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東明相
未滿一歲時，因為發燒導致聽力受損，三歲時開始配戴助聽器學習說話。華梵大學美術系畢業後曾擔任美術設計，因緣際會下擔綱電影《練習曲》男主角，並曾參與電影《愛的發聲練習》演出，是台灣少數聽損的演員。同時東明相也長年投身藝術創作，曾出版圖文書《我想聽見你──東明相的人生練習曲》。
你童年時便聽力受損，家人是否採用什麼特別的教育方式？對你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十個月大時，可能是打預防針過敏引起高燒，後來媽媽發現我對聲音沒有反應，最後證實我的聽力受損。當時台灣多數聽障人士沒有機會學說話，只能學習手語，但母親相信，只要我努力學習，一定可以開口與人溝通，因此早在學齡前，她就要求我戴助聽器。起初我很不能適應，覺得助聽器戴起來很吵、很不舒服，但母親絲毫不讓步，記得我還曾因為偷偷拿下助聽器，被打了一頓。同時她也要求我學說話、認識注音符號，在聽障的教育資源仍貧乏的年代，一切都只能土法煉鋼，慢慢地嘗試、摸索，過程相當辛苦。
我小學一到三年級念的是特殊教育班，後來母親決定把我轉到普通班就讀。她的想法是：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只跟聽損的人相處，獨自面對社會的那天早晚都會來臨，不如及早開始適應。
我認為母親是一個不向命運低頭、不認輸，而且眼光長遠的人，也是一個不看「現在」，只想「未來」的人──她知道只有現在狠下心，讓我吃苦，未來的我才可能少吃一點苦。長大之後我才知道母親的見解非常正確。我接觸過不少聽障朋友，因為不會說話，造成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相較之下，我不但日常的溝通不成問題，還能跟朋友聊天，人際問題相對較小，世界也比較寬廣。母親當時的堅持，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
求學過程中最辛苦的是什麼？有什麼難忘的事？
以前念啟聰班，班級人數不多；聽母親說起要幫我轉到普通班時，我非常高興，以為一下子多了五十幾個同學，就多了五十幾個朋友。直到真正轉班，才發現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樣。由於我說話不如一般孩子清楚，所以常被同學嘲笑，還有人叫我「外星人」，也曾有同學惡作劇，把我的助聽器藏起來。我一度覺得很痛苦，很想回到以前的班級，但母親說：「既然都轉班了，這麼快就放棄太可惜了，再試試看，還是不行再說。」
後來我發現，同學們看到我，心裏其實是疑惑的，因為我跟他們不一樣，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相處。後來我決定拋開過去交朋友的模式，試著換不同的方法跟他們來往，後來我交了一個朋友、兩個朋友……漸漸地朋友就愈來愈多了。
我念啟聰班時成績不錯，還當班長；但普通班的課程難度較高，老師的教學方式也不同，所以我的成績一落千丈，為了跟上進度，還重讀了一次三年級。家人對我的成績也要求很高，不能了解我為什麼退步？當時我很想說：「你們要不要把耳朵『關掉』去上課看看？這樣你們才知道有多不容易。」等我摸索出適合自己的上課、讀書方法時，國中都要畢業了，開玩笑地說其實也「太遲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仍是很特殊的經驗。
你的求職過程也幾經波折，是否能與讀者分享這段經過？
我從華梵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試著透過網路人力銀行投出履歷，雖然有很多家公司打電話給我，但聽到我的聲音，他們都會問：「你說話怎麼怪怪的？」我也坦白告訴對方我有聽力問題。結果打來的十家公司，大概有九家取消面試，連見我一面也不肯。我畢業後整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而其他大學同學都已順利進入職場，我心裏真是百感交集，一度感覺非常沮喪。
好不容易經過介紹，到一家公司當網頁設計的學徒，但老闆一個月只付我新台幣三千元的薪水，連付房租都不夠，必須靠家人接濟。後來還是同事看不下去，帶著我一起跳槽到印刷廠做美術設計，我的工作才漸漸步上軌道。至於後來會去演電影，則是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你認為台灣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還有哪些空間需改善？
我覺得就業是身心障礙朋友最大的困擾。我們還算幸運，只是耳朵聽不到，工作類型還稍微有選擇機會；像視障的朋友，無論學歷再高、能力再強，多數還是只能從事按摩、走唱。但身心障礙朋友其實不是沒有能力，只是得不到機會，我自己的求職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
認識一位長輩，他的孫女也是聽障，被送到國外接受教育。我曾聽他描述國外的聽障朋友接受教育、求職的情況，實在感覺很羨慕。國外除了教育制度較健全，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接受度也較高，企業普遍主動雇用身心障礙者，是很普遍的事。反觀台灣，卻覺得聘用這樣的人「很麻煩」，必須靠著政府釋出補助，才有一些公司願意聘用我們。
我覺得想要改變現狀，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教育。因為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扭轉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看法；此外，我們自己也要努力，別人愈是覺得我們不行，我們愈是要把工作做好，證明給大家看。
你童年時便聽力受損，家人是否採用什麼特別的教育方式？對你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十個月大時，可能是打預防針過敏引起高燒，後來媽媽發現我對聲音沒有反應，最後證實我的聽力受損。當時台灣多數聽障人士沒有機會學說話，只能學習手語，但母親相信，只要我努力學習，一定可以開口與人溝通，因此早在學齡前，她就要求我戴助聽器。起初我很不能適應，覺得助聽器戴起來很吵、很不舒服，但母親絲毫不讓步，記得我還曾因為偷偷拿下助聽器，被打了一頓。同時她也要求我學說話、認識注音符號，在聽障的教育資源仍貧乏的年代，一切都只能土法煉鋼，慢慢地嘗試、摸索，過程相當辛苦。
我小學一到三年級念的是特殊教育班，後來母親決定把我轉到普通班就讀。她的想法是：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只跟聽損的人相處，獨自面對社會的那天早晚都會來臨，不如及早開始適應。
我認為母親是一個不向命運低頭、不認輸，而且眼光長遠的人，也是一個不看「現在」，只想「未來」的人──她知道只有現在狠下心，讓我吃苦，未來的我才可能少吃一點苦。長大之後我才知道母親的見解非常正確。我接觸過不少聽障朋友，因為不會說話，造成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相較之下，我不但日常的溝通不成問題，還能跟朋友聊天，人際問題相對較小，世界也比較寬廣。母親當時的堅持，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
求學過程中最辛苦的是什麼？有什麼難忘的事？
以前念啟聰班，班級人數不多；聽母親說起要幫我轉到普通班時，我非常高興，以為一下子多了五十幾個同學，就多了五十幾個朋友。直到真正轉班，才發現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樣。由於我說話不如一般孩子清楚，所以常被同學嘲笑，還有人叫我「外星人」，也曾有同學惡作劇，把我的助聽器藏起來。我一度覺得很痛苦，很想回到以前的班級，但母親說：「既然都轉班了，這麼快就放棄太可惜了，再試試看，還是不行再說。」
後來我發現，同學們看到我，心裏其實是疑惑的，因為我跟他們不一樣，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相處。後來我決定拋開過去交朋友的模式，試著換不同的方法跟他們來往，後來我交了一個朋友、兩個朋友……漸漸地朋友就愈來愈多了。
我念啟聰班時成績不錯，還當班長；但普通班的課程難度較高，老師的教學方式也不同，所以我的成績一落千丈，為了跟上進度，還重讀了一次三年級。家人對我的成績也要求很高，不能了解我為什麼退步？當時我很想說：「你們要不要把耳朵『關掉』去上課看看？這樣你們才知道有多不容易。」等我摸索出適合自己的上課、讀書方法時，國中都要畢業了，開玩笑地說其實也「太遲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仍是很特殊的經驗。
你的求職過程也幾經波折，是否能與讀者分享這段經過？
我從華梵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試著透過網路人力銀行投出履歷，雖然有很多家公司打電話給我，但聽到我的聲音，他們都會問：「你說話怎麼怪怪的？」我也坦白告訴對方我有聽力問題。結果打來的十家公司，大概有九家取消面試，連見我一面也不肯。我畢業後整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而其他大學同學都已順利進入職場，我心裏真是百感交集，一度感覺非常沮喪。
好不容易經過介紹，到一家公司當網頁設計的學徒，但老闆一個月只付我新台幣三千元的薪水，連付房租都不夠，必須靠家人接濟。後來還是同事看不下去，帶著我一起跳槽到印刷廠做美術設計，我的工作才漸漸步上軌道。至於後來會去演電影，則是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你認為台灣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還有哪些空間需改善？
我覺得就業是身心障礙朋友最大的困擾。我們還算幸運，只是耳朵聽不到，工作類型還稍微有選擇機會；像視障的朋友，無論學歷再高、能力再強，多數還是只能從事按摩、走唱。但身心障礙朋友其實不是沒有能力，只是得不到機會，我自己的求職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
認識一位長輩，他的孫女也是聽障，被送到國外接受教育。我曾聽他描述國外的聽障朋友接受教育、求職的情況，實在感覺很羨慕。國外除了教育制度較健全，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接受度也較高，企業普遍主動雇用身心障礙者，是很普遍的事。反觀台灣，卻覺得聘用這樣的人「很麻煩」，必須靠著政府釋出補助，才有一些公司願意聘用我們。
我覺得想要改變現狀，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教育。因為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扭轉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看法；此外，我們自己也要努力，別人愈是覺得我們不行，我們愈是要把工作做好，證明給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