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一個人的聲音。所有人的聲音。

福樓拜如此描述《庸見辭典》這本書:「一旦讀了它,人們將再也不敢說話,恐怕會脫口而出一句收錄本書裡的話。」2011年初始,余華為我們帶來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以「人民」一詞始,至「忽悠」暫作結,余華由十億張嘴邊分秒抖落的詞彙出發,「希望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十個簡單的詞彙中」在反覆的打磨與玩味中,跟隨詞彙意義被延展那道晶亮的唾線,向前探源,往後追跡,一張嘴便吞吐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余華談起這本書的起源,「2009年3月,在美國,白亞仁教授要我講講當代中國。我就是在準備演講時發現了這本書。」我注意到,余華是用「發現」來描述這本書的存立,不是無中生有的「發明」,也非主權宣示的「創造」,而是「發現」,彷彿這書本來就在那兒,是余華偶然開啟了它。這麼說來,也許所有的創造從來都是種發現。余華與中國彼此發現了,視對方為一組詞彙,用在自己的敘述裡,正等待誰的聆聽。而我在微雨的台北見到余華,呼喊與細雨,如今都在眼前了。我將抱著「發現」的心態進行這次訪問,且以余華早期書寫時所側重之「現實」這一詞彙作為出發點,藉「現實」之延異/演繹,讓我們發現余華的發現,看中國的作家怎樣談作家的中國。

●核心詞彙:現實
之於小說家,最無可迴避的問題永遠是,有所欲言,「為什麼不是藉小說表達?」,誠如格雷安.葛林所說,創作是「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則現實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它們是二,但又是一。尤其是對余華而言,過去他說「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源於與現實之間有一種緊張的關係」,而當《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出版,當他在書中說明「我對此書提及的一些數據進行了更新」,以數據佐證,援舉大量事例,借用北京奧運標語:「同一個中國,同一個夢想」,書寫和現實被置放在同一界面上,則余華這一回,是站到第一線來了。之於廣大的讀者,最想提問,莫過於此,為何余華不選擇以小說講述?此刻他和現實的關係又要如何言說?
「這是我和現實關係最劍拔弩張的一刻」。余華回答,寫作時根據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概念與設想,表達的方式必然有所變。就這點而言,「過去,我在小說中和現實保持一種緊張感,是為了讓敘述有張力,讓讀者在閱讀時能聯想到現實。而現在,我要在這本書裡,把一切挑明了說。」
余華解釋,《兄弟》有五十萬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不到二十萬。字數雖然不同,但在各自要表現的核心議題上,卻是同樣鋒銳的。只是小說尚且要到考慮人物、情節、故事,「不如這書,夠直接。」
「我將個人記憶與社會現象聯繫起來。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看不見的紐帶。個人經驗幫助我發現其中關聯,我要找出它們的聯繫。」「發現」一詞又一次出現,因此,書中有個人體驗,也有公眾事件,有數據,有評判,出入於社會、政治、經濟之間,它自然不是小說,卻也不同於之前曾出版的幾冊散文。余華定位《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是「非虛構作品」,「對我而言,之前所寫的散文不能稱為非虛構作品。這本書才可以。」

●現實╳記憶
則非虛構如何可能?個人記憶不可能出錯嗎?余華也坦然提到,「我的記憶可能有所偏差。或者說,記憶自己已經完成敘述。」
他舉《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哥哥在小學二年級時一拳把老師打暈了」這段記述為例,書中描寫是這位「天生的革命者」將一把椅子拖到講台邊,站在椅子上,「對準女老師的太陽穴,居高臨下揍出狠狠的一拳」。而往事如煙,撥開煙塵,多年後余華再向他老哥求證,還原當時情況:「我哥哥說他死命揣住教室門把不肯走,老師在後面扯著拉著,他一回身,拳頭剛好就砸在老師太陽穴上,他老這麼一站,晃了晃,就這麼暈死過去。」余華意猶未盡又為這驚天動地的小事件添上一個尾聲:「送到醫院,還是我爸爸把他救醒的。」現實聽來儼然比小說離奇,所有的關係人物都湊在一起了,嚴格遵守古典三一律。於是我們又回到現實與小說、「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的命題上。但故事還沒完,我追問,這麼惡霸霸,天不怕地不怕的兄弟,小時這麼不得了,長大只怕縱上天了吧!余華笑了笑,回答道:「我哥哥後來在一間國家賓館當經理,多年過去,我感覺他膽子越來越小,當年銳氣都沒有了。碰到我就說:『有很多話,不要說。你話說越來越厲害了,我都不敢跟父母說。』而我呢,小時候膽小如鼠,長大了,寫小說,卻越寫越膽大。我們整個相反過來了。」
則現實與記憶,虛構與非虛構,從「聯想」到「直接」,顛來倒去,現實不只一種,現實又總那麼一種,余華還是余華,依然戮力,似若呼應上個世紀《世事如煙》書序中遙遠的吶喊:「現在我似乎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能說明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指出現實……」

●現實╳記憶╳時間
記憶自己完成敘述。我們不免追問,記憶的本質是什麼?會是關於時間嗎?復返的時光。追憶逝水年華。而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時間牽動整本書的存立。在〈人民〉這一詞條中,余華談到了自己的六四記憶,側寫了戒嚴後軍警退出到第一聲槍響鳴空,可稱為「真空時期」的北京。「有出版社問我,是否可以拿掉〈人民〉,還有其他幾段內容,我們在中國出版看看,」余華說:「我回答是不行。中國怎麼可以沒有『人民』呢。」一語雙關。六四像斧砍的斲痕橫在那裡,時間成為傷口。
作為一個書寫的零點時間,「這本書中,〈人民〉是最早寫的。也給我的感覺最深。」他提到,九○年代,整個中國經濟起來了,社會問題沒那麼緊逼,這時候有一波聲音跟著出現了,有些知識分子會說:「關於六四,政府當年那樣處理也許沒錯。」,「那時候,甚至連我都不免這樣想。」於是時間固然是傷口,但時間又自己掩蓋了傷口。也遮住了所有人的眼睛。
余華說,新的世紀,經濟依舊強勢發展,社會問題卻更深刻浮現了,環境的破壞、司法腐敗、貧富差距加大……「這時候,六四的意義開始清楚了。」於是余華寫下〈人民〉。在國外發表時,標題便是「一場被遺忘的中國革命」,遺忘是終極的否定,但直接否定卻比遺忘更殘忍,就此更變了記憶。
追索時間的帳,我翻出過去余華說過的話回問他。1998年6月,義大利《團結報》記者採訪余華,當記者問到「您受過審查,遇到過阻力嗎?」,余華答曰:「在今天的中國,優秀的作家不會受到審查的麻煩。」那如今的余華又怎麼看待當年作這樣回答的余華呢?
「這大概是我九○年代說的。那時我特別樂觀。」他開始追憶自己的寫作歷程。在八○年代,余華還沒出名,寫了〈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等作品,文章都送到印刷廠,忽然就說要抽掉。不登了。原來那時候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是官方作的,為的就是打壓我們這種人」,余華說到這裡,聲音中同時有呼喊與細雨,他說:「那時我在北京,真是暗無天日。眼看我他媽就要出來了,他媽的一腳又被踹下去。我在水底他媽踢了半天水,還不讓我出頭。我在北京街頭一走就是四小時,極其悲涼。沒想到之後,趙紫陽上台了,嘿,比胡耀邦還開放。一下子又經歷六四。六四後,我又悲觀了。他媽的上次我上岸剛冒出頭就被踢了回去,這回我是上了岸,想換件乾衣服,怎知他媽的又被人推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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