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何大一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到愛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學家之一,也是雞尾酒療法發明人,有效降低了愛滋病的死亡率。他現任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致力於愛滋疫苗的研究,同時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中研院院士。日前何大一的父親、有「電腦中文化之父」尊稱的何步基先生中文版傳記在臺出版,為此返臺的何大一,在臺北接受了講義的專訪。

《悲欣路:回首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何步基傳(一九一九~二○○九)》已於日前出版,在這之前,你曾和父親一起展開尋根之旅,其中最讓你難忘的是什麼?
我的父親出生在中國江西,他是姨太太的孩子,自幼飽受歧視;青年時代中日開戰,他幾乎是徒步千里地走到大後方求學。接著又爆發國共內戰,父親離開老家的妻兒,隻身來到臺灣。雖然父親在臺灣建立新家庭,但後來到美國深造,又和我們分別了八年之久。
二○○七年,我們三兄弟跟著父親與傳記作家瑪麗亞‧緹蓓特(Maria Tippett),陸續造訪了中國、臺灣、美國三地,尋訪父親一生顛沛流離的足跡。父親不是一個喜歡「話當年」的人,我們很少聽他談故事。這次旅程中,儘管物換星移,但許多地方還是勾起了父親的回憶。在他與傳記作家討論的過程中,我才點點滴滴地聽到父親的過往。他一生的悲欣與歡笑,他那熬過無數難關的堅毅精神,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也首次見到居住在中國,與我們同父異母的兄姐。文革時代他們的爺爺是地主、父親又在美國,因而成為被鬥爭的對象,失去了所有家產,飽嘗赤貧之苦,還被判定不得接受正常教育,只讀了三到五年的書,成長際遇和我們三兄弟可說是截然不同。時代的悲劇在他們臉上留下了太多滄桑,見到他們的剎那,我們三兄弟都感到很震撼,心裏也很不安,覺得我們擁有的實在太多了。
我形容這本傳記記載的是「一個平凡的人,度過了極不平凡的一生」。父親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儘管大環境已經不一樣了,但我相信不同國籍、不同年齡的讀者,都能從中讀到人類共同情感、讀到相同的感動。
二○○九年,父親過世了。我很慶幸這本傳記能在父親離世前付梓,對我個人而言,它不但凝聚了家人之間的感情,也彷彿是我與父親道別的禮物。

你與父親感情至深,父親對你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
父親的話不多,既不會說話來教訓我們,也從不逼著我們讀書。但是他的身教,卻對我們兄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父親是一位學者,記憶中他讀書非常專心,我從小就把他當作偶像,以他為典範期許自己。
漸漸長大,我才了解他在美國半工半讀的艱苦、與家人分隔兩地的辛酸,尤其我也為人父之後,感觸格外深刻。若說我們三兄弟至今還算有些許成就,全都必須歸功於我們的父母,若不是他們篳路藍縷地開創,我們不可能有安穩的路可走。回想起來,我心中滿是感激。

你長年投入愛滋病研究,並發明了雞尾酒療法。科學研究是一條崎嶇的道路,你是如何看待挫折?
就我的工作而言,失敗是再平常也不過的事。自從一九八一年愛滋病被首度證實、一九九五年雞尾酒療法問世以來,儘管科學不斷進步、愛滋病致死率大幅降低,但它卻仍是無法被徹底根治的疾病,而且傳染率至今仍然很高。醫師無法挽救每個病人,看著他們一個個去世,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對我們而言確實很難熬。
我一直告訴自己:「做重大的挑戰,就會遭遇重大的困難」、「愈是重大的挑戰,愈可能創造最大的機會」,只要心中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目標明確,就要堅持下去。目前我們正在研究預防愛滋病的疫苗,已進入人體實驗階段,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功。

近年你也走出實驗室,到各地演講,還特別為此學了中文,為什麼你會想這麼做?
我十二歲就移民美國,很少機會使用中文,中文愈來愈退步。我拜訪中國幾個愛滋病盛行的地區,若以英文演講,聽眾會覺得格格不入,而且與當地領導直接溝通也有困難,因此去惡補了一段時間的中文。
我認為科學研究之餘,也應該努力讓大眾對愛滋病建立起正確的知識、抱持正確的態度,愈多人了解,就愈少人會感染愛滋病,同時社會大眾也才能以更尊重的態度對待病人,知道對病人的恐懼、排斥,其實都是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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