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一世紀 懷念我們的父親葉明勳先生

第一批從大陸抵台採訪光復新聞的傳播界元老葉明勳先生,日前以九十六歲高齡辭世。他見證時代與省籍的衝突,之後也成為新聞、廣告、傳播教育等領域的開路人。本文為長女葉文心紀念其父的追悼文,生動的表現出他的性格、想法,以及一位父親對子女的關愛與教育

自有人類以來,大約沒有一個人沒有父親。這也就是說自有人類以來,喪父是人人不可免的經歷。但是當這個發生過億萬回的事情到了眼前今朝,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父親的身後事當作平常事來看待。
沒有兩個父親是可以相互取代的。每個父親在兒女的生命之中都有無可取代的地位。每一對親子,一路走來,都有獨一無二的故事與相互特別的牽記。
與父親在這個世界上共處,我們兄弟姐妹們不能不說是非常幸運的。許多人與他們的父親所得到的時間十分短促;許多人因為種種原因,不能與他們的父親共同處在一個屋簷之下。中國人作父親,也並不是自古以來便是一團和氣的。我們的父親給了我們將近六十年的時光,我們從父親那兒所體會到的,並不是父權的獨斷,而是父愛的深摯。
我們兄弟姐妹們有時候會爭辯父親的最愛到底是誰。父親對兒子是有幾分批判精神的,對女兒們則呵護有加。我在台大作學生的時候,父親在世新辦完事,便常在下午時間在新生南路學校的側門外,等我出來,一路回家;我所參加的第一回舞會,地點是我們家的客廳,舞伴是父親所指定的,他的好朋友耿伯伯的三位公子,老父親晚上十點鐘親自光降,會場立刻燈火通明,舞會也立刻結束。
妹妹政大畢業以後,考上《中央日報》擔任記者,奉命跑立法院。她對立法委員們十分害怕,父親不好親自幫妹妹去當小記者,於是下令作哥哥的文立和作姐姐的我輪流負起給《中央日報》記者壯膽的責任。
過去多年來,每逢我們姐妹們從國外回來,父親總是謝絕晚宴,親自上街張羅大沙公,取出最寶貝的西洋紅酒,把在華航上班的小妹召集回家,這時連素來反對他喝酒的母親也願意小酌一杯。弟弟說爸爸偏愛女兒,我說爸爸最愛的還是兒子。這輩子他對我所做過的最高正面評價,便是「可惜你不是個男孩子」。當然,父親自己一再聲明,他對我們四個人一律平等看待,每個都一樣的愛。
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我們的身分與認同衍生自我們的父親。我們因為他的緣故,而有我們的姓氏、祖籍、傳承與家風。我們的祖籍是福建浦城,浦城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我們這幫出生在台灣的兒女們,全靠父親的講述,來認識那個不曾到過的故鄉。據說我們的老家位居仙霞關附近的武夷山山腳下,地形秀美、方言複雜,盛產極大的磨菇、極甜的白菜,還有極多的土匪。祖父、祖母我們也都從來不曾見過,然而每逢除夕與清明,父親總是指揮我們端整儀容向他們行禮,於是我們有了宗法與傳承。
祖宗之外,父親常說他沒有什麼可以留給我們的資產。他對於可以累積、也可以被人拿走的資產沒有什麼信心,他常說,他給我們的是讀書的機會和做人的榜樣。父親相信知識,他說只有憑自己的努力取得的知識是別人拿不走的。他也相信名聲,他說為人處世,公道自在人心,無論善名或惡名,一個人這一輩子只有名聲是永遠逃不掉的。
父親是戀舊的。他有一抽屜的新毛衣,但是經常在家穿的總是一、兩件上頭有小洞的毛背心;但是這個戀舊的人,在少年時代又一腳跨出了武夷山下的故鄉,據說我們的祖母因此哭出了好幾缸的眼淚。不過,要不是有他那個時候毅然跨出去的一腳,今天也就沒有我。
中國的二十世紀是動盪的世紀。父親生在民國二年,與他同時代的人物,每個人都得憑靠自己的見地,重新評估傳統中國在現代實踐中的意義,給自己走出一條祖宗們沒有走過的路。我們的父親在三十歲之前便完成了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三級跳,從閩西山地的財主之家跨進省會福州的高等教育圈,再走進陪都重慶全國新聞的大本營。
浦城與福州都是福建。但是浦城風氣保守。福州是通商口岸,早已經求變求新。父親在福州求學,老師包括嚴琥教授,也就是清末思想家嚴復先生的第三個兒子──後來成為我們的外祖父。父親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精通英語的浦城人,但是他的英語在浦城沒有用武之地。他在福州出人頭地,意思就是以後也就回不了浦城的家。
從福建到重慶,父親從協和大學的訓導長變成中央社總社的編譯。四十年代的中央社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抗戰時期可以說是全國人文精英薈萃的所在。父親在這個環境裏,既沒有名牌大學新聞系的科班訓練,也不是黨校的嫡系出身,他所熟悉的福州,比起別人的北京、上海或南京,也算不了什麼大城市。父親在中央社,顯然算不上什麼人物。然而他對這個時期的中央社非常懷念,把它當作一個大學校;對這個時候的長官同事們非常佩服,欽仰他們的學養與風範。當時的他,把全副的精力投注在編譯與新聞工作上。
那時的父親,看起來有幾分削瘦,每天在上班的路上,都要經過當時中宣部梁部長的家,每回看見風乾在陽台上的一隻隻雞與鴨,都不由地有點兒羨慕;走在路上如果遇見一頭活的豬,他也會因為想到紅燒肉的美味而高興地發笑。然而他精神抖擻,因為重慶這個世界大戰的中樞之一匯集了各路人馬,有共產黨、有各種黨外人士,也有許多盟邦顧問、外交使節和外國通訊社,所謂「八方風雨會中州」,讓他這個來自福建的人大開眼界,體會到中國之大,以及與世界連接的密切。
戰爭的時代是槍桿子當道的時代,我們的有點飢餓的父親卻始終相信筆桿子的力量。他相信多元的輿論,與多方觀點的報導;他也相信在中央的制高點之外,地方上的民情與民意有他們主體的重要性。新聞界的名言,報紙只有一天的生命,世界上沒有隔夜的新聞。父親作為新聞人,自然得學會搶快、搶先、搶獨家,然而他同時更相信,要在非常的時刻作出色的報導,那麼平常就得靜下心來,做一點平實的耕耘;他也相信成功的報導是有歷史生命的報導。如果要發這樣的稿子,就得累積些知識、培養點眼光,在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多多研究其中相關的人物與問題。
父親作為第一線的新聞人,求快、求先之際,講究某種氣度與判斷。重慶中央社顯然引發了父親對工作的熱情,他對報導對象有著極強的理解願望,他對如何作出負責任並有深度的報導不斷地進行反思。他善於側耳傾聽,也樂於側耳傾聽;他對自己,凡事成功不必在我,「人不知而不慍」。只要能夠得到些真知灼見、能夠見證到大時代,於公於私,他都十分快樂。就是有時候有人欺負他,也就算了,很有孔孟的忠恕以及鄉下人的樸實精神。
抗戰結束,父親奉總社蕭社長之命,赤手空拳來到台灣,開辦中央社台北分社的業務。他見證「二二八事件」以及中央政府遷台,我們家的牆上,有一個時期曾經掛著蔣總裁親筆題贈給「夏風同志」的一幅半身戎裝側面照片。以後父親親歷或者目睹了許多台灣近代史,包括國民黨的清黨與改造,韓戰、越戰對大局勢的影響,大陸政策的轉變與辯論,台灣的經濟轉型,國民黨政權的在地化,與民主選舉的普及化。他在這個期間默默地耕耘,領域包括新聞教育、廣告企業以及多元媒體。
父親原本大約仍盼望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陸。他有幾分《楚辭》情操,想像流放與異鄉;但是政權嬗變、江山流轉,年復一年,我們這些沒有見過浦城或福州的人們,因為父親這六十多年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所結的無數緣法,早已把這個唯一無二的土壤看作我們的故鄉,父親自己在來台一甲子之後,也明白宣布他是「無辭甘為台灣人」。
每個人都有父親、都有傳承,有些傳承是來自基因的。比如說,父親操作機械的本事十分平凡,他跟母親約會的時候,自己橫衝直撞地駕駛著一輛福特轎車,幸而那個時代的台北市一共數不上多少輛私家車,所以沒有出車禍;然而後來我們兄弟姐妹四個考大學,沒有一個人的數學是及格的,恐怕不得不拜父親的基因之所賜;又比如母親有極好的歌喉,父親則除了〈國歌〉尚可勉強之外,其他曲調五音不全,荒腔走板,我們幾個沒有人學得成聲樂,也都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