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楊力州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知名作品包括《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被遺忘的時光》……等。他花了一年時間長駐高雄甲仙,記錄居民在莫拉克風災後的重建之路,與甲仙國小的孩子,如何透過拔河比賽重振地方士氣。《拔一條河》日前於院線播放,上映一周票房即突破新臺幣500萬元

是什麼機緣,讓你決定拍攝《拔一條河》?
八八風災過後兩年,我接下統一超商的微電影,計畫拍攝店長的故事。拿到各門市資料,我一眼就看到甲仙,莫名地受到吸引。到了當地,我們和居民聊天,聽了很多風災後動人的故事,認為是個值得記錄的題材,建議統一拍攝三十分鐘的短片,短片又發展成紀錄長片《拔一條河》。
風災時,當地死亡人數實在太多,小鎮的喪事從年頭辦到年尾,再意志堅強的人,也會消沈。能離開的人都走了,剩下那些走不掉、不想走的。
初到甲仙時,我們聽說甲仙國小拔河隊得到全高雄冠軍,便到組合屋教室拜訪他們,看到這群孩子把不過郵票大小的報導,影印放得好大,好大,慎重貼在牆上。我恍然大悟,這些孩子的勝利,是小鎮闊別已久的「好消息」,決定以拔河隊為主要記錄對象。

拍攝《拔一條河》期間,什麼事最讓你難忘?
孩子們參加全國決賽,拿到第二名。但回程的遊覽車上鴉雀無聲,小朋友都哭喪著臉,因為他們認為,只有「第一名」可以榮耀甲仙。
事前我們就知道,居民準備了驚喜─無論成績好壞,他們都會在甲仙大橋上迎接孩子。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很擔心,真的會有人來嗎?人會不會很少?不料,遊覽車才上橋,就被人群堵住了,全鎮兩百多人全都湧了出來。媽媽對孩子說:「你們好棒。」一路忍著眼淚的孩子,這才嚎啕大哭。整座小鎮都很興奮,我們也很激動。
甲仙大橋是當地唯一的聯外道路,太多居民曾在這座橋上,送孩子到外地上學、當兵、嫁女兒……風災衝垮了橋,也毀掉了人們的回憶。透過這群拔河的孩子,居民在新的橋上建立起新的記憶,讓我相當動容。
以前我認為,「小孩鼓勵大人」的情節,只會出現在宮崎駿的電影裏。但在甲仙,孩子證明了:我們站得起來,大人沒理由站不起來。

《拔一條河》中,也有不少篇幅在記錄新住民媽媽,為什麼會想這麼做?
之前有人跟我說,不要拍新住民,臺灣人對他們不感興趣,這樣的紀錄片沒人想看。早在二○○八年,臺灣新住民就已經超過五十萬人,新住民子女超過一百萬,但他們卻始終被漠視,我想說出他們的故事。
在甲仙,有幼稚園的孩子不敢承認媽媽是新住民,為什麼年紀這麼小,內心就已經產生「階級」?我在農村長大,小時候最怕資料要填父母的學歷,「小學」那兩字,總會讓我猶豫很久。因此,我格外能體會那孩子的心情。
不少人習慣用輕蔑的態度對待新住民,還有人直接問:「你是被多少錢買來的?」跟在旁邊的孩子聽在耳裏,要怎麼認同自己的媽媽?他們長大後,會不會對臺灣充滿仇恨?
甲仙的新住民媽媽都喜歡做菜。一個母親說:「我有一天會死,但孩子只要記住菜的味道,就會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她們是這麼努力地,想成為「孩子尊重的母親」。
飄洋過海的她們,本來就具有堅毅的特質,是社區重建的重要力量。一次我拍新住民媽媽,她說:「不要拍手,很醜。」她的手因為長期在農地勞動,粗黑龜裂,當下我真想告訴她,這是一雙最美的手。

你希望觀眾從《拔一條河》中看到什麼?
「一個臺灣,兩個世界」,這另一個世界並不遠,從臺北出發不過三個多小時車程。除了希望觀眾看到甲仙居民從風災中站起來的毅力,也希望藉此打破大眾對新住民、新住民子女的誤解。

你在風災後的甲仙,看見了什麼轉變?
甲仙過去是南橫入口,居民習慣靠「過路財」賺錢。颱風奪走甲仙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剩下的那百分之一,卻成為強大的力量。
風災後,政府釋出「八八零工」,請居民種樹,一天可賺新臺幣八百元,但僧多粥少,一人一周大約只能工作兩天。一位賣芋頭冰的老闆跟我說:「我希望政府不要再給錢了,做這樣的工,我吃不飽,餓不死,生存的尊嚴與能力卻逐漸消失。」我又問:「那你希望政府做什麼?」他想了想,說:「教我們怎麼種有機蔬菜,或其他高經濟價值作物。」現在,很多甲仙人回歸土地耕作,或是想辦法開發祕境,希望留住觀光客。我認為他們漸漸「看見自己原來的樣子」。

你認為災區居民最缺乏的是什麼?
風災後,政府其實也很努力,硬體重建非常快速。但我認為,真正的「重建」,不是新大橋剪綵後就沒事了。日本三一一海嘯發生三年,當地才出現自殺潮,「心靈重建」看不到,卻比什麼都重要。

你拍攝紀錄片多年,是否有想放棄的時候?
每次剪接時,我都說:「這絕對是我最後一部紀錄片。」但我總是又被觀眾打動。有人寫信告訴我,他和母親關係緊張,不知道多少年沒一起吃飯了。他看《被遺忘的時光》,在戲院哭到走不出去,決定約媽媽吃頓飯。
《拔一條河》在甲仙舉行特映會,原以為兩場就能讓全部居民看完,不料卻持續播放到午夜,因為在外地讀書、工作的年輕人都回來了,「這樣才能陪阿公、阿嬤一起看。」影片播畢,有人站起來跟我說:「我們鄉下人很多事不懂,但我想讓導演知道,我們很愛你。」當下我熱淚盈眶。

你未來有什麼拍片計畫?
我下部紀錄片《紅盒子》已在剪輯,拍的是布袋戲大師陳錫煌。他是李天祿的長子,因為李天祿入贅,故從母姓。這部片談的不是布袋戲,而是「父子」。
另外,我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拍七個高中生。他們現在三十五歲了,有人過世,有人結婚生子,有人離婚了。我要一直拍到他們四十歲,預計七年後才會發表。

現在有不少年輕人想投入紀錄片拍攝,你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不要踏進來。拍紀錄片是很寂寞的工作,你每拍一部片子,肩上就多一份別人的期待。紀錄片工作者終究會遇到要說「再見」的時刻。要怎麼跟鏡頭前熟悉的臉孔道別?拍完了不想轉頭就走,但總有下個工作要進行,說再見是很痛苦的。
可是,如果來不及了,你已經踏進來了,那我只能告訴你「不要回頭」。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我在甲仙住了這麼久,很怕女兒不喜歡我了。當我回家時,女兒抱著我,說:「爸爸是新郎,我要當新娘。」那真是我最幸福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