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語的英雄？
李維．英雄（Ian Hideo Levy）一名，讀者或許納悶這是什麼樣的名字？非英非中非日，這作者到底是哪一國人？李維．英雄，1950年11月29日生於美國加州，父親本為柏克萊大學漢學博士，後轉入外交界工作。英雄（日音HIDEO）是父親日本人摯友的名字，父親起名以紀念好友。李維自小隨著專管亞洲事務的外交官的父親工作關係，轉居美國各地，在台灣、香港、日本長大。父母離婚後，李維與智障的弟弟隨母返美，居住在首都華盛頓附近。高中時，李維與父親再會。父親任職美國駐日本橫濱公使，與華人婦女再婚，生有一女。李維納入新的家庭生活並非完全順利。他在日本上高中，對日本文學極感興趣。回美上大學時決定專攻日本古典文學， 特別鍾情於傳統和歌文學，為萬葉歌人柿本人麻呂之專家。先後任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1982年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獲贈全美國家圖書獎。其後，毅然辭去教職，立志成為以日文書寫的作家。1992年以日文發表的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獲頒野間文藝新人賞，成為第一位以日文寫作獲獎的美國作家。1996年以《天安門》一作被提名角逐日本文學最高榮冠的芥川賞。2005年《千千碎片》獲贈大佛次郎賞。2007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為他多年來對海外介紹日本文學的貢獻評價，贈與他國際文化獎勵獎。2009年描寫現代中國世相的《假水》得到伊藤整文學賞。現除寫小說、評論、翻譯外，並任法政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
李維．英雄的小說多屬中篇，他的小說自他個人生活周圍所見的人物及身邊細瑣為主題，似乎將情節起伏、內容戲劇化壓低到最低限度。他的作風可視為承繼日本近代文學的「私小說」傳統，採取作者與主人公等身的第一人稱敘述視線，排斥矯飾虛構情節，專注直接取材實際生活經驗與個人最隱私的心境細微變化，故又稱為「心境小說」。李維．英雄以日文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此處女作可視為他小說創作的原型，包含他所有日後創作的幾個大主題：語言文化認同問題；個人與家族國族的層層交構，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歷史與個人記憶的交雜；東亞地域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共識與抗爭；受創傷痕記憶與經驗的破碎解構與重整再建。本文探討他三篇代表作品，一為他的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1992），一為中期作品《國民之歌》，一為他的近作《千千碎片》（2005）。希望由簡介這三篇作品，讓讀者對李維這位作家的語言、文化越境路程、創作動力及文學原風景有些許認識。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追蹤十六歲少年主人公班傑明（作中簡稱「班」）離家出走的心歷路程。幼少期在台灣長大的班傑明，少年期在日本度過，到最終決定離開熟知中國文化傳統的父親及其星條旗所代表的權力象徵而進入日本人當中生活。這成長之旅，呼應李維個人脫離（文化與血緣）父權與祖國，確立以日文書寫創作的作家主體性形成的決定瞬間。
李維對異言語的纖細感受性始於在香港、金邊、台中、台北「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注1）的童年時代。東方人群中的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形成李維文學的共通底調。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者，永遠的少數者，李維幼年時期經常沐浴在本地人好奇的凝視（gaze）中成長的感性長期壓抑隱蔽在他的潛意識中。然而在九○年代，以日文執筆創作小說時再度自覺復甦。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舞台設於與本地社會隔離「大日本帝國崩壞」後的「南國」（注2）的童年，兄弟二人與母親三人在華盛頓的孤單的少年期的單親生活，最後從追求在日本與父親共同生活到與父親訣別離家出走，作品的舞台分布台、美、日三地。
在台灣班傑明一家住在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的文化遺產的日式榻榻米房子，班傑明漠然留意到他周遭多重紛雜的聲音。只說英文的母親，使用中國各地方言的傭人們，父親則多以標準的華語和中國朋友們討論政治及中國古典詩文。班也注意到圍牆外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朋友們說的是和屋內使用的任何語言都不同的台灣話。
當班傑明在少年時到達日本與在橫濱當領事的父親會合時，正是六○年代安保運動與反越戰運動的最盛期。父親嚴厲警告他不准擅自離開警備森嚴的領事館；特別是不許到新宿那種風化雜亂的地方。有一天父親在書齋整理塵積的古書，班傑明好奇地指著穿錯在漢字間「NO」的記號。以中國學者自傲的父親告訴他這記號是日文的文字表記，並輕蔑地指出日本語言是種「怪異，頹廢，女性化」的語言。班傑明被這曲線草書式的表記所吸引。
他記得他偷偷進入父親臥房拿著那卷古書，坐在緣側的陽台。一邊聽著池塘沉浮的鯉魚，一邊在泛黃的紙頁上從右到左以手指描繪曲線。記憶中順著「NO」「WA」「MU」「WO」，他被假名魅惑，彷彿嬉遊在漢字森林裡的蝴蝶。（注3）
在父親眼中日本文化的特質是「毫不在意破壞均整的合理性，只顧沉迷在官能性」的文化表象（注4）。班傑明閱讀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的英譯本時，父親忠告他無論他如何想接近日本文化，日本人永遠不會完全接受他的。父親想把班傑明導向方正合理的中文世界，然而他卻日益被假名渾圓的肉體感所誘惑。少年與父親的衝突日深，父親威脅要把班傑明送回美國。班傑明決定離開掛著星條旗的父親的家，意味著在日本與美國，日本語與帝國英語、中文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權力關係中他作了他個人的抉擇。
班傑明一心想要融入日本文化。「成為集體中的一分子」的慾望不止於語言、文化的層面，也伸展到性方面。他對父親為了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創立新的家庭而與自己的母親離婚之事深感困惑，常以輕蔑的眼光來看待父親。而父親對班傑明耽讀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頗不以為然，「你以為你這樣就能變成日本人嗎？……即使你能用最完美的日本語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切腹自殺，你也變不了日本人的。」（注5）父親的不屑與侮辱引發班傑明離家出走的決心。
班傑明逃到日本友人安藤處，安藤的房間裡掛著安藤心儀作家身穿軍服的照片。十七歲的班傑明在十九歲安藤的帶引下逐漸發現日本語新鮮的音響世界。他意願被這個新的語言集團接受的慾望漸強，「我欲融入群眾中，想望跟著他們走」。（注6）「KANTA」、「KUDAN」、「TAKADANOBABA」，首次從安藤口中聽到的東京地名，「在他了解意思之前那聲音猶如充滿咒術，無上的奢華悅樂，縈繞他耳中。」（注7）
作者李維驅馭少年的「成為日本人」的慾望從語言、文化認同起始，但不止於此。與安藤相處，他漸被安藤每日鍛鍊的強悍肉體所惑。班傑明的語言轉位與他的文化身體轉位同步進行。少年班傑明在被日本的語言，群眾誘惑，也同時被安藤希臘象牙雕像似的身體吸引。一天，沐浴之際二人形影同時映射在浴室的鏡子裡：
安藤強悍的身體，沐浴在從高聳屋頂天窗洩溢下光亮的陽光裡，爍豔照耀如古代象牙。二人站在鏡前擦拭身體。安藤堅實華美的身體，像希臘雕刻理念再生，班傑明的青白嫋弱的身體是無法相比的。安藤的身體，完全沒有贅肉的肩膀、胸部、腳在班傑明眼中映似生來背負一種文化的身體。安藤注意到鏡中班傑明比較兩人體重相差二十公斤的眼神，「班，你看起來像個東洋人。」安藤大笑。（注8）
李維強烈的文化轉位傾向逆轉近代東西洋不均衡的對立關係。英語優位的近代殖民語言的局勢在此一轉。李維／少年從霸權多數語的英文（或父親要他融入的華語）世界自願走入劣勢少數語言的日文世界；他亦同時逆轉東西洋長久以來性別文化的帝國主義，將（女性化）東方人與（男性化）西洋人的定規圖式顛覆。隨著父親到處轉居的浮游暫時性引發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觸發對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對少年班傑明，分裂、斷絕的文化弱化文化性質。他渴望尋求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美國、中國文化代表過去與現代的強權文化。而他終於在日語、日本群眾、日本身體中找到歸屬。歷史學家小熊英二指出戰後日本社會為忘卻戰前八方宏宇的大東亞帝國思想，盡速完成經濟社會從廢墟中再建，自七○年代起主張日本純血主義的單一民族的民族論或是日本社會為獨一無二的同質社會的「日本人論」風行，成為戰後鞏固團結日人共建日本經濟王國的原動力。李維以文學創作滲透日本民族、語言的牢固圍牆。
李維的言語越界與戰前日本在台灣、朝鮮、南洋、中國東北等地所經營的「日本語文學」有同曲異工之效應。戰前台灣等日本殖民地在同化教育的國策下，學習日語，引發出如張文環、呂赫若（台籍日文作家）、張赫宙、李光洙（韓籍日文作家）、古丁（滿籍日文作家），甚或在日作家（戰中被日方徵用的韓國勞動力，戰後留居日本的韓籍日語作家）等不得不掩抑自己的創作主體性，以殖民宗主統治者的母語日本語來創作的文學現象。戰前的日本語文學可說是政治為主的藝術產物，它與二十世紀後半，作家自由選擇創作語言，伸張個人表現主體性的寫作行為是有所不同的。班傑明捨棄母語，不只是抵抗美語帝國主義的支配的政治；亦是個人脫離父親（中華文字）的支配，以獨立小說家成長成人的（選假名棄漢字）美學的選擇。同時亦是（棄優生慣養，有僕役侍奉，充滿異國情趣的橫濱公使館，勇而進入雜沓頹廢的新宿）文化空間的選擇。只有經由這對班傑明痛苦的抉擇，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語言、集團，及藝術主體性。
李維的創作過程如他的個人生活方式，是永遠的移動與尋求。即使他在日文中找到創作語言歸宿，這並不意味他追尋已完。如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是兒子訣別父親的中華主義及漢字世界，沉溺與假名婉曲性感的官能世界，他的另一中篇小說《國民之歌》描述他與母親、母語、智能障礙的弟弟及失落在地球東西兩方家族的認同糾葛。小說描述長期居住日本的主人公聖誕節返美探望母親及弟弟，在華盛頓火車站見到白人群眾，不自覺地像日本人一樣將他們都歸入「外國佬」。《國民之歌》（1998）的主人公比《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似乎年紀更大，精神更疲敝而老熟。一方面有憤恨父親遺棄全家，與年輕華人女性另組快樂家庭，留下他一人獨當一面照顧年老的波蘭猶太母親及重度智障的弟弟；另一方面又對自己長期居住日本懷有甚深的罪惡感。這個美國的老家是他沉重的負荷，讓他感到窒息。主人公回憶當他還是少年時，一日與弟弟獨處，弟弟跌落高崖，求救於他，而他在一瞬間腦中閃過不救他讓他死去以解他與母親永久背負智障弟弟的重擔。過去的這個祕密，沉負在主人公心中，猶如《舊約聖經》中該隱屠殺親生兄弟亞伯的原罪烙印，久久不褪。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離家時義無反顧，巨大的美國國旗在他背後飄蕩招揚，而少年不屑一顧，只欲尋求從過去被解放的快感。然而在東京將近三十年的放浪生活，從中野移居高田馬場，高田馬場轉居到高圓寺，父親的家，母親的家，到現在在弟弟的智障中心（在英文這些設施常稱為Home）觀看智障兒們慶祝聖誕的晚會，主人公的歸屬感動搖。而此時一位智障兒鬧開：
他看著看，他的視線和一位和他自己年齡差不多暗棕色的頭髮中夾雜些許白髮的男人不謀而合。那四十多歲的男人一瞬間盯住他不放，看著在他旁邊的母親和其他住在中心的學員的親戚們。突然他把寫有自己名字，紅綠金色相雜的禮物包裝紙撕裂，丟散四方，「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大聲狂叫的聲音猶如發諸於少年口中，迴蕩在集會室裡。（注9）
自願捨棄家園但又不斷為家園所召喚，這是李維的作品常見的一個弔詭似的主題。這主題又由言語、時間、空間，及物質身體等要素所組合。言語不只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而是橫斷時空象徵個人存在的抽象概念，同時亦是極為具體的身體經驗。家族構成分散再重組的動態流程時，個人的位置及存在認同的衝擊也是他長年處理的課題之一。這種尋求根源的欲動延伸到他對自己猶太血統的徵詢。《亨利TAKESHI李維茨基的夏日紀行》（2002）描寫青年李維茨基到中國開封尋求猶太人流離中國的歷史痕跡。《天安門》（1996）、《假水》（2008）接續他對中國的探求。
《千千碎片》（2005）亦持續作者一貫對家國、語言的思考，描述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穿梭於雙語世界的主人公艾德華，在2001年從日本返美探親時，因九一一恐怖爆炸事件，美國封鎖國界，他被拒於本國門外，所有飛機停飛，他沒有辦法回日本，被迫滯留在加拿大數日悵然若失的個人體驗。近幾年在美國文壇上開始有所謂的「Post 9.11 Literature」（後九一一文學）欲期脫離政治報導的角度，以文學的觀點來探討九一一事件對個人的衝蕩。《千千碎片》可以歸屬在這文類。在不能回美無法回日的擱置狀態（limbo），艾德華只能以電話和母親、妹妹保持一絲微弱的聯繫，整日漫無目的地穿梭巡遊異國街道，感到頭暈，好像「雙腳輕得沒法著地似的」。在溫哥華旅館的一室內觀看美國電視，艾德華聽見電視中傳出帶著德克薩斯口音的美國新上任的布希總統反覆使用evildoers（邪行者）一詞。艾德華無意識地將它翻譯成日語，可是卻找不到近似的日語，「犯惡行的人？這拮据的翻譯詞在他腦中撞響。這詞沒法馬上找到適當的日語。他自從四十年前上主日學校時聽到這一語之後，再也沒有聽人使用過。那些在那兩棟如砂城似崩潰的建築物中的人們大概也沒人用吧。」電視上再度出現英文字幕infidels時，艾德華頭中浮現「異教徒」一語，「一瞬間，他覺得他好像在看一千年前的電視討論。沙漠的文字飛進他眼裡，腦裡再度展現鋼鐵與玻璃的建築物變為砂城崩潰無遺的景象。」當主持犧牲者追悼儀式的老牧師說：「（犧牲者們）現在已與主同在，所以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時，艾德華不自禁以日語朝著電視反論：「天國？他們全都往地下落去！」
艾德華的腦中英語日語交叉去來，而他對這悲劇始終維持一個批判性的距離。對他而言，他是通過語言（翻譯）經驗來了解九一一事件，而這作品則為試圖以雙語同時表現這慘劇的一個實驗作品。《千千碎片》一題取自日本江戶時期的名俳句大師松尾芭蕉在他一生最大的詩源巡禮之旅所收集的句集《奧野小徑》中的名句。經過漫長東北部的山中羈旅，芭蕉終於來到以無數千島山明水秀的名勝松島，感動之餘歌之「夏之海中，島嶼成千千碎片」。艾德華從下降的飛機看著窗外溫哥華灣內的無數島嶼，腦中浮現的是日本的俳句。《千千碎片》點出個人語感，美感的翻譯與越界卻無法盡言政治、宗教所塑立的堅固高牆的無奈。後現代的自我、語言、國家的認同早已失去中心（de-centered）破碎分散 （fragmented）。
二十世紀後半以母語外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本世紀因網際網路所造成的網上集團社區，Exophony（逃離母語，以母語外之語言書寫）的現象會更加普遍。日本評論家片岡義男（他本身是在夏威夷長大以英語為母語的日本人）在《日本語之外》（2003）一書中論及「母國語決定性的規策使用那母國語的人們的思想、感情及其所有的營為領域。越是能自由自在地駕馭母語的人就越被母語的構造與性能的內部回收侷限。如果母語是日本語，從中就會生出像日本人的本質精神的東西。」然而本質主義（宗教原理主義，不論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是李維所拒斥的。李維常被稱為「越界作家」，但他的主人公至今尚未定居於一種特定文化中，反是永遠流移，安住於永遠不停的翻譯的境遇。他對語言生來特別纖細的感性讓他嬉遊於英日中三文化，與其說他是越界作家，不妨說他是生活在複數多語文化中的「語間作家」。
注：
1.李維．英雄《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講談社，1992年，頁10。
2.同上，頁29。
3.同上，頁50。
4.同上，頁50。
5.同上，頁60-61。
6.同上，頁55。
7.同上，頁46。
8.同上，頁48-49。
9. 李維．英雄《國民之歌》，講談社，1998年，頁104-105。
李維．英雄的小說多屬中篇，他的小說自他個人生活周圍所見的人物及身邊細瑣為主題，似乎將情節起伏、內容戲劇化壓低到最低限度。他的作風可視為承繼日本近代文學的「私小說」傳統，採取作者與主人公等身的第一人稱敘述視線，排斥矯飾虛構情節，專注直接取材實際生活經驗與個人最隱私的心境細微變化，故又稱為「心境小說」。李維．英雄以日文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此處女作可視為他小說創作的原型，包含他所有日後創作的幾個大主題：語言文化認同問題；個人與家族國族的層層交構，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歷史與個人記憶的交雜；東亞地域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共識與抗爭；受創傷痕記憶與經驗的破碎解構與重整再建。本文探討他三篇代表作品，一為他的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1992），一為中期作品《國民之歌》，一為他的近作《千千碎片》（2005）。希望由簡介這三篇作品，讓讀者對李維這位作家的語言、文化越境路程、創作動力及文學原風景有些許認識。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追蹤十六歲少年主人公班傑明（作中簡稱「班」）離家出走的心歷路程。幼少期在台灣長大的班傑明，少年期在日本度過，到最終決定離開熟知中國文化傳統的父親及其星條旗所代表的權力象徵而進入日本人當中生活。這成長之旅，呼應李維個人脫離（文化與血緣）父權與祖國，確立以日文書寫創作的作家主體性形成的決定瞬間。
李維對異言語的纖細感受性始於在香港、金邊、台中、台北「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注1）的童年時代。東方人群中的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形成李維文學的共通底調。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者，永遠的少數者，李維幼年時期經常沐浴在本地人好奇的凝視（gaze）中成長的感性長期壓抑隱蔽在他的潛意識中。然而在九○年代，以日文執筆創作小說時再度自覺復甦。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舞台設於與本地社會隔離「大日本帝國崩壞」後的「南國」（注2）的童年，兄弟二人與母親三人在華盛頓的孤單的少年期的單親生活，最後從追求在日本與父親共同生活到與父親訣別離家出走，作品的舞台分布台、美、日三地。
在台灣班傑明一家住在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的文化遺產的日式榻榻米房子，班傑明漠然留意到他周遭多重紛雜的聲音。只說英文的母親，使用中國各地方言的傭人們，父親則多以標準的華語和中國朋友們討論政治及中國古典詩文。班也注意到圍牆外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朋友們說的是和屋內使用的任何語言都不同的台灣話。
當班傑明在少年時到達日本與在橫濱當領事的父親會合時，正是六○年代安保運動與反越戰運動的最盛期。父親嚴厲警告他不准擅自離開警備森嚴的領事館；特別是不許到新宿那種風化雜亂的地方。有一天父親在書齋整理塵積的古書，班傑明好奇地指著穿錯在漢字間「NO」的記號。以中國學者自傲的父親告訴他這記號是日文的文字表記，並輕蔑地指出日本語言是種「怪異，頹廢，女性化」的語言。班傑明被這曲線草書式的表記所吸引。
他記得他偷偷進入父親臥房拿著那卷古書，坐在緣側的陽台。一邊聽著池塘沉浮的鯉魚，一邊在泛黃的紙頁上從右到左以手指描繪曲線。記憶中順著「NO」「WA」「MU」「WO」，他被假名魅惑，彷彿嬉遊在漢字森林裡的蝴蝶。（注3）
在父親眼中日本文化的特質是「毫不在意破壞均整的合理性，只顧沉迷在官能性」的文化表象（注4）。班傑明閱讀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的英譯本時，父親忠告他無論他如何想接近日本文化，日本人永遠不會完全接受他的。父親想把班傑明導向方正合理的中文世界，然而他卻日益被假名渾圓的肉體感所誘惑。少年與父親的衝突日深，父親威脅要把班傑明送回美國。班傑明決定離開掛著星條旗的父親的家，意味著在日本與美國，日本語與帝國英語、中文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權力關係中他作了他個人的抉擇。
班傑明一心想要融入日本文化。「成為集體中的一分子」的慾望不止於語言、文化的層面，也伸展到性方面。他對父親為了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創立新的家庭而與自己的母親離婚之事深感困惑，常以輕蔑的眼光來看待父親。而父親對班傑明耽讀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頗不以為然，「你以為你這樣就能變成日本人嗎？……即使你能用最完美的日本語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切腹自殺，你也變不了日本人的。」（注5）父親的不屑與侮辱引發班傑明離家出走的決心。
班傑明逃到日本友人安藤處，安藤的房間裡掛著安藤心儀作家身穿軍服的照片。十七歲的班傑明在十九歲安藤的帶引下逐漸發現日本語新鮮的音響世界。他意願被這個新的語言集團接受的慾望漸強，「我欲融入群眾中，想望跟著他們走」。（注6）「KANTA」、「KUDAN」、「TAKADANOBABA」，首次從安藤口中聽到的東京地名，「在他了解意思之前那聲音猶如充滿咒術，無上的奢華悅樂，縈繞他耳中。」（注7）
作者李維驅馭少年的「成為日本人」的慾望從語言、文化認同起始，但不止於此。與安藤相處，他漸被安藤每日鍛鍊的強悍肉體所惑。班傑明的語言轉位與他的文化身體轉位同步進行。少年班傑明在被日本的語言，群眾誘惑，也同時被安藤希臘象牙雕像似的身體吸引。一天，沐浴之際二人形影同時映射在浴室的鏡子裡：
安藤強悍的身體，沐浴在從高聳屋頂天窗洩溢下光亮的陽光裡，爍豔照耀如古代象牙。二人站在鏡前擦拭身體。安藤堅實華美的身體，像希臘雕刻理念再生，班傑明的青白嫋弱的身體是無法相比的。安藤的身體，完全沒有贅肉的肩膀、胸部、腳在班傑明眼中映似生來背負一種文化的身體。安藤注意到鏡中班傑明比較兩人體重相差二十公斤的眼神，「班，你看起來像個東洋人。」安藤大笑。（注8）
李維強烈的文化轉位傾向逆轉近代東西洋不均衡的對立關係。英語優位的近代殖民語言的局勢在此一轉。李維／少年從霸權多數語的英文（或父親要他融入的華語）世界自願走入劣勢少數語言的日文世界；他亦同時逆轉東西洋長久以來性別文化的帝國主義，將（女性化）東方人與（男性化）西洋人的定規圖式顛覆。隨著父親到處轉居的浮游暫時性引發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觸發對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對少年班傑明，分裂、斷絕的文化弱化文化性質。他渴望尋求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美國、中國文化代表過去與現代的強權文化。而他終於在日語、日本群眾、日本身體中找到歸屬。歷史學家小熊英二指出戰後日本社會為忘卻戰前八方宏宇的大東亞帝國思想，盡速完成經濟社會從廢墟中再建，自七○年代起主張日本純血主義的單一民族的民族論或是日本社會為獨一無二的同質社會的「日本人論」風行，成為戰後鞏固團結日人共建日本經濟王國的原動力。李維以文學創作滲透日本民族、語言的牢固圍牆。
李維的言語越界與戰前日本在台灣、朝鮮、南洋、中國東北等地所經營的「日本語文學」有同曲異工之效應。戰前台灣等日本殖民地在同化教育的國策下，學習日語，引發出如張文環、呂赫若（台籍日文作家）、張赫宙、李光洙（韓籍日文作家）、古丁（滿籍日文作家），甚或在日作家（戰中被日方徵用的韓國勞動力，戰後留居日本的韓籍日語作家）等不得不掩抑自己的創作主體性，以殖民宗主統治者的母語日本語來創作的文學現象。戰前的日本語文學可說是政治為主的藝術產物，它與二十世紀後半，作家自由選擇創作語言，伸張個人表現主體性的寫作行為是有所不同的。班傑明捨棄母語，不只是抵抗美語帝國主義的支配的政治；亦是個人脫離父親（中華文字）的支配，以獨立小說家成長成人的（選假名棄漢字）美學的選擇。同時亦是（棄優生慣養，有僕役侍奉，充滿異國情趣的橫濱公使館，勇而進入雜沓頹廢的新宿）文化空間的選擇。只有經由這對班傑明痛苦的抉擇，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語言、集團，及藝術主體性。
李維的創作過程如他的個人生活方式，是永遠的移動與尋求。即使他在日文中找到創作語言歸宿，這並不意味他追尋已完。如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是兒子訣別父親的中華主義及漢字世界，沉溺與假名婉曲性感的官能世界，他的另一中篇小說《國民之歌》描述他與母親、母語、智能障礙的弟弟及失落在地球東西兩方家族的認同糾葛。小說描述長期居住日本的主人公聖誕節返美探望母親及弟弟，在華盛頓火車站見到白人群眾，不自覺地像日本人一樣將他們都歸入「外國佬」。《國民之歌》（1998）的主人公比《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似乎年紀更大，精神更疲敝而老熟。一方面有憤恨父親遺棄全家，與年輕華人女性另組快樂家庭，留下他一人獨當一面照顧年老的波蘭猶太母親及重度智障的弟弟；另一方面又對自己長期居住日本懷有甚深的罪惡感。這個美國的老家是他沉重的負荷，讓他感到窒息。主人公回憶當他還是少年時，一日與弟弟獨處，弟弟跌落高崖，求救於他，而他在一瞬間腦中閃過不救他讓他死去以解他與母親永久背負智障弟弟的重擔。過去的這個祕密，沉負在主人公心中，猶如《舊約聖經》中該隱屠殺親生兄弟亞伯的原罪烙印，久久不褪。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離家時義無反顧，巨大的美國國旗在他背後飄蕩招揚，而少年不屑一顧，只欲尋求從過去被解放的快感。然而在東京將近三十年的放浪生活，從中野移居高田馬場，高田馬場轉居到高圓寺，父親的家，母親的家，到現在在弟弟的智障中心（在英文這些設施常稱為Home）觀看智障兒們慶祝聖誕的晚會，主人公的歸屬感動搖。而此時一位智障兒鬧開：
他看著看，他的視線和一位和他自己年齡差不多暗棕色的頭髮中夾雜些許白髮的男人不謀而合。那四十多歲的男人一瞬間盯住他不放，看著在他旁邊的母親和其他住在中心的學員的親戚們。突然他把寫有自己名字，紅綠金色相雜的禮物包裝紙撕裂，丟散四方，「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大聲狂叫的聲音猶如發諸於少年口中，迴蕩在集會室裡。（注9）
自願捨棄家園但又不斷為家園所召喚，這是李維的作品常見的一個弔詭似的主題。這主題又由言語、時間、空間，及物質身體等要素所組合。言語不只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而是橫斷時空象徵個人存在的抽象概念，同時亦是極為具體的身體經驗。家族構成分散再重組的動態流程時，個人的位置及存在認同的衝擊也是他長年處理的課題之一。這種尋求根源的欲動延伸到他對自己猶太血統的徵詢。《亨利TAKESHI李維茨基的夏日紀行》（2002）描寫青年李維茨基到中國開封尋求猶太人流離中國的歷史痕跡。《天安門》（1996）、《假水》（2008）接續他對中國的探求。
《千千碎片》（2005）亦持續作者一貫對家國、語言的思考，描述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穿梭於雙語世界的主人公艾德華，在2001年從日本返美探親時，因九一一恐怖爆炸事件，美國封鎖國界，他被拒於本國門外，所有飛機停飛，他沒有辦法回日本，被迫滯留在加拿大數日悵然若失的個人體驗。近幾年在美國文壇上開始有所謂的「Post 9.11 Literature」（後九一一文學）欲期脫離政治報導的角度，以文學的觀點來探討九一一事件對個人的衝蕩。《千千碎片》可以歸屬在這文類。在不能回美無法回日的擱置狀態（limbo），艾德華只能以電話和母親、妹妹保持一絲微弱的聯繫，整日漫無目的地穿梭巡遊異國街道，感到頭暈，好像「雙腳輕得沒法著地似的」。在溫哥華旅館的一室內觀看美國電視，艾德華聽見電視中傳出帶著德克薩斯口音的美國新上任的布希總統反覆使用evildoers（邪行者）一詞。艾德華無意識地將它翻譯成日語，可是卻找不到近似的日語，「犯惡行的人？這拮据的翻譯詞在他腦中撞響。這詞沒法馬上找到適當的日語。他自從四十年前上主日學校時聽到這一語之後，再也沒有聽人使用過。那些在那兩棟如砂城似崩潰的建築物中的人們大概也沒人用吧。」電視上再度出現英文字幕infidels時，艾德華頭中浮現「異教徒」一語，「一瞬間，他覺得他好像在看一千年前的電視討論。沙漠的文字飛進他眼裡，腦裡再度展現鋼鐵與玻璃的建築物變為砂城崩潰無遺的景象。」當主持犧牲者追悼儀式的老牧師說：「（犧牲者們）現在已與主同在，所以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時，艾德華不自禁以日語朝著電視反論：「天國？他們全都往地下落去！」
艾德華的腦中英語日語交叉去來，而他對這悲劇始終維持一個批判性的距離。對他而言，他是通過語言（翻譯）經驗來了解九一一事件，而這作品則為試圖以雙語同時表現這慘劇的一個實驗作品。《千千碎片》一題取自日本江戶時期的名俳句大師松尾芭蕉在他一生最大的詩源巡禮之旅所收集的句集《奧野小徑》中的名句。經過漫長東北部的山中羈旅，芭蕉終於來到以無數千島山明水秀的名勝松島，感動之餘歌之「夏之海中，島嶼成千千碎片」。艾德華從下降的飛機看著窗外溫哥華灣內的無數島嶼，腦中浮現的是日本的俳句。《千千碎片》點出個人語感，美感的翻譯與越界卻無法盡言政治、宗教所塑立的堅固高牆的無奈。後現代的自我、語言、國家的認同早已失去中心（de-centered）破碎分散 （fragmented）。
二十世紀後半以母語外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本世紀因網際網路所造成的網上集團社區，Exophony（逃離母語，以母語外之語言書寫）的現象會更加普遍。日本評論家片岡義男（他本身是在夏威夷長大以英語為母語的日本人）在《日本語之外》（2003）一書中論及「母國語決定性的規策使用那母國語的人們的思想、感情及其所有的營為領域。越是能自由自在地駕馭母語的人就越被母語的構造與性能的內部回收侷限。如果母語是日本語，從中就會生出像日本人的本質精神的東西。」然而本質主義（宗教原理主義，不論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是李維所拒斥的。李維常被稱為「越界作家」，但他的主人公至今尚未定居於一種特定文化中，反是永遠流移，安住於永遠不停的翻譯的境遇。他對語言生來特別纖細的感性讓他嬉遊於英日中三文化，與其說他是越界作家，不妨說他是生活在複數多語文化中的「語間作家」。
注：
1.李維．英雄《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講談社，1992年，頁10。
2.同上，頁29。
3.同上，頁50。
4.同上，頁50。
5.同上，頁60-61。
6.同上，頁55。
7.同上，頁46。
8.同上，頁48-49。
9. 李維．英雄《國民之歌》，講談社，1998年，頁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