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孤鴻展翅迎箭飛──追懷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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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柏老告別了他所熱愛的世間,也告別了這個曾經折磨他、淬鍊他卻沒能讓他屈膝的國家。在濟南路長老教會的教堂中,我看著他的遺照,追懷他的一生,想到他在《柏楊回憶錄》〈尾聲〉所寫的詩句「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彷彿仍看得到他在一九六○年代以一枝健筆對抗白色恐怖統治機器的種種,想到他以雜文針砭時政、展翅迎箭飛的身影,內心充滿尊敬、感激與不捨。
柏老是亂世中的知識分子,類似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所推尊的「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強調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僅以知識分子的專業為榮,而必須通過實踐,參與社會改革,為弱勢階級而與宰制階級抗鬥。柏老的一生,正是這樣的寫照,特別是在一九六○年代他展開雜文書寫的那十年之間,面對著極權的統治機器而秉筆直書,渾然不知(也可能是不懼)於統治機器最後的壓制──這樣的良知與實踐,放在白色恐怖年代沉靜死寂的時空之中,更顯其身姿的高貴和孤絕。
柏老追思會的教堂在濟南路一段,柏老曾經服務的《自立晚報》在他被下獄不久從保安街移來濟南路二段,從一段走到二段約莫十來分鐘,如今柏老與自立俱已離開。《自立晚報》倒閉了,原址蓋了新大樓,柏老也離開了,只留下曾在威權夾縫中揭開的一線天光,還鑑照這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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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老以雜文名世,他的雜文書寫,開始於一九六○年五月在《自立晚報‧副刊》開闢「倚夢閒話」專欄。這個時候的《自立晚報》在保安街,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報,但已經開始發展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獨特論政風格,發行人就是台灣政壇大老吳三連,而柏老此時擔任《自立副刊》主編,員工薪資菲薄,因此柏老開始雜文寫作的動機,相當直接,他後來回憶,說他當時開設專欄,撰寫雜文,「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倚夢而閒話,專欄名稱就暗示了內容。
不過,這個時候也正是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正在向蔣介石索討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聯合包括《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在內的台籍政治精英籌組新黨的階段。五月十八日,雷震與吳三連等展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全台串連;九月一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宣布將成立「中國民主黨」,三天後雷震隨即被捕下獄,《自由中國》停刊──這個事件,促使柏老開始萌生以文字延續《自由中國》理念的想法,他的雜文開始走出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並發展出了他對中國文化相當深刻的「醬缸」論述,從此開始了透過雜文「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的文化批判。
這也許是個巧合,《自由中國》是一九五○年代抗鬥蔣氏父子法西斯統治最力的論政刊物,雷震曾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最倚重的高級幕僚,最後卻以反蔣而遭蔣介石親批公文指示而下獄;《自立晚報》是一九六○年代之後最主要的無黨無派的政治報,柏楊曾是蔣經國系救國團的紅人,最後卻因為在專欄中揭舉警察統治的種種不當,同樣遭到叛亂指控。雷震與柏楊,和蔣氏父子之間的恩怨關係,可說是一九六○年代初始與終結的指標性事件。雷震案的發生,標誌了一九五○年代蔣介石政權政治高壓的極致;柏楊案的發生,則標誌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掌權統治的開始。而雷震以政治改革觸怒蔣介石,柏楊以文化批判觸怒蔣經國,這豈非巧合?
但與其說這是巧合,無寧說這是一種選擇。雷震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甘於鼎鑊,柏楊則為了針砭「奴才政治」而寧受獨夫折磨。兩人一前一後,應該是因為他們在追隨兩蔣的過程中,看到了獨裁政治和威權文化的不堪,而決定以匹夫之力,割捨趨附可能帶來的富貴,面對強權,說出真理。
在雷震和柏楊的著述和言論中,沒有省籍的區分,只有自由與人權的思慮;沒有趨炎附勢、榮華富貴的念頭,只有公理正義的堅持,這使他們「背叛」主子,選擇真理,並因為「背叛」遭到主子嚴懲。柏老寫出「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的詩句,益顯他和雷震一似面臨選擇之際的悲憤與不屈。兩人都曾擁有最靠近權力核心的位置,卻選擇了站在權力者對向的立場,作獅子吼,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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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老過世後,我內心感到相當不捨。柏老是我尊敬的文化人,也是我結識三十年的長者。一九七七年他從綠島回到台灣時,我尚是大四學生,他到華岡拜訪史紫忱老師,我與他因此初識;其後他與詩人張香華結褵,我與友人創辦《陽光小集》,經常一群朋友到他住的花園新城與他們賢伉儷暢談聊天,對於我們這一群現代詩壇初試啼聲的年輕人,當時已享有盛名的柏老待我們一如好友,早年他對現代詩並無好感,曾以「打翻鉛字架」譏諷超現實主義詩風。也許因為與香華姊結了婚,了解到現代詩並非全然夢囈;也許因為我們這群崛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年輕詩人走向的是寫實主義的詩路,他對我們勉勵特多,贊助《陽光小集》,不遺餘力,寫傳統詩的他,閱讀我們寫的現代詩,應該很辛苦才是。
一九八四年柏老和香華姊,受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一起赴美參加由聶華苓大姊和保羅‧安格爾主持的國際寫作計畫,在美國四個月期間,他以犀利而幽默的言談,風靡僑界,並在愛荷華的一場演講中,做了其後享譽華人世界的「醜陋的中國人」演講。這篇演講稿隔年交我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備受矚目,隨即由我推介給詩人林佛兒主持的林白出版社出版,立即暢銷,不斷再版。柏老在這個階段事實上正為《柏楊版資治通鑑》每月一書而忙碌十分,我們每次上山看他,都能看到他的書房案頭堆積古籍、文稿。此時的柏老,年已六旬有五,仍如青壯之人,夙夜匪懈,著書立論,而不改幽默、活潑,從與他相互來往的過程中,看不到牢獄之災帶來的憤恨和陰影。我聽到最多的,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創發出的「醬缸」論述。這個概念,正是他從一九六○年代的雜文書寫發展而出的論述基礎,成為此一時期時他「醜陋的中國人」的論述主線。出書後這年九月,我和剛從美麗島事件出獄的小說家楊青矗一起受邀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聽聶華苓大姊閒談提及,才曉得我的受到邀訪,是因為前一年來此的柏老向她力薦所致,而柏老從未向我提過。這種提攜後進的高誼,在無聲之中更教我感佩。
柏老與我之間的因緣,部分也繫在他曾是《自立晚報‧副刊》主編,是我的前三任主編。我於一九八二年進入《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檢字房的先生就告訴我當年柏楊寫專欄時,在辦公桌上振筆疾書,寫一頁稿紙,這位檢字先生立刻檢字,而他最自豪的是柏老的字他都抓得住;我進報社時,曾與柏老共事過的老員工、記者還很多,他們每每津津有味地透露柏老如何以鄧克保筆名在《自立晚報》撰寫《異域》的情形,彷如昨日。柏老主編《自立副刊》時的身影、風格,在《自立晚報》的歷史中也是獨樹一幟的。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我因為在副刊刊登林俊義教授的雜文〈政治的邪靈〉,遭到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罪名查禁副刊,並約談,柏老相當關心,他知道我後來沒事之後,告訴我,幸好是在這個年代,以他的時代,發生這種事,「你早就沒了」;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句話是,「不要氣餒、害怕,要更努力讓自己成為一棵大樹,就不怕風雨會撼倒你」。這個小事件,使我和柏老之間有了更深刻的心靈聯繫,他在這年赴愛荷華時向聶華苓大姊推薦我,或許也與此有關吧。
在與柏老的長久往來中,我看到並感覺到的,是一個將自己的生命和理想付諸具體實踐的知識分子典型,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筆如此犀利,他的人卻又如此溫厚。在戰亂中流離、在政治的牢劫之中顛沛困頓,都未嘗磨損他的信心、希望和純潔如童心的夢想。他為國際人權奔走、為綠島受難者奔走,無一與自身的利益有關;即使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依然為人權與自由沙啞吶喊,說他是個生死以之的人權鬥士,絕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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