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一個人的聲音。所有人的聲音。
福樓拜如此描述《庸見辭典》這本書：「一旦讀了它，人們將再也不敢說話，恐怕會脫口而出一句收錄本書裡的話。」2011年初始，余華為我們帶來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以「人民」一詞始，至「忽悠」暫作結，余華由十億張嘴邊分秒抖落的詞彙出發，「希望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十個簡單的詞彙中」在反覆的打磨與玩味中，跟隨詞彙意義被延展那道晶亮的唾線，向前探源，往後追跡，一張嘴便吞吐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余華談起這本書的起源，「2009年3月，在美國，白亞仁教授要我講講當代中國。我就是在準備演講時發現了這本書。」我注意到，余華是用「發現」來描述這本書的存立，不是無中生有的「發明」，也非主權宣示的「創造」，而是「發現」，彷彿這書本來就在那兒，是余華偶然開啟了它。這麼說來，也許所有的創造從來都是種發現。余華與中國彼此發現了，視對方為一組詞彙，用在自己的敘述裡，正等待誰的聆聽。而我在微雨的台北見到余華，呼喊與細雨，如今都在眼前了。我將抱著「發現」的心態進行這次訪問，且以余華早期書寫時所側重之「現實」這一詞彙作為出發點，藉「現實」之延異／演繹，讓我們發現余華的發現，看中國的作家怎樣談作家的中國。
●核心詞彙：現實
之於小說家，最無可迴避的問題永遠是，有所欲言，「為什麼不是藉小說表達？」，誠如格雷安．葛林所說，創作是「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則現實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它們是二，但又是一。尤其是對余華而言，過去他說「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源於與現實之間有一種緊張的關係」，而當《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出版，當他在書中說明「我對此書提及的一些數據進行了更新」，以數據佐證，援舉大量事例，借用北京奧運標語：「同一個中國，同一個夢想」，書寫和現實被置放在同一界面上，則余華這一回，是站到第一線來了。之於廣大的讀者，最想提問，莫過於此，為何余華不選擇以小說講述？此刻他和現實的關係又要如何言說？
「這是我和現實關係最劍拔弩張的一刻」。余華回答，寫作時根據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概念與設想，表達的方式必然有所變。就這點而言，「過去，我在小說中和現實保持一種緊張感，是為了讓敘述有張力，讓讀者在閱讀時能聯想到現實。而現在，我要在這本書裡，把一切挑明了說。」
余華解釋，《兄弟》有五十萬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不到二十萬。字數雖然不同，但在各自要表現的核心議題上，卻是同樣鋒銳的。只是小說尚且要到考慮人物、情節、故事，「不如這書，夠直接。」
「我將個人記憶與社會現象聯繫起來。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看不見的紐帶。個人經驗幫助我發現其中關聯，我要找出它們的聯繫。」「發現」一詞又一次出現，因此，書中有個人體驗，也有公眾事件，有數據，有評判，出入於社會、政治、經濟之間，它自然不是小說，卻也不同於之前曾出版的幾冊散文。余華定位《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是「非虛構作品」，「對我而言，之前所寫的散文不能稱為非虛構作品。這本書才可以。」
●現實╳記憶
則非虛構如何可能？個人記憶不可能出錯嗎？余華也坦然提到，「我的記憶可能有所偏差。或者說，記憶自己已經完成敘述。」
他舉《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哥哥在小學二年級時一拳把老師打暈了」這段記述為例，書中描寫是這位「天生的革命者」將一把椅子拖到講台邊，站在椅子上，「對準女老師的太陽穴，居高臨下揍出狠狠的一拳」。而往事如煙，撥開煙塵，多年後余華再向他老哥求證，還原當時情況：「我哥哥說他死命揣住教室門把不肯走，老師在後面扯著拉著，他一回身，拳頭剛好就砸在老師太陽穴上，他老這麼一站，晃了晃，就這麼暈死過去。」余華意猶未盡又為這驚天動地的小事件添上一個尾聲：「送到醫院，還是我爸爸把他救醒的。」現實聽來儼然比小說離奇，所有的關係人物都湊在一起了，嚴格遵守古典三一律。於是我們又回到現實與小說、「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的命題上。但故事還沒完，我追問，這麼惡霸霸，天不怕地不怕的兄弟，小時這麼不得了，長大只怕縱上天了吧！余華笑了笑，回答道：「我哥哥後來在一間國家賓館當經理，多年過去，我感覺他膽子越來越小，當年銳氣都沒有了。碰到我就說：『有很多話，不要說。你話說越來越厲害了，我都不敢跟父母說。』而我呢，小時候膽小如鼠，長大了，寫小說，卻越寫越膽大。我們整個相反過來了。」
則現實與記憶，虛構與非虛構，從「聯想」到「直接」，顛來倒去，現實不只一種，現實又總那麼一種，余華還是余華，依然戮力，似若呼應上個世紀《世事如煙》書序中遙遠的吶喊：「現在我似乎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能說明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指出現實……」
●現實╳記憶╳時間
記憶自己完成敘述。我們不免追問，記憶的本質是什麼？會是關於時間嗎？復返的時光。追憶逝水年華。而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時間牽動整本書的存立。在〈人民〉這一詞條中，余華談到了自己的六四記憶，側寫了戒嚴後軍警退出到第一聲槍響鳴空，可稱為「真空時期」的北京。「有出版社問我，是否可以拿掉〈人民〉，還有其他幾段內容，我們在中國出版看看，」余華說：「我回答是不行。中國怎麼可以沒有『人民』呢。」一語雙關。六四像斧砍的斲痕橫在那裡，時間成為傷口。
作為一個書寫的零點時間，「這本書中，〈人民〉是最早寫的。也給我的感覺最深。」他提到，九○年代，整個中國經濟起來了，社會問題沒那麼緊逼，這時候有一波聲音跟著出現了，有些知識分子會說：「關於六四，政府當年那樣處理也許沒錯。」，「那時候，甚至連我都不免這樣想。」於是時間固然是傷口，但時間又自己掩蓋了傷口。也遮住了所有人的眼睛。
余華說，新的世紀，經濟依舊強勢發展，社會問題卻更深刻浮現了，環境的破壞、司法腐敗、貧富差距加大……「這時候，六四的意義開始清楚了。」於是余華寫下〈人民〉。在國外發表時，標題便是「一場被遺忘的中國革命」，遺忘是終極的否定，但直接否定卻比遺忘更殘忍，就此更變了記憶。
追索時間的帳，我翻出過去余華說過的話回問他。1998年6月，義大利《團結報》記者採訪余華，當記者問到「您受過審查，遇到過阻力嗎？」，余華答曰：「在今天的中國，優秀的作家不會受到審查的麻煩。」那如今的余華又怎麼看待當年作這樣回答的余華呢？
「這大概是我九○年代說的。那時我特別樂觀。」他開始追憶自己的寫作歷程。在八○年代，余華還沒出名，寫了〈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等作品，文章都送到印刷廠，忽然就說要抽掉。不登了。原來那時候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是官方作的，為的就是打壓我們這種人」，余華說到這裡，聲音中同時有呼喊與細雨，他說：「那時我在北京，真是暗無天日。眼看我他媽就要出來了，他媽的一腳又被踹下去。我在水底他媽踢了半天水，還不讓我出頭。我在北京街頭一走就是四小時，極其悲涼。沒想到之後，趙紫陽上台了，嘿，比胡耀邦還開放。一下子又經歷六四。六四後，我又悲觀了。他媽的上次我上岸剛冒出頭就被踢了回去，這回我是上了岸，想換件乾衣服，怎知他媽的又被人推下水。」
余華真情流露，彷彿還是那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男孩。在他的敘述裡，八○年代還風波翻湧有起有伏，到了九○年代，政治情勢緩和，再不見當時緊張情勢，無波無瀾，《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也順順利利的出版了。余華進一步解釋：「所以那時我才這麼想，想當年的六四是不是真的錯了」。也不免生出「我們那麼好，外國人怎麼還批評我們」之怨懟。對余華來說，這就是他的寫作過程，也是人生進程，「一開始樂觀，又悲觀，然後又樂觀，之後又悲觀……」兜兜轉轉，停停走走，過了九○年代，又是新世紀伊始，到了此刻，「我已經看清楚了，好的是表面。像是一個人身上已經潰爛了，穿著卻西裝筆挺，九○年代沒看到傷口。2009年後，我看到那個人已經脫下西裝，袒出他的傷口來。」
「我想說的是，感覺不變，但看法會改變。」余華鄭重的說：「我現在正式的收回當時那句話。」
●現實╳敘述
時間改變一切。時間裡一切又不曾變異。則時間也不足以憑恃。則唯一與「現實」有關的，也許只剩下「敘述」。記憶與敘述，那便構成文學之始，而當敘述賦格時間，則誕生了文學之史。
一切都關於「敘述」。正如書中引但丁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余華以為，只是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讀者感覺到速度。而整個中國三十年來的飛速變化，可不也正是這樣因果顛倒的歷程。小說家正是逆著那道脫弦飛速的箭，選擇「非虛構」，以「文字敘述」破解「時間之敘述」，倒因追果，余華這回，想要「直接」命中靶心。
談到「敘述」，余華整個眼招子都發亮了。他談起這幾年來對「敘述」的體悟。「我一直在試驗不同的敘述方式。就像《兄弟》。那時我想寫一種『全景』式的小說。我知道，尋找一個角度切入去寫小說，往往是比較省力的。正如寫座城市，如果只寫公園，那是簡單的精緻的。但我還想寫貧民窟，想寫垃圾場，寫墳墓與亂葬崗，還有高高的寫字樓。我要讓城市好壞並存，多元並置，那就是『全景』。」
「一開始，怎麼寫都不對，」余華說：「後來，我實驗出一種寫法，我在小說裡寫下『我們劉鎮』。寫『我們劉鎮』如何如何，『我們劉鎮』要怎樣怎樣，這是告訴讀者，這不只是一個人的敘述，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敘述。它有時是兩三人的聲音，有時則是幾百人在講述。它可以用各種方式，各種表情，各種口吻去講，我想寫的，是眾聲喧嘩。」那不免讓人想起同樣位列黃金陣線的莫言，他描述自己寫《紅高粱》，也恰是發現「我爺爺」的視角：「通過『我爺爺』建立了『我』和祖先的一種聯繫，打通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通道。……自由的出入歷史，非常自由的、方便的出入我所描寫的人物心靈」，一個「發現」可以成就一部小說。一部小說史就是關於敘述的發現史。
一個人的敘述。所有人的敘述。「我們劉鎮」締結了《兄弟》。回到《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發之於悠悠眾口，十個詞彙懸垂自十億張嘴邊，當個人記憶啟動，余華寫下「我的中國」，便同時是「所有人的中國」。正因此，我們或可理解，何以余華會說「我寫下中國人的疼痛，也寫下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人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所有人的疼痛。一個人的疼痛。一個人的聲音。所有人的聲音。余華做下和福樓拜相反的期許，人們一直在說話，但他們又不敢講話，從而有這本書。
「我還要寫，」余華說：「《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寫完，我還可以寫《後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余華說，像是〈後出師表〉，從來都是「後」比「前」悲壯，何以為者，「因為形勢更險峻，更不妙了。」則如果中國的情勢改變了，余華說，那我就不寫。「但只要中國依然是這樣，我必須寫。」
國家不幸詩家幸。是不幸催生偉大的作品？或者書寫銘刻憂患意識？這一刻，當我們重新玩味「發現」這一個詞彙，不是創造，不是發明，或者會有重新的體會。
寫下的便已經發生。余華為此發聲。但那不是獨拔而起的高音，而是期待有一天，聽見所有人們的聲音。
為了人們所有的聲音。
◎受訪作家簡介
余華
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鹽人，曾經從事過五年牙醫，198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小說《呼喊與細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世事如煙》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義、西等語言。曾獲多種國際文學獎，現定居北京。余華以其簡潔的小說語言和暴力血腥交織的歡快奇景聞名當代華語文壇，中國當代小說大師之位絕對要列上一席。
◎本文作者簡介
陳柏青
1983年生。現就讀台灣文學研究所，十八歲出門遠行，至今未歸。
余華談起這本書的起源，「2009年3月，在美國，白亞仁教授要我講講當代中國。我就是在準備演講時發現了這本書。」我注意到，余華是用「發現」來描述這本書的存立，不是無中生有的「發明」，也非主權宣示的「創造」，而是「發現」，彷彿這書本來就在那兒，是余華偶然開啟了它。這麼說來，也許所有的創造從來都是種發現。余華與中國彼此發現了，視對方為一組詞彙，用在自己的敘述裡，正等待誰的聆聽。而我在微雨的台北見到余華，呼喊與細雨，如今都在眼前了。我將抱著「發現」的心態進行這次訪問，且以余華早期書寫時所側重之「現實」這一詞彙作為出發點，藉「現實」之延異／演繹，讓我們發現余華的發現，看中國的作家怎樣談作家的中國。
●核心詞彙：現實
之於小說家，最無可迴避的問題永遠是，有所欲言，「為什麼不是藉小說表達？」，誠如格雷安．葛林所說，創作是「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則現實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它們是二，但又是一。尤其是對余華而言，過去他說「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源於與現實之間有一種緊張的關係」，而當《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出版，當他在書中說明「我對此書提及的一些數據進行了更新」，以數據佐證，援舉大量事例，借用北京奧運標語：「同一個中國，同一個夢想」，書寫和現實被置放在同一界面上，則余華這一回，是站到第一線來了。之於廣大的讀者，最想提問，莫過於此，為何余華不選擇以小說講述？此刻他和現實的關係又要如何言說？
「這是我和現實關係最劍拔弩張的一刻」。余華回答，寫作時根據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概念與設想，表達的方式必然有所變。就這點而言，「過去，我在小說中和現實保持一種緊張感，是為了讓敘述有張力，讓讀者在閱讀時能聯想到現實。而現在，我要在這本書裡，把一切挑明了說。」
余華解釋，《兄弟》有五十萬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不到二十萬。字數雖然不同，但在各自要表現的核心議題上，卻是同樣鋒銳的。只是小說尚且要到考慮人物、情節、故事，「不如這書，夠直接。」
「我將個人記憶與社會現象聯繫起來。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看不見的紐帶。個人經驗幫助我發現其中關聯，我要找出它們的聯繫。」「發現」一詞又一次出現，因此，書中有個人體驗，也有公眾事件，有數據，有評判，出入於社會、政治、經濟之間，它自然不是小說，卻也不同於之前曾出版的幾冊散文。余華定位《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是「非虛構作品」，「對我而言，之前所寫的散文不能稱為非虛構作品。這本書才可以。」
●現實╳記憶
則非虛構如何可能？個人記憶不可能出錯嗎？余華也坦然提到，「我的記憶可能有所偏差。或者說，記憶自己已經完成敘述。」
他舉《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哥哥在小學二年級時一拳把老師打暈了」這段記述為例，書中描寫是這位「天生的革命者」將一把椅子拖到講台邊，站在椅子上，「對準女老師的太陽穴，居高臨下揍出狠狠的一拳」。而往事如煙，撥開煙塵，多年後余華再向他老哥求證，還原當時情況：「我哥哥說他死命揣住教室門把不肯走，老師在後面扯著拉著，他一回身，拳頭剛好就砸在老師太陽穴上，他老這麼一站，晃了晃，就這麼暈死過去。」余華意猶未盡又為這驚天動地的小事件添上一個尾聲：「送到醫院，還是我爸爸把他救醒的。」現實聽來儼然比小說離奇，所有的關係人物都湊在一起了，嚴格遵守古典三一律。於是我們又回到現實與小說、「表現生活現有的面貌和應該有的面貌」的命題上。但故事還沒完，我追問，這麼惡霸霸，天不怕地不怕的兄弟，小時這麼不得了，長大只怕縱上天了吧！余華笑了笑，回答道：「我哥哥後來在一間國家賓館當經理，多年過去，我感覺他膽子越來越小，當年銳氣都沒有了。碰到我就說：『有很多話，不要說。你話說越來越厲害了，我都不敢跟父母說。』而我呢，小時候膽小如鼠，長大了，寫小說，卻越寫越膽大。我們整個相反過來了。」
則現實與記憶，虛構與非虛構，從「聯想」到「直接」，顛來倒去，現實不只一種，現實又總那麼一種，余華還是余華，依然戮力，似若呼應上個世紀《世事如煙》書序中遙遠的吶喊：「現在我似乎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能說明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指出現實……」
●現實╳記憶╳時間
記憶自己完成敘述。我們不免追問，記憶的本質是什麼？會是關於時間嗎？復返的時光。追憶逝水年華。而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時間牽動整本書的存立。在〈人民〉這一詞條中，余華談到了自己的六四記憶，側寫了戒嚴後軍警退出到第一聲槍響鳴空，可稱為「真空時期」的北京。「有出版社問我，是否可以拿掉〈人民〉，還有其他幾段內容，我們在中國出版看看，」余華說：「我回答是不行。中國怎麼可以沒有『人民』呢。」一語雙關。六四像斧砍的斲痕橫在那裡，時間成為傷口。
作為一個書寫的零點時間，「這本書中，〈人民〉是最早寫的。也給我的感覺最深。」他提到，九○年代，整個中國經濟起來了，社會問題沒那麼緊逼，這時候有一波聲音跟著出現了，有些知識分子會說：「關於六四，政府當年那樣處理也許沒錯。」，「那時候，甚至連我都不免這樣想。」於是時間固然是傷口，但時間又自己掩蓋了傷口。也遮住了所有人的眼睛。
余華說，新的世紀，經濟依舊強勢發展，社會問題卻更深刻浮現了，環境的破壞、司法腐敗、貧富差距加大……「這時候，六四的意義開始清楚了。」於是余華寫下〈人民〉。在國外發表時，標題便是「一場被遺忘的中國革命」，遺忘是終極的否定，但直接否定卻比遺忘更殘忍，就此更變了記憶。
追索時間的帳，我翻出過去余華說過的話回問他。1998年6月，義大利《團結報》記者採訪余華，當記者問到「您受過審查，遇到過阻力嗎？」，余華答曰：「在今天的中國，優秀的作家不會受到審查的麻煩。」那如今的余華又怎麼看待當年作這樣回答的余華呢？
「這大概是我九○年代說的。那時我特別樂觀。」他開始追憶自己的寫作歷程。在八○年代，余華還沒出名，寫了〈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等作品，文章都送到印刷廠，忽然就說要抽掉。不登了。原來那時候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是官方作的，為的就是打壓我們這種人」，余華說到這裡，聲音中同時有呼喊與細雨，他說：「那時我在北京，真是暗無天日。眼看我他媽就要出來了，他媽的一腳又被踹下去。我在水底他媽踢了半天水，還不讓我出頭。我在北京街頭一走就是四小時，極其悲涼。沒想到之後，趙紫陽上台了，嘿，比胡耀邦還開放。一下子又經歷六四。六四後，我又悲觀了。他媽的上次我上岸剛冒出頭就被踢了回去，這回我是上了岸，想換件乾衣服，怎知他媽的又被人推下水。」
余華真情流露，彷彿還是那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男孩。在他的敘述裡，八○年代還風波翻湧有起有伏，到了九○年代，政治情勢緩和，再不見當時緊張情勢，無波無瀾，《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也順順利利的出版了。余華進一步解釋：「所以那時我才這麼想，想當年的六四是不是真的錯了」。也不免生出「我們那麼好，外國人怎麼還批評我們」之怨懟。對余華來說，這就是他的寫作過程，也是人生進程，「一開始樂觀，又悲觀，然後又樂觀，之後又悲觀……」兜兜轉轉，停停走走，過了九○年代，又是新世紀伊始，到了此刻，「我已經看清楚了，好的是表面。像是一個人身上已經潰爛了，穿著卻西裝筆挺，九○年代沒看到傷口。2009年後，我看到那個人已經脫下西裝，袒出他的傷口來。」
「我想說的是，感覺不變，但看法會改變。」余華鄭重的說：「我現在正式的收回當時那句話。」
●現實╳敘述
時間改變一切。時間裡一切又不曾變異。則時間也不足以憑恃。則唯一與「現實」有關的，也許只剩下「敘述」。記憶與敘述，那便構成文學之始，而當敘述賦格時間，則誕生了文學之史。
一切都關於「敘述」。正如書中引但丁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余華以為，只是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讀者感覺到速度。而整個中國三十年來的飛速變化，可不也正是這樣因果顛倒的歷程。小說家正是逆著那道脫弦飛速的箭，選擇「非虛構」，以「文字敘述」破解「時間之敘述」，倒因追果，余華這回，想要「直接」命中靶心。
談到「敘述」，余華整個眼招子都發亮了。他談起這幾年來對「敘述」的體悟。「我一直在試驗不同的敘述方式。就像《兄弟》。那時我想寫一種『全景』式的小說。我知道，尋找一個角度切入去寫小說，往往是比較省力的。正如寫座城市，如果只寫公園，那是簡單的精緻的。但我還想寫貧民窟，想寫垃圾場，寫墳墓與亂葬崗，還有高高的寫字樓。我要讓城市好壞並存，多元並置，那就是『全景』。」
「一開始，怎麼寫都不對，」余華說：「後來，我實驗出一種寫法，我在小說裡寫下『我們劉鎮』。寫『我們劉鎮』如何如何，『我們劉鎮』要怎樣怎樣，這是告訴讀者，這不只是一個人的敘述，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敘述。它有時是兩三人的聲音，有時則是幾百人在講述。它可以用各種方式，各種表情，各種口吻去講，我想寫的，是眾聲喧嘩。」那不免讓人想起同樣位列黃金陣線的莫言，他描述自己寫《紅高粱》，也恰是發現「我爺爺」的視角：「通過『我爺爺』建立了『我』和祖先的一種聯繫，打通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通道。……自由的出入歷史，非常自由的、方便的出入我所描寫的人物心靈」，一個「發現」可以成就一部小說。一部小說史就是關於敘述的發現史。
一個人的敘述。所有人的敘述。「我們劉鎮」締結了《兄弟》。回到《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發之於悠悠眾口，十個詞彙懸垂自十億張嘴邊，當個人記憶啟動，余華寫下「我的中國」，便同時是「所有人的中國」。正因此，我們或可理解，何以余華會說「我寫下中國人的疼痛，也寫下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人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所有人的疼痛。一個人的疼痛。一個人的聲音。所有人的聲音。余華做下和福樓拜相反的期許，人們一直在說話，但他們又不敢講話，從而有這本書。
「我還要寫，」余華說：「《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寫完，我還可以寫《後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余華說，像是〈後出師表〉，從來都是「後」比「前」悲壯，何以為者，「因為形勢更險峻，更不妙了。」則如果中國的情勢改變了，余華說，那我就不寫。「但只要中國依然是這樣，我必須寫。」
國家不幸詩家幸。是不幸催生偉大的作品？或者書寫銘刻憂患意識？這一刻，當我們重新玩味「發現」這一個詞彙，不是創造，不是發明，或者會有重新的體會。
寫下的便已經發生。余華為此發聲。但那不是獨拔而起的高音，而是期待有一天，聽見所有人們的聲音。
為了人們所有的聲音。
◎受訪作家簡介
余華
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鹽人，曾經從事過五年牙醫，198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小說《呼喊與細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世事如煙》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義、西等語言。曾獲多種國際文學獎，現定居北京。余華以其簡潔的小說語言和暴力血腥交織的歡快奇景聞名當代華語文壇，中國當代小說大師之位絕對要列上一席。
◎本文作者簡介
陳柏青
1983年生。現就讀台灣文學研究所，十八歲出門遠行，至今未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