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周功鑫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巴黎第四大學考古暨藝術史博士。周功鑫畢生從事博物館工作，在接任故宮院長前，曾於故宮服務長達27年之久，由基層導覽工作做起，曾先後擔任院長祕書、展覽組組長，並曾任教於政治大學、輔仁大學，對文化界貢獻卓越。
你在故宮博物院服務多年，哪一個階段讓你印象最為深刻？
我在故宮共服務了二十九年，天天都過得很紮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九五年擔任展覽組組長時，曾負責承辦「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這次展覽緣於一九九四年，當時羅浮宮館長曾來故宮參觀，決定送台灣一次展覽，並表示「不願意在其他地方，只願意在故宮展出」。
然而，當時決定的展覽地點─故宮的圖書文獻大樓尚未完工，但展覽日期在即，大家都感到相當擔憂。而且既然要舉行國際性的展覽，一點細節也不容馬虎，就連建材是否會釋放出有害藝術品的物質、展場是否能保持恆溫恆濕，都必須嚴格把關。
當時我對工程一竅不通，但既然承擔了這個使命，就要勇往直前。我向擔任建築師的朋友請教工程相關知識，同仁與承包商從每個月開一次會，到每周、每天開會，甚至一天兩次。終於在展出記者會當天早上，一切準備就緒，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當時台灣國際性的藝術展覽甚少，羅浮宮特展吸引了七十一萬人次造訪，而在此前一年，我們也舉辦過「印象派大師莫內與其同時期畫家特展」。故宮舉辦這類型的展覽，將西洋藝術導入台灣人的生活，別具時代性，頗有開拓風氣的意義，也成為我在故宮服務期間最難忘的事。
你擔任院長後，為什麼會特別著力於教育推廣工作？
這要從我求學時代的故事說起：小時候，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塊讀書的料，但我中學時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常在下課後無償幫學生補課。有一次，他突然讚美我數學反應很快。我聽到老師的誇獎，心中是又驚又喜，老師的這一句話，彷彿給了我力量，讓我發現只要好好努力，其實我也能把書讀好。這件往事帶給我很深刻的感觸，那就是每個孩子都需要鼓勵。
因此我認為故宮應該多多舉辦教育推廣工作，讓年輕人一掃故宮文物「艱深」、「不易理解」的刻板印象，能發現博物館其實也很好玩。例如我們持續在建構互動式的數位網路，也舉辦許多動態活動，像是邀請輟學生到故宮參加研習營，除了靜態的參觀，更設計了DIY課程，讓他們自己動手做。這些孩子其實都有驚人的創意，不應該被放棄；我們也舉辦「故宮周末夜」活動，開放故宮前的廣場，甄選樂團露天演出，給青少年表現的舞台。
我認為，只要孩子們願意來博物館，就有機會發現其中的樂趣。文化就像一顆種子，雖然未必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是這顆種子會深埋在孩子心中，有朝一日會發芽茁壯，因此我們努力思索「可以給青少年什麼」，並做好播種的工作。
故宮中的展覽品眾多，你最喜歡哪一件展品？
對我而言，故宮收藏的每一件展覽品都具有時代意義，每一件都很重要。如果硬是要比較，我個人比較偏愛書畫類的作品，不同於器物的重複性較高，每一件書畫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展現出作家的個人風格，而個人風格中又會產生細膩的變化。觀賞者唯有經過抽絲剝繭地了解，才能深入書畫的深層領域。
其中我最喜歡的作品，是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畫家透過深入的觀察，呈現出自然的偉大、山水的氣勢，堪稱天才之作。雖然我已經看過這件作品許多次，但每次看，每次心中仍會湧現出無限感動。
你在故宮致力推廣文創產業，你對故宮文創產品是否有什麼獨特的要求？
我理想中的文創產品不能只有表面，而應該具有「文化深度」。這樣的產品是獨特、有生命的，能賦予前人智慧創作的嶄新價值，進而引起現代人認同，甚至喚醒民族使命的情感。就現實層面而言，成功的文創產品能創造驚人產值，向世界推廣文化之餘，也能增加國庫的進帳。
因此故宮舉辦「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目前已經舉辦了兩期。經過篩選，邀請十四家與故宮合作的廠商參加，研習時間長達六個月，研習內容包括美學感知、文物傳習、設計與創作等三個階段，而且整個設計團隊，包括CEO、設計師，乃至行銷、財務人員，都要一起參加，方便團隊腦力激盪與及時溝通。我們觀察到，若將上述知識經過內化，再展現在文創產品上，其結果絕對會和從前截然不同，除了為故宮發展出優質的文創產品，也能提昇產業界的文化素養，可說是一舉兩得。
你曾遠赴法國巴黎深造，取得考古暨藝術史博士，研究期間是否曾遭遇瓶頸，如何克服？
我在法國主要研究十七世紀時中國一種相當特殊的漆屏風，論文主題是《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這種屏風的體積很大，傳世的並不多，但既然要研究，就非得找到實物不可。為了尋找漆屏風，我跑了許多國家，早在八○年代兩岸剛開放時就幾度進出中國，卻苦無所獲。由於清朝時代，許多漆屏風透過東印度公司外銷，所以我又跑到歐洲各國尋找。有一天我來到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就在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終於在一間小展覽廳，看到了整面牆上裝飾著漆屏風，當時心中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
光是蒐集論文資料就花了將近十年，再花六年半完成論文，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我必須兼顧工作，無法把全部的心力放在研究上。我覺得人都有惰性，尤其忙碌時，更會給自己找很多理由。所以我後來下定決心，暫時放下工作，重回學校完成博士論文。人在有「三分壓力」的情況下，會更容易完成目標。
你曾在輔仁大學成立博物館學研究所，你認為培育專業人才，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裏？
一座博物館需要許許多多專業領域的人才，例如博物館裏不能只有研究人員，也要有人負責企管、行銷、公關、出版……等不同的工作。我想，其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各領域不能各自為政，而必須相互配合，所有工作人員都不能只熟悉自己負責的領域，而必須做到「全方位學習」。由此可知，想培育一位優秀的人才，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讓我比較憂心的是，社會大眾普遍不了解「博物館學」，甚至許多人即便進入了博物館工作，仍未必能透徹了解博物館的運作。因此我認為，為了台灣博物館的長遠發展，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培養博物館學人才。
請給台灣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很簡單的一句話：不要「自找麻煩」。遇到問題的時候不嘗試解決，只是一味地閃躲，問題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愈來愈嚴重。其實只要好好面對，多數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很多年輕人可能會問，那麼，如果人生中遇到真的無法解決的難題，又該怎麼辦？我個人的經驗是，擁有虔誠的信仰，會產生極大的幫助。我本身是天主教徒，遇到經過努力，卻仍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我就放空自己，然後把難題丟給天主，毋須多慮。
誰是影響你最深的人？
我的表伯父郭善潮，對我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他是一位研究數學的學者，早在民國初年就到法國留學。我小時候常跟他一起在院子裏看星星，聽他分享當年在異鄉打拚的辛苦，和他在法國的所見所聞。我很佩服那時學者的毅力，也對法國產生了許多憧憬。我往後會到法國留學，主要就是受到這位表伯父的影響。
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我的座右銘出於明朝呂坤的《呻吟語》：「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短短幾句話，幾乎涵蓋了所有人生哲學，是最讓我受用的座右銘。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我心中最幸福的片刻非常平凡：就是工作之餘，在家沏一壺茶，和先生喝茶聊天。而全家人都平安，就是最讓我覺得幸福的事了。
你在故宮博物院服務多年，哪一個階段讓你印象最為深刻？
我在故宮共服務了二十九年，天天都過得很紮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九五年擔任展覽組組長時，曾負責承辦「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展」。這次展覽緣於一九九四年，當時羅浮宮館長曾來故宮參觀，決定送台灣一次展覽，並表示「不願意在其他地方，只願意在故宮展出」。
然而，當時決定的展覽地點─故宮的圖書文獻大樓尚未完工，但展覽日期在即，大家都感到相當擔憂。而且既然要舉行國際性的展覽，一點細節也不容馬虎，就連建材是否會釋放出有害藝術品的物質、展場是否能保持恆溫恆濕，都必須嚴格把關。
當時我對工程一竅不通，但既然承擔了這個使命，就要勇往直前。我向擔任建築師的朋友請教工程相關知識，同仁與承包商從每個月開一次會，到每周、每天開會，甚至一天兩次。終於在展出記者會當天早上，一切準備就緒，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當時台灣國際性的藝術展覽甚少，羅浮宮特展吸引了七十一萬人次造訪，而在此前一年，我們也舉辦過「印象派大師莫內與其同時期畫家特展」。故宮舉辦這類型的展覽，將西洋藝術導入台灣人的生活，別具時代性，頗有開拓風氣的意義，也成為我在故宮服務期間最難忘的事。
你擔任院長後，為什麼會特別著力於教育推廣工作？
這要從我求學時代的故事說起：小時候，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塊讀書的料，但我中學時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常在下課後無償幫學生補課。有一次，他突然讚美我數學反應很快。我聽到老師的誇獎，心中是又驚又喜，老師的這一句話，彷彿給了我力量，讓我發現只要好好努力，其實我也能把書讀好。這件往事帶給我很深刻的感觸，那就是每個孩子都需要鼓勵。
因此我認為故宮應該多多舉辦教育推廣工作，讓年輕人一掃故宮文物「艱深」、「不易理解」的刻板印象，能發現博物館其實也很好玩。例如我們持續在建構互動式的數位網路，也舉辦許多動態活動，像是邀請輟學生到故宮參加研習營，除了靜態的參觀，更設計了DIY課程，讓他們自己動手做。這些孩子其實都有驚人的創意，不應該被放棄；我們也舉辦「故宮周末夜」活動，開放故宮前的廣場，甄選樂團露天演出，給青少年表現的舞台。
我認為，只要孩子們願意來博物館，就有機會發現其中的樂趣。文化就像一顆種子，雖然未必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是這顆種子會深埋在孩子心中，有朝一日會發芽茁壯，因此我們努力思索「可以給青少年什麼」，並做好播種的工作。
故宮中的展覽品眾多，你最喜歡哪一件展品？
對我而言，故宮收藏的每一件展覽品都具有時代意義，每一件都很重要。如果硬是要比較，我個人比較偏愛書畫類的作品，不同於器物的重複性較高，每一件書畫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展現出作家的個人風格，而個人風格中又會產生細膩的變化。觀賞者唯有經過抽絲剝繭地了解，才能深入書畫的深層領域。
其中我最喜歡的作品，是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畫家透過深入的觀察，呈現出自然的偉大、山水的氣勢，堪稱天才之作。雖然我已經看過這件作品許多次，但每次看，每次心中仍會湧現出無限感動。
你在故宮致力推廣文創產業，你對故宮文創產品是否有什麼獨特的要求？
我理想中的文創產品不能只有表面，而應該具有「文化深度」。這樣的產品是獨特、有生命的，能賦予前人智慧創作的嶄新價值，進而引起現代人認同，甚至喚醒民族使命的情感。就現實層面而言，成功的文創產品能創造驚人產值，向世界推廣文化之餘，也能增加國庫的進帳。
因此故宮舉辦「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目前已經舉辦了兩期。經過篩選，邀請十四家與故宮合作的廠商參加，研習時間長達六個月，研習內容包括美學感知、文物傳習、設計與創作等三個階段，而且整個設計團隊，包括CEO、設計師，乃至行銷、財務人員，都要一起參加，方便團隊腦力激盪與及時溝通。我們觀察到，若將上述知識經過內化，再展現在文創產品上，其結果絕對會和從前截然不同，除了為故宮發展出優質的文創產品，也能提昇產業界的文化素養，可說是一舉兩得。
你曾遠赴法國巴黎深造，取得考古暨藝術史博士，研究期間是否曾遭遇瓶頸，如何克服？
我在法國主要研究十七世紀時中國一種相當特殊的漆屏風，論文主題是《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這種屏風的體積很大，傳世的並不多，但既然要研究，就非得找到實物不可。為了尋找漆屏風，我跑了許多國家，早在八○年代兩岸剛開放時就幾度進出中國，卻苦無所獲。由於清朝時代，許多漆屏風透過東印度公司外銷，所以我又跑到歐洲各國尋找。有一天我來到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就在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終於在一間小展覽廳，看到了整面牆上裝飾著漆屏風，當時心中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
光是蒐集論文資料就花了將近十年，再花六年半完成論文，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我必須兼顧工作，無法把全部的心力放在研究上。我覺得人都有惰性，尤其忙碌時，更會給自己找很多理由。所以我後來下定決心，暫時放下工作，重回學校完成博士論文。人在有「三分壓力」的情況下，會更容易完成目標。
你曾在輔仁大學成立博物館學研究所，你認為培育專業人才，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裏？
一座博物館需要許許多多專業領域的人才，例如博物館裏不能只有研究人員，也要有人負責企管、行銷、公關、出版……等不同的工作。我想，其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各領域不能各自為政，而必須相互配合，所有工作人員都不能只熟悉自己負責的領域，而必須做到「全方位學習」。由此可知，想培育一位優秀的人才，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讓我比較憂心的是，社會大眾普遍不了解「博物館學」，甚至許多人即便進入了博物館工作，仍未必能透徹了解博物館的運作。因此我認為，為了台灣博物館的長遠發展，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培養博物館學人才。
請給台灣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很簡單的一句話：不要「自找麻煩」。遇到問題的時候不嘗試解決，只是一味地閃躲，問題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愈來愈嚴重。其實只要好好面對，多數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很多年輕人可能會問，那麼，如果人生中遇到真的無法解決的難題，又該怎麼辦？我個人的經驗是，擁有虔誠的信仰，會產生極大的幫助。我本身是天主教徒，遇到經過努力，卻仍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我就放空自己，然後把難題丟給天主，毋須多慮。
誰是影響你最深的人？
我的表伯父郭善潮，對我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他是一位研究數學的學者，早在民國初年就到法國留學。我小時候常跟他一起在院子裏看星星，聽他分享當年在異鄉打拚的辛苦，和他在法國的所見所聞。我很佩服那時學者的毅力，也對法國產生了許多憧憬。我往後會到法國留學，主要就是受到這位表伯父的影響。
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我的座右銘出於明朝呂坤的《呻吟語》：「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短短幾句話，幾乎涵蓋了所有人生哲學，是最讓我受用的座右銘。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我心中最幸福的片刻非常平凡：就是工作之餘，在家沏一壺茶，和先生喝茶聊天。而全家人都平安，就是最讓我覺得幸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