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媽媽講話
不同於周杰倫〈聽媽媽的話〉，我的意思是聽媽媽聊天，隨興地，與「聽話」不一個意思。
事實上，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不「聽話」的一個，尤其少時、青少時雖不算叛逆，但跟母親不親。身為老七，母親生我那一年，同時當了外婆，那是戰末，家家缺吃少穿的，而且，每一家戶要出一名「奉公」──日據末期的公務勞動義工。父親不能老是向老闆請假，母親就背著小弟去「奉公」，我則由大我六歲的三姐帶。三姐雖然已上小學，但戰爭末期，盟軍飛機天天到臺灣轟炸，學校幾乎都停課。
臺灣光復，在日據時代是抗日分子的父親，很快地到省政府上班。當時省政府地址在現今行政院。父親在北門口租房子住，但只有二姐、二哥和我跟父親到臺北，二姐可以做飯，晚上學裁縫，二哥準備考師範。
母親守在中壢不肯搬走，因為大哥未成年即在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徵去海外當軍伕，三、四年中都沒消息，母親相信大哥存活在南洋或海南島某個角落，痴等著光復了，一批批臺灣兵回臺灣，其中一個一定是大哥。母親常去基隆碼頭等，或到中壢車站看，當時船班少，母親有車錢時就到基隆──船都是半夜到的；沒車錢時就每班火車到中壢時去車站看（一天約六班車），母親說：「全家離開中壢，英彥回來就找不到家人了。」
一年多過去，仍然沒有大哥的音訊，二姐出嫁，三姐、四姐必須到臺北上學。母親不得不也到臺北北門口住。跟母親分開一年多，我更無法親近母親。
不成人形的大哥回到臺灣，已是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之後，那一年暑假我剛要上小學。外表看起來恐怖的大哥抓著我的手，教我寫自己的姓名。
父母親從不看我們的功課，母親忙，父親只是教我們用客家語讀〈三字經〉、讀唐詩，講許多童話─後來我會閱讀後，才發現那些童話來自中外許多名著。母親不像一般母親叨叨念念，除了跟鄰居寒喧幾句，跟我們講必要的話，她很少說話。
父親在省府工作時間不長，那是一個貪官污吏不少的年代，父親在一個很「肥」的單位，但是他太耿直，連大哥結婚都不收紅包，所以單位裏上上下下趁父親一次生病，要他退職。領有限的錢，我們搬到臺中鄉間，從此父親做地裏的事，母親跟著忙，除了剁番薯藤，結草結子剁樹枝，養雞餵豬這些家事，母親還領藺草來編帽，編一頂約一星期，工錢夠買三兩升米。母親結草結子（燒灶用）時、編草帽時、抓花生莢下來時，會談起上幾代人的事，包括她眼見的或聽到的。
下雨天，做不了田裏的事，母親居然會拿起版刻舊書唐詩，用客語吟唱。我這才知道原來母親平時偶爾看報不是看假的，她還真的頗識幾個字。尤其後來我發現許多線裝書中，有一本四書，封面寫「陳氏葵紗」。問母親書的由來，「阿公過世前吩咐這進門薪臼（媳婦）也要讀漢文，」母親說。
後來陸陸續續母親談起大正九年（一九二○年）嫁入丘家門，她一個福佬女子，客語都不會講，卻要跟著客籍漢文老師念古書，白天又要做山裏的事，煮一大家子的飯、洗衣，平日要存薪柴。
她又說起祖父如何躲日本人，如何被捉，龐大家業如何被沒收，以及被小混混侵占。
還有四個妯娌間的，大阿婆、小阿婆的個性……我發現母親其實口才很好，不會東一件事、西一件事亂拼湊，基本上，每次都會在有限的時間中講一件事，母親是有組織能力的。
有時她帶我到人家的地裏拔鵝和豬吃的野草，她會順便教我：那是「紅竹子菜」，夏天吃消火氣的，這是「無頭香」──一種莎草科植物可以治牙疼，雞母珠有毒，吃了會「落胎」。更別說我們姐妹和姪兒們有病痛或長疥瘡，她會在田間找適合的草，甚至有回三姐被雨傘節咬了，母親立即找到「蛇草」剁爛敷上。
我們很少看醫師，昂貴的醫藥費付不起，真治不了，就搭公路局到豐原當醫師的堂舅舅家，我這才知道母親娘家原是葫蘆墩（豐原）大戶人家。我少年時身體好得很，只是高中時，家中極貧，三餐不飽，我瘦削得厲害，卻有個可笑的綽號：「小豬」。
高中靠臺中市政府補助的清寒獎學金念完，考大學時不敢填公費的師範大學以外的學校，而名掛榜外。長期的營養不良，加上失學，身體一下垮了下來。常生病，田裏的草藥治不了，母親帶我坐公路局去堂舅的醫院，一路上母親會說起她葫蘆墩娘家如何，最特別的是母親稱外公不是「阿爹」，而是「阿丈」。外公那時已過世，但母親談到外公一下子就變年輕了，「阿丈最疼我，我要出嫁時，阿丈特別從唐山請泉州師傅來做半廳面的家具。」
我一直不明白什麼叫「半廳面」，高中時搬到大坑口，母親回祖居大坑搬回家具和書到大坑口，所有的「老嫁妝」，分明有整套的神案、八仙桌、四張金交椅、衣櫥、書櫃、書桌、化妝臺、洗臉架、勝家縫紉機（在一九二○年是多稀罕啊），以及各種几、凳、紅眠床等等。
醫師是自己堂弟，付不起醫藥費，母親抓家裏養的一隻紅頭鴨，或鵝，或閹雞，放在草編的袋子中上豐原，給堂舅抵醫藥費。
大坑口，正是中豐公路的一站，我們上車，母親就一小站一小站地說：「頭家厝」如何，「舊社」如何。而不在中豐公路上的四張犁、七張犁，曾發生一件有趣的傳聞：當年唐山過臺灣，有一個哥哥先來到七張犁，後來弟弟也千辛萬苦追尋，到了四張犁，一問地名，弟弟十分吃驚：想「我好不容易過了黑水溝，從牛罵頭（清水）上岸，一路吃苦好幾個月，才到四張犁，那麼七張犁還有多少險難啊。」
他想到這一點就折回唐山去了，卻不知四張犁和七張犁只是隔壁莊頭。
母親的有趣故事引發我對先民一步一腳印的歷史產生興趣。車過潭子，那是臺中到豐原中途最大站，母親又說：「潭子以前叫大埔厝，因為是廣東大埔張達京開拓的，最先開拓葫蘆墩、東勢角，後來開大埔厝、葫蘆墩圳，就是他帶領祖先仔開的。」
「祖先仔」母親是如此稱先民，很親的。母親小時住葫蘆墩溪洲底。我一直以為那是「大甲溪中的河床」而百思不解：河床上沙洲住人，豈不是大水一來就淹掉了嗎？一直到數年後出校門，在豐原中學教書，才發現「溪洲」是沃原。這是後話。母親有一次特別說「大埔厝」，葫蘆墩圳開鑿後，許多地方變成良田，二叔祖中進士後，就在大埔厝蓋房子，叫「柏莊」，但是日本仔來占臺灣，日本軍還沒到，地方上的地痞「陳阿塞仔」就和一群莠民去搶柏莊，燒房子。日本人來了之後那塊地就被陳阿塞仔占去了。
原先立志考甲組學居禮夫人的我，因此對先民歷史有興趣，對鄉野風土人情也想探究，終於走上寫作之路，去探討田野間種種，於是開始投稿。後來改考乙組，學新聞，出校門後，又回到母親的出身地葫蘆墩教書，仍然住大坑口。在探訪學生家長時，不時地母親的故事跳到我眼前。
婚後也住豐原，租豐原國中後面農家，那時先生還在部隊，常不在家，母親就來陪我住，有時四姨、五姨、屘姨也來，老姐妹聊舊事，我改我的作業，耳朵也沒閒著。發現她們談「阿丈仔」──外公的時間多，很少談外婆。也許外婆早逝，也許外婆兒女多（八個），跟我小時的母親一樣，只是忙忙忙，較少跟兒女互動。我很慶幸母親長壽，有較多的時間陪我這屘女兒，多講些古早的故事。教了六年書，我就離開教職，隨除役的先生搬到臺北縣一個叫「南勢角」的地方，母親不放心，常不辭路遠從臺中大坑口搭轉好幾種車來看很不能坐車的屘女兒和小外孫、外孫女。
沒幾年我搬到永和，住公寓一樓，老邁的母親因心臟不好又肺水腫，常必須到臺北榮總就醫。當時弟弟仍住大坑口，大哥住中和公寓四樓，二哥、二嫂和三個姪兒住十多坪教師公寓，其他四位姐姐住桃園、臺中，只有我的住家有多的房間，而且一樓，又最近，所以母親就常住我家，我又沒正職，以寫作過日子。
以前我生病、坐月子，都是已過花甲的母親陪我。如今青年的我陪老邁的母親。我做家事時，母親持續講上幾代人的事。母親的身體雖然不好，但思路清晰，甚至有一次，我問我們八個兄弟姐妹的出生年、月、日、時辰，她都記得，我拿筆記下。
母親告訴我丘家的一切一切，像祖父如何抗日，如何化名潛回臺灣，如何躲過日本人追捕，又被捕後在地方人士斡旋下，交出大部分山園田產。祖父病逝後，未成年的父親不怕死，在祖父的墓碑上，鐫刻抗日的對聯。
那時我在雜誌和報紙有「先民的腳印」和「寶島開講」、「故鄉風物舊時情」等專欄，一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問母親。有時候姑姑們來探訪，她們的聊天內容也不知不覺入我腦中。
姑姑都說我：「你最孝順了，接了又老又病的媽媽來住。」
我趕忙說：「沒有，沒有，我最最有福氣，老姑姑大家都肯來我家。」
我是講實話，她們的談話無形地化為我的養分。尤其母親是一本活字典，她只是早我四十年生，沒機會像我提筆寫文章。
母親身體十分不好，我開始有個領悟，我和弟弟比大姐、大哥、二姐、二哥他們「不幸」，他們過了半百還有老媽媽，而我和弟弟，三十多歲就開始擔心和雙親永遠分開。
母親終究不願住女兒家太久，她又回臺中大坑口弟弟家。我每逢寒暑假就帶孩子回娘家住上十天半個月。繼續聽母親講上幾輩人的事。
小時跟我們講故事的老爸爸反而不太講話了，我發現身體勇健、大母親一歲的父親，記憶力沒母親好。父親是因聽力老化不愛說話，而母親則是視力不好──多年後我才知道白內障可以開刀的，當時不清楚，一直很心痛。
我回臺中，就是聽母親聊天，買買菜，七姑、八姑、屘姑三位老姑媽也常來，常會碰上。她們會聊古早的事。青壯的我，在老人前，聽的時候多，我有時又想：其實我還是有福氣的，幾個姐姐們出嫁都被夫家綁住了，只有我最自由，可以融入上一代的感情中。
母親在八十一歲逝世。那一年，我才剛進入不惑。是啊，原來我和母親還是最親的，我也最聽媽媽的話。（祖華繪圖）
事實上，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不「聽話」的一個，尤其少時、青少時雖不算叛逆，但跟母親不親。身為老七，母親生我那一年，同時當了外婆，那是戰末，家家缺吃少穿的，而且，每一家戶要出一名「奉公」──日據末期的公務勞動義工。父親不能老是向老闆請假，母親就背著小弟去「奉公」，我則由大我六歲的三姐帶。三姐雖然已上小學，但戰爭末期，盟軍飛機天天到臺灣轟炸，學校幾乎都停課。
臺灣光復，在日據時代是抗日分子的父親，很快地到省政府上班。當時省政府地址在現今行政院。父親在北門口租房子住，但只有二姐、二哥和我跟父親到臺北，二姐可以做飯，晚上學裁縫，二哥準備考師範。
母親守在中壢不肯搬走，因為大哥未成年即在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徵去海外當軍伕，三、四年中都沒消息，母親相信大哥存活在南洋或海南島某個角落，痴等著光復了，一批批臺灣兵回臺灣，其中一個一定是大哥。母親常去基隆碼頭等，或到中壢車站看，當時船班少，母親有車錢時就到基隆──船都是半夜到的；沒車錢時就每班火車到中壢時去車站看（一天約六班車），母親說：「全家離開中壢，英彥回來就找不到家人了。」
一年多過去，仍然沒有大哥的音訊，二姐出嫁，三姐、四姐必須到臺北上學。母親不得不也到臺北北門口住。跟母親分開一年多，我更無法親近母親。
不成人形的大哥回到臺灣，已是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之後，那一年暑假我剛要上小學。外表看起來恐怖的大哥抓著我的手，教我寫自己的姓名。
父母親從不看我們的功課，母親忙，父親只是教我們用客家語讀〈三字經〉、讀唐詩，講許多童話─後來我會閱讀後，才發現那些童話來自中外許多名著。母親不像一般母親叨叨念念，除了跟鄰居寒喧幾句，跟我們講必要的話，她很少說話。
父親在省府工作時間不長，那是一個貪官污吏不少的年代，父親在一個很「肥」的單位，但是他太耿直，連大哥結婚都不收紅包，所以單位裏上上下下趁父親一次生病，要他退職。領有限的錢，我們搬到臺中鄉間，從此父親做地裏的事，母親跟著忙，除了剁番薯藤，結草結子剁樹枝，養雞餵豬這些家事，母親還領藺草來編帽，編一頂約一星期，工錢夠買三兩升米。母親結草結子（燒灶用）時、編草帽時、抓花生莢下來時，會談起上幾代人的事，包括她眼見的或聽到的。
下雨天，做不了田裏的事，母親居然會拿起版刻舊書唐詩，用客語吟唱。我這才知道原來母親平時偶爾看報不是看假的，她還真的頗識幾個字。尤其後來我發現許多線裝書中，有一本四書，封面寫「陳氏葵紗」。問母親書的由來，「阿公過世前吩咐這進門薪臼（媳婦）也要讀漢文，」母親說。
後來陸陸續續母親談起大正九年（一九二○年）嫁入丘家門，她一個福佬女子，客語都不會講，卻要跟著客籍漢文老師念古書，白天又要做山裏的事，煮一大家子的飯、洗衣，平日要存薪柴。
她又說起祖父如何躲日本人，如何被捉，龐大家業如何被沒收，以及被小混混侵占。
還有四個妯娌間的，大阿婆、小阿婆的個性……我發現母親其實口才很好，不會東一件事、西一件事亂拼湊，基本上，每次都會在有限的時間中講一件事，母親是有組織能力的。
有時她帶我到人家的地裏拔鵝和豬吃的野草，她會順便教我：那是「紅竹子菜」，夏天吃消火氣的，這是「無頭香」──一種莎草科植物可以治牙疼，雞母珠有毒，吃了會「落胎」。更別說我們姐妹和姪兒們有病痛或長疥瘡，她會在田間找適合的草，甚至有回三姐被雨傘節咬了，母親立即找到「蛇草」剁爛敷上。
我們很少看醫師，昂貴的醫藥費付不起，真治不了，就搭公路局到豐原當醫師的堂舅舅家，我這才知道母親娘家原是葫蘆墩（豐原）大戶人家。我少年時身體好得很，只是高中時，家中極貧，三餐不飽，我瘦削得厲害，卻有個可笑的綽號：「小豬」。
高中靠臺中市政府補助的清寒獎學金念完，考大學時不敢填公費的師範大學以外的學校，而名掛榜外。長期的營養不良，加上失學，身體一下垮了下來。常生病，田裏的草藥治不了，母親帶我坐公路局去堂舅的醫院，一路上母親會說起她葫蘆墩娘家如何，最特別的是母親稱外公不是「阿爹」，而是「阿丈」。外公那時已過世，但母親談到外公一下子就變年輕了，「阿丈最疼我，我要出嫁時，阿丈特別從唐山請泉州師傅來做半廳面的家具。」
我一直不明白什麼叫「半廳面」，高中時搬到大坑口，母親回祖居大坑搬回家具和書到大坑口，所有的「老嫁妝」，分明有整套的神案、八仙桌、四張金交椅、衣櫥、書櫃、書桌、化妝臺、洗臉架、勝家縫紉機（在一九二○年是多稀罕啊），以及各種几、凳、紅眠床等等。
醫師是自己堂弟，付不起醫藥費，母親抓家裏養的一隻紅頭鴨，或鵝，或閹雞，放在草編的袋子中上豐原，給堂舅抵醫藥費。
大坑口，正是中豐公路的一站，我們上車，母親就一小站一小站地說：「頭家厝」如何，「舊社」如何。而不在中豐公路上的四張犁、七張犁，曾發生一件有趣的傳聞：當年唐山過臺灣，有一個哥哥先來到七張犁，後來弟弟也千辛萬苦追尋，到了四張犁，一問地名，弟弟十分吃驚：想「我好不容易過了黑水溝，從牛罵頭（清水）上岸，一路吃苦好幾個月，才到四張犁，那麼七張犁還有多少險難啊。」
他想到這一點就折回唐山去了，卻不知四張犁和七張犁只是隔壁莊頭。
母親的有趣故事引發我對先民一步一腳印的歷史產生興趣。車過潭子，那是臺中到豐原中途最大站，母親又說：「潭子以前叫大埔厝，因為是廣東大埔張達京開拓的，最先開拓葫蘆墩、東勢角，後來開大埔厝、葫蘆墩圳，就是他帶領祖先仔開的。」
「祖先仔」母親是如此稱先民，很親的。母親小時住葫蘆墩溪洲底。我一直以為那是「大甲溪中的河床」而百思不解：河床上沙洲住人，豈不是大水一來就淹掉了嗎？一直到數年後出校門，在豐原中學教書，才發現「溪洲」是沃原。這是後話。母親有一次特別說「大埔厝」，葫蘆墩圳開鑿後，許多地方變成良田，二叔祖中進士後，就在大埔厝蓋房子，叫「柏莊」，但是日本仔來占臺灣，日本軍還沒到，地方上的地痞「陳阿塞仔」就和一群莠民去搶柏莊，燒房子。日本人來了之後那塊地就被陳阿塞仔占去了。
原先立志考甲組學居禮夫人的我，因此對先民歷史有興趣，對鄉野風土人情也想探究，終於走上寫作之路，去探討田野間種種，於是開始投稿。後來改考乙組，學新聞，出校門後，又回到母親的出身地葫蘆墩教書，仍然住大坑口。在探訪學生家長時，不時地母親的故事跳到我眼前。
婚後也住豐原，租豐原國中後面農家，那時先生還在部隊，常不在家，母親就來陪我住，有時四姨、五姨、屘姨也來，老姐妹聊舊事，我改我的作業，耳朵也沒閒著。發現她們談「阿丈仔」──外公的時間多，很少談外婆。也許外婆早逝，也許外婆兒女多（八個），跟我小時的母親一樣，只是忙忙忙，較少跟兒女互動。我很慶幸母親長壽，有較多的時間陪我這屘女兒，多講些古早的故事。教了六年書，我就離開教職，隨除役的先生搬到臺北縣一個叫「南勢角」的地方，母親不放心，常不辭路遠從臺中大坑口搭轉好幾種車來看很不能坐車的屘女兒和小外孫、外孫女。
沒幾年我搬到永和，住公寓一樓，老邁的母親因心臟不好又肺水腫，常必須到臺北榮總就醫。當時弟弟仍住大坑口，大哥住中和公寓四樓，二哥、二嫂和三個姪兒住十多坪教師公寓，其他四位姐姐住桃園、臺中，只有我的住家有多的房間，而且一樓，又最近，所以母親就常住我家，我又沒正職，以寫作過日子。
以前我生病、坐月子，都是已過花甲的母親陪我。如今青年的我陪老邁的母親。我做家事時，母親持續講上幾代人的事。母親的身體雖然不好，但思路清晰，甚至有一次，我問我們八個兄弟姐妹的出生年、月、日、時辰，她都記得，我拿筆記下。
母親告訴我丘家的一切一切，像祖父如何抗日，如何化名潛回臺灣，如何躲過日本人追捕，又被捕後在地方人士斡旋下，交出大部分山園田產。祖父病逝後，未成年的父親不怕死，在祖父的墓碑上，鐫刻抗日的對聯。
那時我在雜誌和報紙有「先民的腳印」和「寶島開講」、「故鄉風物舊時情」等專欄，一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問母親。有時候姑姑們來探訪，她們的聊天內容也不知不覺入我腦中。
姑姑都說我：「你最孝順了，接了又老又病的媽媽來住。」
我趕忙說：「沒有，沒有，我最最有福氣，老姑姑大家都肯來我家。」
我是講實話，她們的談話無形地化為我的養分。尤其母親是一本活字典，她只是早我四十年生，沒機會像我提筆寫文章。
母親身體十分不好，我開始有個領悟，我和弟弟比大姐、大哥、二姐、二哥他們「不幸」，他們過了半百還有老媽媽，而我和弟弟，三十多歲就開始擔心和雙親永遠分開。
母親終究不願住女兒家太久，她又回臺中大坑口弟弟家。我每逢寒暑假就帶孩子回娘家住上十天半個月。繼續聽母親講上幾輩人的事。
小時跟我們講故事的老爸爸反而不太講話了，我發現身體勇健、大母親一歲的父親，記憶力沒母親好。父親是因聽力老化不愛說話，而母親則是視力不好──多年後我才知道白內障可以開刀的，當時不清楚，一直很心痛。
我回臺中，就是聽母親聊天，買買菜，七姑、八姑、屘姑三位老姑媽也常來，常會碰上。她們會聊古早的事。青壯的我，在老人前，聽的時候多，我有時又想：其實我還是有福氣的，幾個姐姐們出嫁都被夫家綁住了，只有我最自由，可以融入上一代的感情中。
母親在八十一歲逝世。那一年，我才剛進入不惑。是啊，原來我和母親還是最親的，我也最聽媽媽的話。（祖華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