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何大一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到愛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學家之一，也是雞尾酒療法發明人，有效降低了愛滋病的死亡率。他現任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致力於愛滋疫苗的研究，同時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中研院院士。日前何大一的父親、有「電腦中文化之父」尊稱的何步基先生中文版傳記在臺出版，為此返臺的何大一，在臺北接受了講義的專訪。
《悲欣路：回首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何步基傳（一九一九～二○○九）》已於日前出版，在這之前，你曾和父親一起展開尋根之旅，其中最讓你難忘的是什麼？
我的父親出生在中國江西，他是姨太太的孩子，自幼飽受歧視；青年時代中日開戰，他幾乎是徒步千里地走到大後方求學。接著又爆發國共內戰，父親離開老家的妻兒，隻身來到臺灣。雖然父親在臺灣建立新家庭，但後來到美國深造，又和我們分別了八年之久。
二○○七年，我們三兄弟跟著父親與傳記作家瑪麗亞‧緹蓓特（Maria Tippett），陸續造訪了中國、臺灣、美國三地，尋訪父親一生顛沛流離的足跡。父親不是一個喜歡「話當年」的人，我們很少聽他談故事。這次旅程中，儘管物換星移，但許多地方還是勾起了父親的回憶。在他與傳記作家討論的過程中，我才點點滴滴地聽到父親的過往。他一生的悲欣與歡笑，他那熬過無數難關的堅毅精神，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也首次見到居住在中國，與我們同父異母的兄姐。文革時代他們的爺爺是地主、父親又在美國，因而成為被鬥爭的對象，失去了所有家產，飽嘗赤貧之苦，還被判定不得接受正常教育，只讀了三到五年的書，成長際遇和我們三兄弟可說是截然不同。時代的悲劇在他們臉上留下了太多滄桑，見到他們的剎那，我們三兄弟都感到很震撼，心裏也很不安，覺得我們擁有的實在太多了。
我形容這本傳記記載的是「一個平凡的人，度過了極不平凡的一生」。父親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儘管大環境已經不一樣了，但我相信不同國籍、不同年齡的讀者，都能從中讀到人類共同情感、讀到相同的感動。
二○○九年，父親過世了。我很慶幸這本傳記能在父親離世前付梓，對我個人而言，它不但凝聚了家人之間的感情，也彷彿是我與父親道別的禮物。
你與父親感情至深，父親對你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
父親的話不多，既不會說話來教訓我們，也從不逼著我們讀書。但是他的身教，卻對我們兄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父親是一位學者，記憶中他讀書非常專心，我從小就把他當作偶像，以他為典範期許自己。
漸漸長大，我才了解他在美國半工半讀的艱苦、與家人分隔兩地的辛酸，尤其我也為人父之後，感觸格外深刻。若說我們三兄弟至今還算有些許成就，全都必須歸功於我們的父母，若不是他們篳路藍縷地開創，我們不可能有安穩的路可走。回想起來，我心中滿是感激。
你長年投入愛滋病研究，並發明了雞尾酒療法。科學研究是一條崎嶇的道路，你是如何看待挫折？
就我的工作而言，失敗是再平常也不過的事。自從一九八一年愛滋病被首度證實、一九九五年雞尾酒療法問世以來，儘管科學不斷進步、愛滋病致死率大幅降低，但它卻仍是無法被徹底根治的疾病，而且傳染率至今仍然很高。醫師無法挽救每個病人，看著他們一個個去世，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對我們而言確實很難熬。
我一直告訴自己：「做重大的挑戰，就會遭遇重大的困難」、「愈是重大的挑戰，愈可能創造最大的機會」，只要心中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目標明確，就要堅持下去。目前我們正在研究預防愛滋病的疫苗，已進入人體實驗階段，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功。
近年你也走出實驗室，到各地演講，還特別為此學了中文，為什麼你會想這麼做？
我十二歲就移民美國，很少機會使用中文，中文愈來愈退步。我拜訪中國幾個愛滋病盛行的地區，若以英文演講，聽眾會覺得格格不入，而且與當地領導直接溝通也有困難，因此去惡補了一段時間的中文。
我認為科學研究之餘，也應該努力讓大眾對愛滋病建立起正確的知識、抱持正確的態度，愈多人了解，就愈少人會感染愛滋病，同時社會大眾也才能以更尊重的態度對待病人，知道對病人的恐懼、排斥，其實都是沒有必要的。
你與愛滋病長期抗戰數十年，過程中什麼事最能讓你感到快樂？
最讓我喜悅的，其實不是科學上的突破，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雞尾酒療法成功後，我好幾次在飛機上、戲院裏，或路上遇到不認識的人，他們跑來跟我握手，謝謝我救了他們的命。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刻，讓我更加肯定自己的工作非常值得。
你認為臺灣目前的科學教育最缺乏什麼？
科學需要不斷地提問、不停地挑戰，但臺灣的教育方式卻很少鼓勵學生思考，多半只是要學生坐在教室裏，老師怎麼講，學生就怎麼接受。但教育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提供大量的資訊，而是訓練學生「用對的方式、問對的問題」，此外還要學會「如何思考、如何學習、如何解決問題」。美國的科學教育其實也不盡完善，但仍有些方式可供我們參考。舉例來說，好比就讀加州理工學院時，考試從不在教室裏進行，而是要我們把題目帶回家做，你可以查遍所有的書籍、用盡所有的知識，想辦法解決考卷上的問題，比起強記死背，這樣的方式更能激發學生的研究精神。
你認為臺灣和美國的年輕人各有什麼樣的特點？你有什麼話想對年輕人說？
我認為臺灣和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太大的差異，卻有共通的問題，就是生活都過得太舒適了，讓年輕人缺乏了發現問題的能力、面對挑戰的勇氣。
我鼓勵年輕人不要被國籍、國家的邊界束縛，要走出去看看世界。不僅要到日本、歐洲這些進步的國家旅行，更要到亞洲、非洲等貧困的國家旅行；如果還沒有能力旅行，也要多涉獵國際新聞，或從網路、書籍搜尋資訊。
不同的世界，能讓人打開視野；視野打開了，就會看到這個世界還存在著太多值得努力的挑戰，重要的不是「我們能夠做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想法、目標不一樣之後，我們就更能發揮潛能，了解到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分子應該肩負的責任。
你認為臺灣最需要進步的地方是什麼？
我非常喜歡臺灣，對臺灣大部分的事物都非常滿意，我們全家人也都認為臺灣是非常適合長住的地方。不過近年有兩件事讓我比較憂心：第一是我熱愛臺灣的民主，但我很不喜歡臺灣的政治。臺灣的政治太兩極，非藍即綠，兩者之間沒有共通的立足點，政黨都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不先考慮人民；各黨派的政治領袖，都沒有勇氣堅持「做對的事」，而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臺灣已經是個小島了，如果我們再不培養國際觀、再停滯不前，後果堪虞。
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臺灣的媒體。打開電視新聞，多數的新聞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甚至可以形容那是「垃圾新聞」，我看不到什麼教育意義、社會責任；今天新聞報錯了，明天再若無其事地改過來，一點兒也不知道反省，更不會感到羞恥──只是，這樣要由誰來告訴我們真相？這種新聞簡直是在腐蝕人們的腦子，對年輕人的影響尤其負面，因此我很希望媒體拿出良知。
在忙碌的工作之餘，你有什麼讓自己放鬆的方式？
我的興趣其實和大家差不多，下班後喜歡看看書報、電影。我也常運動，年輕時常打籃球，後來也打乒乓球、網球，最近正在學高爾夫。去年我回臺灣時，曾在中研院和李遠哲、盧彥勳、盧先生之前的教練連玉輝一起在媒體前打網球，是很難忘的經驗。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私人來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片刻；工作上，當我有所新發現、新突破，知道我的研究可以拯救人們的生命，都讓我感到非常幸福。
讀者10問來賓預告：
黃達夫
(用心守護病人的院長)
《悲欣路：回首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何步基傳（一九一九～二○○九）》已於日前出版，在這之前，你曾和父親一起展開尋根之旅，其中最讓你難忘的是什麼？
我的父親出生在中國江西，他是姨太太的孩子，自幼飽受歧視；青年時代中日開戰，他幾乎是徒步千里地走到大後方求學。接著又爆發國共內戰，父親離開老家的妻兒，隻身來到臺灣。雖然父親在臺灣建立新家庭，但後來到美國深造，又和我們分別了八年之久。
二○○七年，我們三兄弟跟著父親與傳記作家瑪麗亞‧緹蓓特（Maria Tippett），陸續造訪了中國、臺灣、美國三地，尋訪父親一生顛沛流離的足跡。父親不是一個喜歡「話當年」的人，我們很少聽他談故事。這次旅程中，儘管物換星移，但許多地方還是勾起了父親的回憶。在他與傳記作家討論的過程中，我才點點滴滴地聽到父親的過往。他一生的悲欣與歡笑，他那熬過無數難關的堅毅精神，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也首次見到居住在中國，與我們同父異母的兄姐。文革時代他們的爺爺是地主、父親又在美國，因而成為被鬥爭的對象，失去了所有家產，飽嘗赤貧之苦，還被判定不得接受正常教育，只讀了三到五年的書，成長際遇和我們三兄弟可說是截然不同。時代的悲劇在他們臉上留下了太多滄桑，見到他們的剎那，我們三兄弟都感到很震撼，心裏也很不安，覺得我們擁有的實在太多了。
我形容這本傳記記載的是「一個平凡的人，度過了極不平凡的一生」。父親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儘管大環境已經不一樣了，但我相信不同國籍、不同年齡的讀者，都能從中讀到人類共同情感、讀到相同的感動。
二○○九年，父親過世了。我很慶幸這本傳記能在父親離世前付梓，對我個人而言，它不但凝聚了家人之間的感情，也彷彿是我與父親道別的禮物。
你與父親感情至深，父親對你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
父親的話不多，既不會說話來教訓我們，也從不逼著我們讀書。但是他的身教，卻對我們兄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父親是一位學者，記憶中他讀書非常專心，我從小就把他當作偶像，以他為典範期許自己。
漸漸長大，我才了解他在美國半工半讀的艱苦、與家人分隔兩地的辛酸，尤其我也為人父之後，感觸格外深刻。若說我們三兄弟至今還算有些許成就，全都必須歸功於我們的父母，若不是他們篳路藍縷地開創，我們不可能有安穩的路可走。回想起來，我心中滿是感激。
你長年投入愛滋病研究，並發明了雞尾酒療法。科學研究是一條崎嶇的道路，你是如何看待挫折？
就我的工作而言，失敗是再平常也不過的事。自從一九八一年愛滋病被首度證實、一九九五年雞尾酒療法問世以來，儘管科學不斷進步、愛滋病致死率大幅降低，但它卻仍是無法被徹底根治的疾病，而且傳染率至今仍然很高。醫師無法挽救每個病人，看著他們一個個去世，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對我們而言確實很難熬。
我一直告訴自己：「做重大的挑戰，就會遭遇重大的困難」、「愈是重大的挑戰，愈可能創造最大的機會」，只要心中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目標明確，就要堅持下去。目前我們正在研究預防愛滋病的疫苗，已進入人體實驗階段，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功。
近年你也走出實驗室，到各地演講，還特別為此學了中文，為什麼你會想這麼做？
我十二歲就移民美國，很少機會使用中文，中文愈來愈退步。我拜訪中國幾個愛滋病盛行的地區，若以英文演講，聽眾會覺得格格不入，而且與當地領導直接溝通也有困難，因此去惡補了一段時間的中文。
我認為科學研究之餘，也應該努力讓大眾對愛滋病建立起正確的知識、抱持正確的態度，愈多人了解，就愈少人會感染愛滋病，同時社會大眾也才能以更尊重的態度對待病人，知道對病人的恐懼、排斥，其實都是沒有必要的。
你與愛滋病長期抗戰數十年，過程中什麼事最能讓你感到快樂？
最讓我喜悅的，其實不是科學上的突破，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雞尾酒療法成功後，我好幾次在飛機上、戲院裏，或路上遇到不認識的人，他們跑來跟我握手，謝謝我救了他們的命。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刻，讓我更加肯定自己的工作非常值得。
你認為臺灣目前的科學教育最缺乏什麼？
科學需要不斷地提問、不停地挑戰，但臺灣的教育方式卻很少鼓勵學生思考，多半只是要學生坐在教室裏，老師怎麼講，學生就怎麼接受。但教育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提供大量的資訊，而是訓練學生「用對的方式、問對的問題」，此外還要學會「如何思考、如何學習、如何解決問題」。美國的科學教育其實也不盡完善，但仍有些方式可供我們參考。舉例來說，好比就讀加州理工學院時，考試從不在教室裏進行，而是要我們把題目帶回家做，你可以查遍所有的書籍、用盡所有的知識，想辦法解決考卷上的問題，比起強記死背，這樣的方式更能激發學生的研究精神。
你認為臺灣和美國的年輕人各有什麼樣的特點？你有什麼話想對年輕人說？
我認為臺灣和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太大的差異，卻有共通的問題，就是生活都過得太舒適了，讓年輕人缺乏了發現問題的能力、面對挑戰的勇氣。
我鼓勵年輕人不要被國籍、國家的邊界束縛，要走出去看看世界。不僅要到日本、歐洲這些進步的國家旅行，更要到亞洲、非洲等貧困的國家旅行；如果還沒有能力旅行，也要多涉獵國際新聞，或從網路、書籍搜尋資訊。
不同的世界，能讓人打開視野；視野打開了，就會看到這個世界還存在著太多值得努力的挑戰，重要的不是「我們能夠做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想法、目標不一樣之後，我們就更能發揮潛能，了解到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分子應該肩負的責任。
你認為臺灣最需要進步的地方是什麼？
我非常喜歡臺灣，對臺灣大部分的事物都非常滿意，我們全家人也都認為臺灣是非常適合長住的地方。不過近年有兩件事讓我比較憂心：第一是我熱愛臺灣的民主，但我很不喜歡臺灣的政治。臺灣的政治太兩極，非藍即綠，兩者之間沒有共通的立足點，政黨都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不先考慮人民；各黨派的政治領袖，都沒有勇氣堅持「做對的事」，而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臺灣已經是個小島了，如果我們再不培養國際觀、再停滯不前，後果堪虞。
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臺灣的媒體。打開電視新聞，多數的新聞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甚至可以形容那是「垃圾新聞」，我看不到什麼教育意義、社會責任；今天新聞報錯了，明天再若無其事地改過來，一點兒也不知道反省，更不會感到羞恥──只是，這樣要由誰來告訴我們真相？這種新聞簡直是在腐蝕人們的腦子，對年輕人的影響尤其負面，因此我很希望媒體拿出良知。
在忙碌的工作之餘，你有什麼讓自己放鬆的方式？
我的興趣其實和大家差不多，下班後喜歡看看書報、電影。我也常運動，年輕時常打籃球，後來也打乒乓球、網球，最近正在學高爾夫。去年我回臺灣時，曾在中研院和李遠哲、盧彥勳、盧先生之前的教練連玉輝一起在媒體前打網球，是很難忘的經驗。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私人來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片刻；工作上，當我有所新發現、新突破，知道我的研究可以拯救人們的生命，都讓我感到非常幸福。
讀者10問來賓預告：
黃達夫
(用心守護病人的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