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 兒

編按:
一九五三年,任職大安印刷廠的劉耀廷,因涉及印刷中共相關文件被捕,與懷有雙胞胎的新婚妻子施月霞從此分離,並於隔年一月遭槍決,享年二十九歲。本文收錄於《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將由衛城於二○一五年二月出版。圖片由女兒劉美蜺捐贈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收藏。

冬日午後,與劉耀廷的女兒劉美蜺相約,在喧鬧的咖啡館見面,才剛吐出一句話,「媽媽是最可憐的……」劉美蜺就掉淚了。六十年過去,初生的女嬰都老了,時間再怎麼敦厚,也不足以化去哽咽。

劉耀廷過世後,劉家大哥一人要養十幾口人,施月霞不願加重他人的負擔,離開了高雄,帶著雙胞胎返回自己的城市,臺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包括:丈夫的一撮頭髮,幾許指甲,一截他生前穿過的衣料,生前愛聽的幾張唱片,兩本丈夫在獄中的手製相冊,與八十幾封書信。施月霞將槍決當天的日曆撕下,裁切方正,貼在相冊首頁,以誌不忘。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兩人結婚四週年的隔一天。而那截衣料是卡其布,取自劉耀廷愛穿的工作服。劉大哥變賣家財,最後一次上臺北「打通關」,才剛返回高雄,就聽說槍決的消息,隨即再度北上,收屍。據說,劉耀廷的遺體草率地擺在地面,泡在雨水中,那件卡其衣,是他穿在身上的遺物。

施月霞白天上工,做洋裁,晚上跟店家租床位,只求能睡就好。母女三人睡過理髮店樓上的通舖,魚塭附近的民舍。美蜺印象較深刻的是,三歲半到四歲期間,住在赤崁樓隔壁,一位名叫「笑姨」的天主教徒家裡,總是見不到媽媽的小姐妹哭著睡著了,醒來見到許多移動中的白袍,以為讓鬼包圍了,原來是好奇的修女們來看雙胞胎。笑姨家的隔壁很熱鬧,大門不上鎖,門一推開,就是舞廳,舞廳外有人養雞。

母親忙於生計,白日總不在身邊,雙胞胎的童年,是在孤寂之中度過的,遊蕩於街坊,鐵道,與戲院之中。經常思念著「高雄的故鄉」,想念祖母的慈柔,於是手牽著手,沿著鐵道天真問路,「開往高雄的火車怎麼去?」但她們哪也去不了,只能沿著鐵軌(或清場中的戲院)撿拾菸蒂,向成人換糖果吃。

特務的監視,加深了周遭對她們的猜疑。母女三人搬遷不斷,也不敢申請電話。雙胞胎嚴重缺乏安全感,每晚臨睡前,總要一再觸摸母親,確認她還平安,還在身邊。「夜深人靜,母親還踩著縫衣機,顏面白晰,沉重、疲倦,很少展現笑容,我們也沒高興開心過,在那種環境下,塑造我們悲觀敏感的個性。」日後,姊姊美虹在札記裡寫下這段話。美蜺則說,「至今我依舊非常自卑,神經質,即使在大白天,我依舊習慣把窗簾拉上,害怕有人在外偷看,監視。」窗簾一概不透光,近幾年稍有「進步」,接受了透光的材質。

為了增加收入,母親施月霞捨棄裁縫,決定去酒家賣唱,過一種「有時間休息,有時間陪伴女兒」,「可以為孩子買新衣與玩具」的生活。當時的酒家,延續日本時代的風格,是僅供喝酒聽歌的娛樂場所。在這裡,施月霞遇到後來的丈夫,陳顯榮。

陳家有六個兄弟,陳顯榮排行第五。弟弟陳顯能,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當時,年僅十五歲,就讀嘉義中學二年級,到鄰居家中收聽廣播,被「國軍」迫擊炮擊中,當場身亡。①

四哥陳顯宗,二二八事件時,任職於嘉義南靖糖廠,在一趟武裝護送外省人避難的路途中,「遇到國軍,遂被攔截,五名台籍職員全部罹難,死狀甚慘,親人前往認屍,幾至辨認不出。」

三哥陳顯富,二二八時任教於嘉義中學,事件爆發後,被推舉為「嘉義地區學生聯盟總指揮」,聯合阿里山一帶的高山族部隊,拿下國民黨軍隊駐紮的軍械庫,轉攻水上機場。事敗後退入山區,另組織「台灣自治聯軍」,擔任武裝工作隊隊長,繼續與國民黨對抗。其後部隊解散,陳顯富化名陳目田,在台北的北一女中擔任數學老師。一九四八年八月,加入地下黨,一九五○年七月被捕後處決,家人不敢領屍。

二哥陳顯德,「知曉其弟為匪諜而不報」,坐牢七年。至於陳顯榮自己,二二八後加入了由學生組織的武裝部隊,圍攻嘉義水上機場,又涉及地下黨「台南工學院支部案」,藏匿了一年多,出面自新,獲得開釋。

陳家六兄弟,三人死於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一人入獄七年,一人逃亡後自新。而他們的父親,竟也因為「管教兒女不嚴」,被解除了校長職務,拘禁六個月,一年後鬰抑而終。

政治創傷的重負,讓陳顯榮得以穿越表象,直取施月霞晦暗不明的悲傷。他向這位「寶美樓酒家」的歌女請問,妳丈夫的死因是什麼?施月霞推說盲腸炎。他追問哪家醫院做的手術,施月霞一時答不出,淚眼驚惶,他便猜到了: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槍斃的。他愛上眼前的女人,不時來聽歌,交往半年後求婚,決心養育劉耀廷的女兒,「照顧受難者的後代」。

一九五八年,美虹美蜺五歲,施月霞再婚。婚訊上了報紙,徵信新聞(聯合報前身)下了這樣的標題:大學教授迎娶寶美樓酒家女。此後,無父的雙生女有了養父,陳顯榮暗暗立誓,絕不讓劉耀廷的孩子失學,並且與自己約定不再生子,以免偏心。直到十年後,姐妹倆上了初中,施月霞才以四十二歲的年紀,生了一個兒子。

「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對班上同學說:雙生仔本來姓劉,她爸爸是匪諜被槍斃的,她媽媽以前是個酒家女,」美虹在札記上這樣回憶著,「這番話是我懂事以來聽到最恐怖的話。」小學五年級開始,雙胞胎清楚意識到,自己經常被人指指點點,「講著不讓我們聽見的話,對我們使白眼,」美蜺說,在那樣一個「到處都在檢舉匪諜」的環境裡,她們無法質疑「匪諜」的定義,洗刷﹁匪諜﹂的汙名,也無從追索父親的思想與行動,他的抵抗與他的想望。內心唯一的支撐,只有養父的保證:「妳們的父親是好人,不是壞人。」以及祖母溫柔的叮嚀:「不管外面的人怎麼說,相信妳們的媽媽就好,不管別人怎麼看,愛妳們的媽媽就好。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母女三人的生活,在婚姻的框架中得到安定,然而,歧視與「懲罰」以流言的形式,滲入校園與街坊,構築人際障礙,持續施以傷害。「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無以名狀。勉強倖存的政治犯親屬,就算勇敢而謙卑地活了下來,依舊要坐心理的牢。「我跟姊姊很敏感,從小自卑到大,」美蜺說,「我們沒有朋友。」受傷的女孩不喜歡上學,渴盼下一個學年趕快來到,至少,在新同學被流言汙染之前,她們還能享有一段乾淨的日子,一點純真的友誼。受傷的女孩不串門子,「別人的父母總會問,養父對我們好不好啊,」殘忍的好奇心不是關心,美虹寫道,「說真的,有時候有點恨父親為什麼要那樣死。」

另一則童年回憶:母親帶小姊妹回高雄探望祖母,順道拜訪父親的老朋友,心想,見到耀廷的女兒健康長大,朋友們會感到欣慰吧。不料,母女三人得到的回應,是近乎刻薄的冷淡。她們敏感地認識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椅子還沒坐熱便告辭了,才剛上路,母親就掉下眼淚。那是屈辱的淚水。回到台南,成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小狗「美麗」熱情地撲上來,對她們又舔又親,沒有偏見,獻上全心全意的歡喜。母親說,「人類是殘忍,可怕的動物,狗卻是不會出賣朋友的。」

沒有朋友就算了,小姊妹告訴自己,小狗會陪我們長大,做我們的朋友。遭受孤立的時候,她們抱著美麗,或哭或被動物的純真逗笑了。養父嚴厲,以家父長的權威進行打罵教育,她們躲在宿舍外的水溝邊, 暗暗哭泣,「狗狗會輪流幫我們舔去淚水。」 她們不敢要求閱讀父親生前的書信,怕母親傷心,也不敢追問父親死後,留在高雄的那隻金獅,過得好或不好。直到母親過世,美虹與美蜺才跨過那道心理門檻,打開封印,閱讀父親的獄中書信,試圖重新追索與想像父親,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其中一封信,獄中的父親竟也念及金獅,問狗狗好不好,託母親照看牠的健康。

與劉美蜺進行訪談的過程中, 她不時將注意力轉移至咖啡廳的「店狗」身上,撫摸牠,對牠笑,跟牠說話,並且向我們說明,「這隻狗的前腳受過傷,不能拉扯,要用抱的,」無比自然的親密,帶著深情的信任。訪談沒有安排在她家裡,因為,她擔心,狗狗們會以無限熱情且持續的遊戲與吠叫,讓訪談一再中斷。

美蜺長得與父親神似,成年後,通過閱讀信件而重構的記憶中,美蜺不無感傷卻飽含溫暖地「記得」,小時候,一兩歲的嬰兒期,母親經常抱著美蜺等在巷口,盼著父親的來信。又說,大伯為了降低母親的經濟負擔,提議收養美蜺,母親捨不得,堅持「雙胞胎不能分開」,就像兩人的名字蜺與虹,「生來就要在一起的。」大伯為何提議收養妹妹而非姊姊?美蜺說,「因為我長得像爸爸。」似乎,長得像爸爸這件事,給了她無比幸福的慰藉。

美蜺的慰藉,卻是美虹的傷痛。姊姊美虹自小就感覺到,母親是偏愛妹妹的,這份深埋的心事,美虹直到病危,才說給妹妹聽。美蜺一邊哭著,一邊回憶:「剛上小學的時候,媽媽買了兩隻鉛筆,筆桿一藍一綠,讓我們挑,兩人都表明喜歡藍色的那款,於是媽媽將筆握在身後,讓我們猜左手右手……。」這故事,美蜺根本沒印象,是姊姊於病榻講述的回憶。故事繼續:妹妹賭輸了,但媽媽在身後偷偷換手,將藍色的那支筆,給了妹妹。這一幕,姊姊全程目睹了,因為,媽媽背後的穿衣鏡,出賣了媽媽的心。

美蜺哭著對病中的姊姊說,「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姊姊答,「因為妳是被偏愛的那個,所以妳不會知道。」

一九七二年,母親施月霞病逝於乳癌,時年四十六歲。

雙胞胎姊姊美虹,一九九二年同樣病逝於乳癌,三十九歲。

蜺與虹的一生,從來不曾見過父親。當她們降生於高雄,父親正在臺北的軍法處坐牢。十一個月大時,父親遭到槍決。父女之間不曾相互聞嗅,擁抱,交換體溫,皮膚對著皮膚,只在夢裡見過幾次。美蜺始終感覺,自己是「父親的女兒」,她知道母親對她的偏愛,來自於對父親不死的深情。問她,父母偏心對小孩好嗎?她倚了倚腦袋,捧著純真而童稚的回憶,說,「因為偏心而受寵,是一件幸福的事。」又說,「有媽媽疼愛的童年,回憶起來就是不一樣。」

母親再婚後,姐妹倆改冠養父的姓。美虹是以「陳美虹」的身分,離開人世的。一九九七年底,移居日本的養父來電,告訴當時還姓「陳」的美蜺,劉耀廷幾度到夢裡尋他,期盼美蜺「認祖歸宗」,換回本姓。美蜺說,養父是物理學家,不信鬼神,也不拿香,「可見我生父托夢一事,並非偽造。」然而,美蜺感念養父的恩情,對「終止收養」的程序始終被動,無法下定決心。不料,三個月後,美蜺清楚記得日期,三月十四日,生父劉耀廷走入她的夢中。「爸爸笑而不語看著我,」手中拿著一封文件,封面上只有一個字,「劉」,文件側面則寫著兩個字,「平反」。

夢醒之後,美蜺接下了父親的心願,因為,「母親與姊姊都走了,能替父親平雪沈冤的人,只剩下我了。」養父陳顯榮為此專程回台,偕美蜺辦理「終止收養手續」,之後,美蜺鼓起勇氣掀開母親遺下的木盒,將父母生前的通信與母親的日記一一讀完,開始一段「重新認識政治,認識白色恐怖」的旅程。對美蜺來說,所謂的「平反」就是,說出父親與母親的故事,讓歷史的光束,照亮那「曾經不可說」的幽暗。

關於父親,關於父親的氣息,美蜺在回憶的海洋中,撈起一個「感官」的片段:時間退回五○年代,曾經與父親同難的獄友們,出獄後來台南探望母女三人,當時,「我天真地以為,這些和父親一樣被關過的叔叔們,一定會留著父親的味道,我好想抱著他們,看看是否能夠聞到父親的氣息。」然而,久經特務監視的經驗,造就了內斂的性格,周遭異樣的眼光,也令她怯於表現真情。美蜺不敢擁抱,不敢聞嗅,也不敢親吻那些叔叔,那些「父親的替身」,但是,她至少還能親吻父親的相片,撫摸父親的唱片,聞嗅父親生前親手製作的美麗相冊。

註:
①陳美虹於一九八五年,與七○年代的政治犯吳俊宏結婚,與白色恐怖再度結緣。本篇引述的「陳顯榮一家與二二八」,來自吳俊宏的研究,收入〈永不開花的枯葦〉一文。

胡淑雯
專職寫作者,著有《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當過新聞記者,日報編輯,與專職婦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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