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知香港 文化忠實傳承

喜歡製造黑色幽默,被媒體稱為「妖刀」、「新一代開山怪」的香港七○後導演彭浩翔擁有眾多粉絲支持,編劇出身的他非常注重劇本和電影的可看性。彭浩翔電影中的多線索和多時空敘事更多的是來自導演的隨意性、戲謔性,追求的也是由此營造的輕鬆幽默感。劉聰對他電影風格的點評很是精準:「他永遠懷著一份人際關係的不安全感來講故事,顛覆真相的結尾讓你精神一振,回味無窮;各種紅男綠女你來我往,不變的是那份永遠找不到穩定狀態的愛情。敘事結構自由又靈巧,時而現實,時而幻想,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一部電影裡混雜著多種類型,則是希望觀眾在彭浩翔的電影裡玩得開心。」他的都市輕喜劇作品《低俗喜劇》與《春嬌和志明》佔據二○一二年港產電影票房榜的二三位。單從《春嬌和志明》看,就知道彭總瑣碎的港式幽默風格背後,表達的是對於現實的無奈之情。正如彭浩翔所講,他的電影故事的底蘊,常常很具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凡事盡皆過火,一切盡是癲狂」。

奮鬥片

「獅子山精神」被認為是香港精神的代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四年持續二十一年香港電視臺開始播放《獅子山下》為電影式的系列電視劇,劇中描寫的是香港草根階層如何通過自身努力不斷攀登的故事,為港島千家萬戶所耳熟能詳。對香港人來說,獅子山象徵著香港的精神高地。有獅子山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

草根階層的自我奮鬥是香港電影最擅於表現的,也是佔據港產片大半江山的話題。比如《新精武門》中周星馳就飾演了一個到香港投親靠友的廣州仔,初來乍到的他連路邊自動售貨機也不會用,但通過持之以恆地習武,最後他變成了一個替師傅報仇除奸的大英雄,通過比武贏得金錢和美女。石川對這種精神有過很深刻的分析:「香港電影擅長援用通俗劇擅長的『灰姑娘』式的人物昇華模式,通過人物身世際遇的前後對比,彰顯了個人奮鬥的價值理念。同時,對香港『有錢要充闊,沒錢也要充闊』的拜金主義進行了嘲弄和諷刺。」

香港電影向來不大會處理比「個人」這個詞更大的譬如集體、國家等元素,或者說香港人對於集體的概念極為模糊,很少會去想集體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影響。這個傳統其實不單單是在香港存在,在華南聚族而居的地區,國家、政府之類的詞彙對他們的影響遠遠小於宗族。這種心理經由華南移民到香港的人繼續傳承,再加上百年殖民地的教化,便顯露出香港區別於內地的獨特性。

人文關懷 事件之後的故事

還是要講一講杜琪峰。杜琪峰的嘗試將香港電影由傳統「好人- 受迫害- 重新奮起」的模式引向了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他的電影師法日本黑澤明,所講述的是命運的無常和個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頗有傳統儒家的意味。他評價黑澤明的電影時這樣說,「我感覺在他的電影裡,很多時候他的動作只是一招,而且很短,但是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杜琪峰將警匪、黑幫類型片較之前儘量減少了槍炮狂轟濫炸煙霧繚繞的激戰場面,將視角的中心轉化為「人」。不管是善還是惡,在杜琪峰看來,都應當有他自己的故事可供挖掘和展現。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後的故事,也就是將之前以點為主的香港電影擴展到線,可謂是不小的進步。當然,也有守舊的人批評杜琪峰的電影雖然隱隱有與吳宇森等老前輩並肩的趨勢,但卻因為這轉型而丟掉了香港電影的獨特性。

儘管沒有刻意追求過某種影像風格,但《毒戰》這一特殊題材、故事背景和敘事風格的成熟電影,標誌著杜琪峰電影中人文關懷精神變得更為濃郁。在拍完《暗戰》之後,杜琪峰曾經說過自己拍攝黑幫電影的理想狀態:「有時候我覺得,在香港好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朋友是黑社會。我確實已經有過很多講黑幫的電影,但我是想做一部很冷靜的電影,用生活化的方式來講黑幫故事,而不是打打殺殺那些。」其實這一部電影捧得如此之多的大獎,也在說明香港電影的緩慢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