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永不放棄的夢想家

●課文簡介
〈霧是我的女兒〉及〈深夜的嘉南平原〉分別收錄於三民版高中國文課本第四冊第九課與翰林版高中國文課本第二冊第八課。前者以霧為喻,表達了家有女兒初長成的父親不捨之心、眷戀童年共處之情;後者以嘉南平原為掛念對象,具體而微地表達出對台灣島嶼的無盡戀慕。

Q.你曾經說過自己是「詩的叛徒」,而且有一陣子不再寫詩,原因何在?而後你以詩化的句法撰寫散文,這是否代表了一種回歸?

A.在我的文學觀中,詩是最高的文學形式。小說、散文較容易進入,詩卻不必然如此,詩要非常慢,而且慎重地閱讀。正因為我把詩當作最高的文學形式,遂不敢輕易褻瀆它。當我寫詩時,心裡會想:這樣寫可以算是詩嗎?於是變得非常拘謹。
並不是說我不寫詩,我就不迷戀詩。我從十八歲那年開始投入、閱讀詩作,就再也不曾偏離過。詩在我所有文學閱讀中,永遠處於優先地位,所以我寫了很多詩的讀後感或詩評,因為我太偏愛這個文體了。這種偏愛是這樣強烈,以至於我很害怕,我寫的詩會不會玷汙、褻瀆這種純潔的文學形式?因為詩是一種很乾淨的文體。另一個原因是我寫了太多詩評,評論別人的漏洞或文字,可能別人也會好奇:換你來表演的時候,你寫的詩又是如何呢?所以詩評寫越多,越是心虛,我們可以看見別人的缺陷,卻往往看不見自己的,人家可能也會覺得我眼高手低。我又害怕暴露自己的缺點,寫好的詩也不敢發表,但我寫詩的欲望從未消失過,至今仍持續創作,我在等待有一天能夠重現江湖。
我寫散文是因為散文比較安全,有一些感覺或感情,詩可能無法完全負載,但用鋪陳的文字可以飽滿、精確地表達出來,在這點上,我對自己的散文要求很高,我用寫詩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散文。從年輕到現在,我寫散文的措詞用字已經改變很多,這種自我要求應該也是為我日後重登詩壇做準備,我從不排除這個可能性。我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我一直維持做夢的能力。」我希望有一天我夢想成為詩人這件事可以成真,我仍在追求,沒有放棄。

Q.在〈霧是我的女兒〉一文裡,你表示孩子的根在美國,自己的根在台灣。請問你後來如何面對家中此種無形的疏離感?而此文是否曾被兒女知悉?對生活是否有所影響?

A.我從1992年返台,立刻投入政治運動,幾乎只有寒暑假才回美國和家人見面。那年我的兒子讀高一,女兒國二。我對兒子說:「你們的夢想要在美國實現,而爸爸的夢想則是在台灣才能實現,我必須去追逐我的理想。」我兒子可以理解,但小女兒卻對我很不諒解。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大約是1996年,我女兒那時大約十六、七歲。我還記得前一年暑假,她跟我在院子裡玩,她爬樹,我在樹下看書;可是隔年暑假,某天晚上她走下樓來,經過梳妝打扮,儼然是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對我說:「爸爸,我要去跟男友約會。」我真的嚇到了,我的女兒開始交男朋友了!那時我才驚覺到,我已經失去對她的發言權了。我內心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但也無法阻止她出門,只能告訴她要在十二點前回來。她一出門,我一個人坐在客廳,內心充滿強烈的失落感,正是這股失落感,使我寫出這篇散文。文章最後一句我寫道:「中年心情的父親如我,在失去戀愛的滋味之後,撐起滿窗的等待,咀嚼滿屋的寂寞。」戀愛滋味這句話應該是對情人講的,我卻對女兒說,所以有人懷疑我是不是有戀女情結,可是我覺得只有用「戀愛」這個詞才能傳達我內心的失落,因為愛情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我也失去了我的女兒,老天不可能再給我機會讓我補救。我相信我女兒有過多次戀愛上的挫折、傷害,當她需要父親,想靠在父親肩膀上的時候,我卻不在。我知道失去的那一段我永遠也無法填補,這變成我生命中一個很大的缺口。
文章發表後,我帶著散文回去,我對女兒說:「我為妳寫了一篇散文,我翻譯給妳聽。」她很高興,我們坐在客廳,我開始翻譯。翻譯到第三段的時候,她已經淚流滿面,我自己也很激動,掉下了眼淚。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們在客廳流淚那一幕,我女兒可能從來沒有想過她的父親會這麼愛她,因為這個父親殘忍地丟下她回到台灣,她沒有想到父親竟然寫了一篇文章給她。後來齊邦媛老師幫我把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我寄給女兒,她很得意地把文章拿給朋友看,說:「這是我父親為我寫的文章。」
所以這篇文章名為〈霧是我的女兒〉,因為我覺得女兒像一個謎團,我已經無法了解她,她能夠給我的回答也像霧一般,我無法理解也分辨不清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因此我用霧來形容她,十分寫實,也最真切點出我內心的感覺。

Q.你的散文創作當中,處處可發現政治、歷史與社會廣泛地影響了你的思想以及生活,在走上這一條道路的過程中,是否曾對別的方向抱有想望及憧憬?

A.我一直是「人間性」很強的一個人。“Worldly”,「人間性」;“secular”,「世俗性」,這是後殖民理論大師薩依德所提出的。所謂「人間性」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知識是抽離人間的,各種不同的學問,目的都是在解決人的問題。即便是最純粹的一首詩,也是如此。任何藝術、學術都不可能脫離人間。何況台灣文學、台灣歷史是最貼近台灣社會的一個學問,你怎麼可能又要接觸台灣文學,又要把自己形容成乾乾淨淨的人。
所以我的散文曾經提過,我是沒有「潔癖」的學者。很多學者是很乾淨、很純粹,或是高人一等的,你問他問題,他會擺架子說:「這不是我的研究範圍。」知識不可能這樣,知識本來就要解決問題,如果一個人的學問很高超,卻和這個社會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知識就是化石,不是知識。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學者,不是乾乾淨淨關在學院裡就叫學者,學者應該是永遠開放門窗、開放心靈的大門面對社會,因為學者比這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人都還更有機會和時間去接觸豐富的知識,而知識都是從社會歷史當中產生的,並非憑空降下來。所以有人就會問我,為什麼要寫一些人家看得懂的論文?這就是比較傲慢的學者,我把這些人供奉在那兒,尊重他們,但是不會接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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