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語文學的越界想像--語言與身分的徘徊迷航
當今全球化的世界當中，情報流通迅速，國境與國境的界限逐漸消逝；文化的時差亦隨同無處不達，細密張羅的網路而漸趨失效。情報流通克服了時間、空間的對立與距差，產生世界同時性（synchronicity）與劃一的世界文化。英語成為網路世界語，猶如昔日拉丁語在歐洲，阿拉伯文在中東，華文在東亞的支配語，具有普遍的權威性，成為當地域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當然語言優勢與經濟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因地勢、歷史狀況的改變而有所沉浮。如以話者數來看，英語話者數居世界第三，而華語話者數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國網上人口已超越美國，所以英語聳高的語言優勢隨著中國GDP的成長（預計2035年將會超越美國）極有可能消褪。無論如何，當今一介世界公民只靠母語單語似乎已經不夠，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條件除了對本身的專業有所長之外，對多文化的認識及多言語能力似乎成為理所當然的要求。這現象亦反映在最近越來越早開始的外語教育及雙語教育的普行。
口語的多語性要求視為全球化的必然趨勢，然而為何對於作家以非母語來從事創作活動卻少有論及呢？在歐洲多元語言的環境下，顯然跨越母語書寫已有前例。如波蘭人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英文書寫的《黑暗之心》今已成為英國近代文學的經典之作。當初他的英文被視為扭曲難解不自然的英文書寫風格，曾幾何時成為影響並改變英文學文體之規範名著。自康拉德之後，語言越界的現象加速。以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歷史為例，可一窺戰後世界文學的方向。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羅馬尼亞的德文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穆勒的代表作如《風中綠李》、《護照》、《深淵》以感性豐盛的散文風詩意描寫共產政權下的平凡但充滿荒謬、焦慮與激怒的日常生活。從小在德文區域成長備受文化壓迫的穆勒終於脫離羅馬尼亞，移居柏林，從事創作。反顧過去十年諾貝爾得獎作家，如2008年獲獎的勒．克萊喬（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父親為英籍軍醫，母親為法國人，自小隨父親工作在非洲的模里西斯群島英法雙語環境下長大。遠遊泰國、墨西哥、巴拿馬後立志寫作，對寫作語言的選擇思索良久，終於決定選擇名正言順的「母親的言語」法語來從事寫作。2007年得主朵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一般大眾對她的印象是她是典型的英國作家。然而萊辛出生於伊朗，在舊英屬非洲殖民地羅德西亞（現辛巴威）長大，直到三十歲才返回英國。2006年的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為土耳其作家，但現在的活動基地主要在美（哥倫比亞大學創作科）。2001的V.S.奈波爾（V.S. Naipaul）雖為印度家系，但卻是在英領西印度千里達出生長大。2000年的獲獎者是眾所周知的流亡巴黎的中國作家高行健。過去十年的得獎者中超出半數的六位獲獎者的種族、國籍、母語、創作語皆非如慣常想當然耳的模式。二十世紀戰亂頻仍，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外在因素造成大量（志願與被迫）的人口流動現象。人口流離（diaspora），浪子漂泊，語言必然同行，自然造成語言與國籍脫節（displacement），父祖文化與自己成長環境、文化的認同鴻溝，文學想像衝突相剋的現象亦是這些作家必須面對的一些課題。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學，語言與國籍，族群已非必然關係，語言境界已模糊不清。作家可以摒棄母語，自由選擇創作語言。勒．克萊喬為英籍法語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少有人讀，最近以法語創作，可視為華裔國際法語作家。
當然上述英、法，甚或德語為主的創作行為必須追溯自十九世紀；它與西方殖民主義的盛衰歷史的密切關係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以來這三大主要語言的作家占有所有受獎作家的一半的理由。英印的殖民過去更造就出一群傑出的印英作家如薩爾曼．盧西迪（Salman Rushdie）、奈波爾等以英文敘述他們對宗主國語的錯綜複雜的文化情節。這些後殖民複數文化語言作家從第三世界他者的視線逆寫帝國，質詢主流敘述，為世界文學注入新的語言風範與創作動力。
反觀東亞，即有歷史長遠的漢字圈文化，共享儒家道德、佛釋道家美學，以母語之外的東亞語書寫的例子卻少有所聞。回應上述殖民主義與語言散播之關係，歷史顯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東亞的主要公用語（Lingua Franca）為華語，韓國、日本，甚至越南都在其影響範圍之中。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鬆動東亞歷史地政力學，日本成為戰前東亞最富強的近代國家及唯一的殖民霸權。隨著帝國版圖擴展，日本語亦隨之傳播東亞及東南亞各地，一時成為亞洲的公用語。戰後，隨著日本殖民帝國後退，除了少數前殖民地日語遺民仍以日文創作外（如孤蓬萬里編的《台灣萬葉集》），日本語文學亦隨之消跡。戰後，日本國族認同轉朝內視傾向，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盟關係，集中致力經濟成長，日本語言成為東亞公用語的夢想亦為過去。
在撰寫本稿之餘，日本電視的主流媒體報導，專家評論的重點全集中在這頭條新聞：蒙古籍的相撲力士橫綱朝青龍因私人行為不檢被相撲協會警告，電擊引退。朝青龍出身蒙古摔角世家，十七歲時因心儀日本相撲，單身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國技。爾後，加入角界，錚錚頭角，青雲直上，打破多項紀錄（如前人未有的連續七場所優勝），成為近十年來的角界實力者的巔峰，誘喚年輕一代的粉絲，為低迷已久的相撲注入復甦的新生力。然而，朝青龍生性豪放不羈，不喜被成規拘縛，置個人習好於集團利益之上，無故請假，練習缺席，不拘小節，酒後失態，拒絕歸化日本籍，競爭心過強，勝敗時的喜怒哀樂表露無遺。他的台下行為常久以來被日本媒體及傳統相撲愛好者所詬病，認為他欠缺橫綱力士所應有的泱泱風範的「品格」，沒有達成作為社會表率的任務，應被開除。朝青龍才二十九歲，正處於技術高峰，現居日本摔角史優勝紀錄第三位。如沒引退，前途燦然，直追日本力士挑戰歷史紀錄應不成問題。突然的引退，固然是他個人的悲劇，也令支持他的粉絲扼腕。這在其他文化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茶壺風暴，然由於相撲在日本傳統文化的重頭位置，輿論譁然。日本相撲傳統自九○年代始，由於日本年輕人不願忍受長年酷練漸離傳統藝能，自外國引進力士，現居上位的力士皆為蒙古籍。這也觸發日本人再審自我固有文化的契機。相撲到底是宗教文化儀式，還是競技運動？外國人力士常被批評沒有品格。但問力士的品格為何，也沒有人能回答，似乎是個只能體會不能以言語道斷的虛幻概念。難道如某些傳統主義者所言，無法體會日本國粹文化的真諦，即無法勝任橫綱大任；或如較為少數的反論者指出相撲如欲在二十一世紀求存即不能只回顧歷史性文化性本質主義的概念。
日本文化注重群體合意、純粹性等要素，對外部論者而言，或許顯露內斂排外的閉鎖傾向。日本人對自己的母國語有特別的執著與親和感。自古有所謂「言靈思想」，相信語言並非只是表達意念的工具而是每一發聲（articulation）蘊育著神明靈力。坊間書店充斥著大量有關日本語的論述，著名作家如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都有他們各自的《文章讀本》闡述他們個人與日語的親密關係。日本人對日本語的情有獨鍾或可匹敵法國人。然而在語言、文學表現的生產上，日本對非日本語母語作家卻是意外的開放與包容。在製造產業的優勢漸被中國取代之時，日本文化產業仍欣欣向榮。日本文化的內收性（centripetal force，如日本相撲）與外放性（centrifugal force，如日本漫畫、動畫、宅男宅女等外銷軟體文化產品及本田、豐田汽車等硬體產物）消褪增長，互補互動。在文學方面，以詩作為例，俳句被認為清簡主義（minimalism）之精華，十七個音節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能捕捉瞬間細緻的感情微動。這文類現已被世界各地的讀者、創作者所採用，甚至法國、美國的小學生都熟悉以他們的母語創作俳句。這是日本文學外放性之一例。反之，這專輯所介紹的三位作家：李維．英雄、楊逸、溫又柔則顯現日本文學的內收性的潛在力。
這三位居日作家，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游移於母語與日本語之間，但終究在最後選擇以日文書寫。他們多次獲獎，表示日本文學界對他們的書寫接受並肯定。他們不同於戰前的日本語作家或是戰後滯留在日本的「在日」韓國／朝鮮人作家在政治狀況的先決下，必須使用宗主國日本的語言來創作。以最親膩的母語創作的理所當然的常識裡，這些作家毅然逆行，選擇非母語（溫又柔的情況稍有不同）來敘述他們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歷程，可以說是作家對其創作主體的一種公開宣明。這三位作家共通的特色是他們的小說非常的個人化，他們個人的具體經驗形成他們小說的骨架。另一共通點是他們對語言發聲的超敏感度。一義多語的瞬間經常穿梭巡迴於他們的腦中，生活在雙語甚或多語的翻譯世界（李維．英雄的腦中日英翻譯，溫又柔的以日語片假名寫成的台語發音等）。然而，我們並不住在一個一對一、清晰而絕對的世界裡，思想、情動因文化的相對性而產生差異、變數，不能翻譯的字句，表現太多了。這三位作家的文學便如同溫又柔所言「非日本出生，也非日本人，卻使用日語活著」的生存意義。然而他們並非自豪征服了日本語，而是以他們在母語與非母語之間掙扎游離的故事來彰顯文化、語言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及（地理、語言）跨界時所觸發的方向迷失的感覺（disorientation）。對母國語或客居語的疏離感才是他們文學創作的原動力。
上述獲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所認賞的新崛起的多語作家激盪歐洲文學，反應其語言文化人種的多樣性。一向以猶太裔、愛爾蘭裔作家為主的美國文學近年來因西班牙語裔作家、非裔作家，及亞美作家的主流化而產生新種類的文學，為美國文學界帶進新的活力。同樣地，這三位作家經由他們的言語選擇打開滯塞的日本文學景象。他們的非外部亦非完全內部者的獨特視線，啟發日本文學的新視點，並為日本文學帶來全球化與活性化，是我們今後應更加矚目的三位作家。
◎作者簡介
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研究課題包括近現代日本文學文化、電影，中日比較文學，台灣與滿洲國的日本殖民地文學，戰前、戰後的日本語文學，東亞文化跨界交流研究。著書包括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等。
口語的多語性要求視為全球化的必然趨勢，然而為何對於作家以非母語來從事創作活動卻少有論及呢？在歐洲多元語言的環境下，顯然跨越母語書寫已有前例。如波蘭人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英文書寫的《黑暗之心》今已成為英國近代文學的經典之作。當初他的英文被視為扭曲難解不自然的英文書寫風格，曾幾何時成為影響並改變英文學文體之規範名著。自康拉德之後，語言越界的現象加速。以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歷史為例，可一窺戰後世界文學的方向。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羅馬尼亞的德文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穆勒的代表作如《風中綠李》、《護照》、《深淵》以感性豐盛的散文風詩意描寫共產政權下的平凡但充滿荒謬、焦慮與激怒的日常生活。從小在德文區域成長備受文化壓迫的穆勒終於脫離羅馬尼亞，移居柏林，從事創作。反顧過去十年諾貝爾得獎作家，如2008年獲獎的勒．克萊喬（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父親為英籍軍醫，母親為法國人，自小隨父親工作在非洲的模里西斯群島英法雙語環境下長大。遠遊泰國、墨西哥、巴拿馬後立志寫作，對寫作語言的選擇思索良久，終於決定選擇名正言順的「母親的言語」法語來從事寫作。2007年得主朵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一般大眾對她的印象是她是典型的英國作家。然而萊辛出生於伊朗，在舊英屬非洲殖民地羅德西亞（現辛巴威）長大，直到三十歲才返回英國。2006年的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為土耳其作家，但現在的活動基地主要在美（哥倫比亞大學創作科）。2001的V.S.奈波爾（V.S. Naipaul）雖為印度家系，但卻是在英領西印度千里達出生長大。2000年的獲獎者是眾所周知的流亡巴黎的中國作家高行健。過去十年的得獎者中超出半數的六位獲獎者的種族、國籍、母語、創作語皆非如慣常想當然耳的模式。二十世紀戰亂頻仍，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外在因素造成大量（志願與被迫）的人口流動現象。人口流離（diaspora），浪子漂泊，語言必然同行，自然造成語言與國籍脫節（displacement），父祖文化與自己成長環境、文化的認同鴻溝，文學想像衝突相剋的現象亦是這些作家必須面對的一些課題。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學，語言與國籍，族群已非必然關係，語言境界已模糊不清。作家可以摒棄母語，自由選擇創作語言。勒．克萊喬為英籍法語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少有人讀，最近以法語創作，可視為華裔國際法語作家。
當然上述英、法，甚或德語為主的創作行為必須追溯自十九世紀；它與西方殖民主義的盛衰歷史的密切關係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以來這三大主要語言的作家占有所有受獎作家的一半的理由。英印的殖民過去更造就出一群傑出的印英作家如薩爾曼．盧西迪（Salman Rushdie）、奈波爾等以英文敘述他們對宗主國語的錯綜複雜的文化情節。這些後殖民複數文化語言作家從第三世界他者的視線逆寫帝國，質詢主流敘述，為世界文學注入新的語言風範與創作動力。
反觀東亞，即有歷史長遠的漢字圈文化，共享儒家道德、佛釋道家美學，以母語之外的東亞語書寫的例子卻少有所聞。回應上述殖民主義與語言散播之關係，歷史顯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東亞的主要公用語（Lingua Franca）為華語，韓國、日本，甚至越南都在其影響範圍之中。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鬆動東亞歷史地政力學，日本成為戰前東亞最富強的近代國家及唯一的殖民霸權。隨著帝國版圖擴展，日本語亦隨之傳播東亞及東南亞各地，一時成為亞洲的公用語。戰後，隨著日本殖民帝國後退，除了少數前殖民地日語遺民仍以日文創作外（如孤蓬萬里編的《台灣萬葉集》），日本語文學亦隨之消跡。戰後，日本國族認同轉朝內視傾向，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盟關係，集中致力經濟成長，日本語言成為東亞公用語的夢想亦為過去。
在撰寫本稿之餘，日本電視的主流媒體報導，專家評論的重點全集中在這頭條新聞：蒙古籍的相撲力士橫綱朝青龍因私人行為不檢被相撲協會警告，電擊引退。朝青龍出身蒙古摔角世家，十七歲時因心儀日本相撲，單身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國技。爾後，加入角界，錚錚頭角，青雲直上，打破多項紀錄（如前人未有的連續七場所優勝），成為近十年來的角界實力者的巔峰，誘喚年輕一代的粉絲，為低迷已久的相撲注入復甦的新生力。然而，朝青龍生性豪放不羈，不喜被成規拘縛，置個人習好於集團利益之上，無故請假，練習缺席，不拘小節，酒後失態，拒絕歸化日本籍，競爭心過強，勝敗時的喜怒哀樂表露無遺。他的台下行為常久以來被日本媒體及傳統相撲愛好者所詬病，認為他欠缺橫綱力士所應有的泱泱風範的「品格」，沒有達成作為社會表率的任務，應被開除。朝青龍才二十九歲，正處於技術高峰，現居日本摔角史優勝紀錄第三位。如沒引退，前途燦然，直追日本力士挑戰歷史紀錄應不成問題。突然的引退，固然是他個人的悲劇，也令支持他的粉絲扼腕。這在其他文化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茶壺風暴，然由於相撲在日本傳統文化的重頭位置，輿論譁然。日本相撲傳統自九○年代始，由於日本年輕人不願忍受長年酷練漸離傳統藝能，自外國引進力士，現居上位的力士皆為蒙古籍。這也觸發日本人再審自我固有文化的契機。相撲到底是宗教文化儀式，還是競技運動？外國人力士常被批評沒有品格。但問力士的品格為何，也沒有人能回答，似乎是個只能體會不能以言語道斷的虛幻概念。難道如某些傳統主義者所言，無法體會日本國粹文化的真諦，即無法勝任橫綱大任；或如較為少數的反論者指出相撲如欲在二十一世紀求存即不能只回顧歷史性文化性本質主義的概念。
日本文化注重群體合意、純粹性等要素，對外部論者而言，或許顯露內斂排外的閉鎖傾向。日本人對自己的母國語有特別的執著與親和感。自古有所謂「言靈思想」，相信語言並非只是表達意念的工具而是每一發聲（articulation）蘊育著神明靈力。坊間書店充斥著大量有關日本語的論述，著名作家如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都有他們各自的《文章讀本》闡述他們個人與日語的親密關係。日本人對日本語的情有獨鍾或可匹敵法國人。然而在語言、文學表現的生產上，日本對非日本語母語作家卻是意外的開放與包容。在製造產業的優勢漸被中國取代之時，日本文化產業仍欣欣向榮。日本文化的內收性（centripetal force，如日本相撲）與外放性（centrifugal force，如日本漫畫、動畫、宅男宅女等外銷軟體文化產品及本田、豐田汽車等硬體產物）消褪增長，互補互動。在文學方面，以詩作為例，俳句被認為清簡主義（minimalism）之精華，十七個音節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能捕捉瞬間細緻的感情微動。這文類現已被世界各地的讀者、創作者所採用，甚至法國、美國的小學生都熟悉以他們的母語創作俳句。這是日本文學外放性之一例。反之，這專輯所介紹的三位作家：李維．英雄、楊逸、溫又柔則顯現日本文學的內收性的潛在力。
這三位居日作家，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游移於母語與日本語之間，但終究在最後選擇以日文書寫。他們多次獲獎，表示日本文學界對他們的書寫接受並肯定。他們不同於戰前的日本語作家或是戰後滯留在日本的「在日」韓國／朝鮮人作家在政治狀況的先決下，必須使用宗主國日本的語言來創作。以最親膩的母語創作的理所當然的常識裡，這些作家毅然逆行，選擇非母語（溫又柔的情況稍有不同）來敘述他們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歷程，可以說是作家對其創作主體的一種公開宣明。這三位作家共通的特色是他們的小說非常的個人化，他們個人的具體經驗形成他們小說的骨架。另一共通點是他們對語言發聲的超敏感度。一義多語的瞬間經常穿梭巡迴於他們的腦中，生活在雙語甚或多語的翻譯世界（李維．英雄的腦中日英翻譯，溫又柔的以日語片假名寫成的台語發音等）。然而，我們並不住在一個一對一、清晰而絕對的世界裡，思想、情動因文化的相對性而產生差異、變數，不能翻譯的字句，表現太多了。這三位作家的文學便如同溫又柔所言「非日本出生，也非日本人，卻使用日語活著」的生存意義。然而他們並非自豪征服了日本語，而是以他們在母語與非母語之間掙扎游離的故事來彰顯文化、語言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及（地理、語言）跨界時所觸發的方向迷失的感覺（disorientation）。對母國語或客居語的疏離感才是他們文學創作的原動力。
上述獲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所認賞的新崛起的多語作家激盪歐洲文學，反應其語言文化人種的多樣性。一向以猶太裔、愛爾蘭裔作家為主的美國文學近年來因西班牙語裔作家、非裔作家，及亞美作家的主流化而產生新種類的文學，為美國文學界帶進新的活力。同樣地，這三位作家經由他們的言語選擇打開滯塞的日本文學景象。他們的非外部亦非完全內部者的獨特視線，啟發日本文學的新視點，並為日本文學帶來全球化與活性化，是我們今後應更加矚目的三位作家。
◎作者簡介
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研究課題包括近現代日本文學文化、電影，中日比較文學，台灣與滿洲國的日本殖民地文學，戰前、戰後的日本語文學，東亞文化跨界交流研究。著書包括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