前我在飛機上見父親讀英文報，便指些單字問他：
「這是什麼字？」
「西藏。」
「這個呢？」
「以色列。」
我驚訝他一一回答，奇怪啊，父親到底記得什麼又到底不記得什麼呢？
我們到田塍邊謁過祖父母的墳，爸爸忽然說：
「我們就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裏？」我故意問他。
「家，家在屏東呀！」
我一驚，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實是以屏東為家的。屏東，那永恆的陽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婦人，是父親的二堂嬸，是一切家人中最老的，九十三了，腰桿筆直，小腳走得踏實迅快，他把父親看了一眼，用鄉下人簡單而大聲的語言宣布：
「他迂了！」
迂，就是鄉人說「老年癡呆」的意思，我的眼淚立刻湧出來，我一直刻意閃避的字眼，這老婦人竟直截了當的道了出來。如此清晰如此殘忍。
我開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戀仍不捨。

父親在南京旅館時有老友陳頤鼎將軍來訪。陳伯伯和父親是鄉故，交情素厚，但我告訴他陳伯伯在樓下，正要上來，他卻勃然色變，說：
「幹嘛要見他？他做了共產黨！」
這陳伯伯曾到過臺灣，訓練過一批新兵，那時是民國三十五年。這批新兵訓練得還不太好就上戰場了，結果吃了敗仗，以後便成了臺籍滯留大陸的老兵，陳伯伯也就因而成了共產黨人。父親不原諒這種事。
「我一輩子都是國民黨。」他說，一臉執倔。
他不明白說這種話已經不合時宜了。
陳伯伯進來，我很緊張，陳伯伯一時激動萬分，緊握爸爸的手熱淚直流。爸爸卻淡淡的，總算沒趕人家出去，我們也就由他。
「陳伯伯和我爸爸當年的事，可以說一件給我聽聽嗎？」事後我問陳媽媽。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們兩個人睏極了，就穿著雨衣，背靠著背的站著打盹。」
我又去問陳伯伯：
「我爸爸，你對他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他上進，他起先當『學兵』，看人家黃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黃埔。等黃埔出來，他想想，覺得學歷還不夠好，又去讀陸軍大學，然後，又去美國……」
陳伯伯位階一直比父親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個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說些六十年前的事情。

爸爸急著回屏東，我們就盡快回來了。回來後的父親安詳貞定，我那時忽然明白了，臺灣，才是他願意埋骨的所在。

民國三十八年，爸爸本來是最後一批離開重慶的人。
「我會守到最後五分鐘。」
他對母親說，那時我們在廣州，正要上船，他們兩人把一對日本鯊魚皮軍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較值錢的東西，是受降時分得的戰利品。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戰爭中每次分手，爸爸都寫這句話給媽媽。那時代的人令人不解，彷彿活在電影情節裏，每天都是生離死別。
戰爭節節失利，爸爸真的撐到最後，然後，他坐上飛機飛臺灣。老式的飛機必須加油，所以當天下午暫停昆明，父親似乎很興奮能多這一番逗留，拍電報來說打算去遊滇池。母親接到電報本來高高興興打算第二天迎接丈夫，卻不料翌晨一早六點鐘打開報紙，頭版上斗大的字，雲南省主席盧漢午夜叛變投共。江山一夜易主，母親擲報大慟，父親在最後一刻被絆住了，成了共產黨人的俘虜，生死難卜。
那以後的情節就更像小說，盧漢並沒有得到新主子的歡心，憤而瞎了眼，對於管理囚犯的事也就有些輕疏。到後來簡直比「劃地為牢」還自由，監獄成了免費宿舍，各人自可出去閒逛，到時間回來吃回來住便是了。反正那時候整個版圖都已經是共產黨的，而眾囚犯身無長物，又能逃到哪裏去？
好在父親遇見了一個舊日部屬，那部屬在戰爭結束後改行賣紙菸，他便給了父親幾條菸，又給了他一張假身分證，把張家閑的名字改成章佳賢，且縫了一隻土灰布的大口袋作菸袋，父親就從少將軍官變成菸販子。背上了袋子，他便直奔山區而去，參加游擊隊。以後取道法屬的越南老撾，轉香港飛臺灣。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零二十天才和家人重逢。

那一年裏我們不幸也失去外婆，母親總是胃痛，痛的時候便叫我把頭枕在她胃上，說是壓一壓就好了。那時我小，成天到小池塘邊抓小魚來玩，憂患對我是個似懂非懂的怪獸，它敲門的時候，不歸我應門。他們把外婆火化了，打算不久以後帶回老家去，過了二十年，死了心，才把她葬在三張犁。

爸爸從來沒跟我們提他被俘和逃亡的艱辛，許多年以後，母親才陸續透露幾句。但那些恐懼在他晚年時卻一度再現。有天媽媽外出回來，他說：
「剛才你不在，有人來跟我收錢。」
「收什麼錢？」
「他說我是甲級戰俘，要收一百塊錢，乙級的收五十塊。」
媽媽知道他把現實和夢境搞混了，便說：
「你給了他沒有？」
「沒有，我告訴他我身上沒錢，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來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夢魘，四十多年不能抹去的夢魘，奇怪的是夢魘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簡單，只要說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幼小的時候，父親不斷告別我們，及至我十七歲讀大學，便是我告別他了。我現在才知道，雖然我們共度了半個世紀，我們仍算父女緣薄！這些年，我每次回屏東看他，他總說：
「你是有演講，順便回來的嗎？」
我總嗯哼一聲帶過去。我心裏想說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為要演講才順便來看你的，我是因為要看你才順便答應演講的啊！然而我不能說，他只容我「順便」看他，他不要我為他擔心。

有一年中秋節，母親去馬來探妹妹，父親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別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關處罵起我來：
「跟你說不用回來、不用回來，你怎麼又跑回來了？你回來，回去的車票買不到怎麼辦？叫你別回來，不聽。」
我有點不知所措，中秋節，我丟下丈夫孩子來陪他，他反而罵我。但愣住幾秒鐘後，我忽然明白了，這個鋼錚的北方漢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讓自己接受愛寵，他只好罵我。於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動手做菜。
父親對母親也少見浪漫鏡頭，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邊，說：
「你們姊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媽快七十的人了，她每次去臺北你們就這個要五包涼麵，那個要一隻鹽水鴨，她哪裏提得動？」
母親比父親小十一歲，我們一直都覺得她是年輕的那一個，我們忘記她也在老。又由於想念屏東眷村老家，每次就想買點美食來解鄉愁，只有父親看到母親已不堪提攜重物。

由於父親是軍人，而我們子女都不是，沒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樣一個人物。連他得過的二枚雲麾勳章，我們也弄不清楚相等於多大的戰績。但我讀大學時有次站在公車上，聽幾個坐在我前面的軍人談論陸軍步兵學校的人事，不覺留意。父親曾任步校的教育長、副校長，有一陣子也代理校長。我聽他們說著說著就提到父親，我心跳起來，不知他們會說出什麼話來，只聽一個說：
「他這人是個好人。」
又一個說：
「學問也好。」
我心中一時激動不已，能在他人口碑中認識自己父親的好，真是幸運。
又有一次，我和丈夫孩子到鷺鷥潭去玩，晚上便宿在山間。山中有幾椽茅屋，是些老兵蓋來做生意的，我把身分證拿去登記，老兵便叫了起來：
「呀，你是張家閑的女兒，副校長是我們老長官了，副校長道德學問都好的，這房錢，不能收了。」
我當然也不想占幾個老兵的便宜，幾經推扯，打了折扣收錢。其實他們不知道，我真正受惠的不是那一點折扣，而是從別人眼中看到的父親正直崇高的形象。

八十九歲，父親去開白內障，打了麻藥還沒有推入手術室，我找些話跟他說，免得他太快睡著。
「爸爸，杜甫，你知道嗎？」
「知道。」
「杜甫的詩你知道嗎？」
「杜甫的詩那麼多，你說哪一首啊？」
「我說〈兵車行〉『車轔轔』那下面是什麼？」
「馬蕭蕭。」
「再下面呢？」
「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縴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我的淚直滾滾的落下來，不知為什麼，透過一千二百年前的語言，我們反而狹路相遇。

人間的悲傷，無非是生離和死別，戰爭是生離和死別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親垂老，兩目視茫茫，然而，他仍記得那首哀傷的唐詩。父親一生參與了不少戰爭，而衰老的戰爭卻是最最艱辛難支的戰爭吧？

我開始和父親平起平坐的談起詩來，是在初中階段。父親一時顯然驚喜萬分，對於女兒大到可以跟他談詩的事幾乎不能置信。在那段清貧的日子裏談詩是有實質的好處的，母親每在此時烙一張麵糊餅，切一碟滷豆乾，有時甚至還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縱論，也只有父親容得下我當時的胡言吧？
父親對詩，也不算有什麼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讀《唐詩三百首》而已。我小時常見他用的那本，扉頁已經泛黃，上面還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後，我忍不住偷來藏著，那是他民國三十年六月在浙江金華買的，封面用牛皮紙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換掉那老舊的包書紙，不料打開一看，才發現原來這張牛皮紙是一個公文袋，那公文袋是從國防部寄的，寄給聯勤總部副官處處長，那是父親在南京時的官職，算來是民國三十五、六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環保宣言都更實在。父親走後，我在那層牛皮紙外再包它一層白紙，我只能在千古詩情裏去尋覓我遍尋不獲的父親。

父親去時是清晨五時半，終於，所有的管子都拔掉了，九十四歲，父親的臉重歸安謐祥和。我把加護病房的窗簾打開，初日正從灰紅的朝霞中騰起，穆穆皇皇，無限莊嚴。

我有一袋貝殼，是以前旅遊時陸續撿的。有一天，整理東西，忽然想到它們原是屬於海洋的。它們已經暫時陪我一段時光了，一切塵緣總有個了結，於是決定把它們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親呢？父親也被歸回到什麼地方去了嗎？那曾經劍眉星目的英颯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恆取回。
而我，我是那因為一度擁有貝殼而聆聽了整個海潮音的小孩。

原載八十五年十二月四～五日《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