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從〈刺蝟歌〉想起我們的詩
近些年來讀詩書，發現幾乎所有作家詩人都為固定反應所拘役，都為養成的習慣所使喚，反正只要一動筆，那些陳年八股，用了八輩子的詞彙、用語、及蘊含其中的思維，都會原封不動的搬出來使用一次。可能調動一下出現的先後次序，那便算是創新。總之萬變不離其宗，八風不動的做著大詩人大作家的美夢。而我們的文壇詩壇反正都是這些人在扮演腳色。我們的評論界也只靠這些來源在作所謂評論，而讀者呢，已經吃這樣的奶水久了，也別無選擇，因此習慣也就成自然了。這便是我們文學成一潭死水的原因。
當然我們也有另一極端現象，但相對的氣勢較弱或處在邊沿地帶，被少數極保守的評家罵得臭頭。那便是一些搞後現代，或欲解構及顛覆傳統的年輕作家。
如欲我們的詩或文學作品有所長進，我倒是非常贊成他們這種敢撞的實驗精神。
政治上的台灣，現在正追求不統、不獨、保持現狀，似乎已為大多數人認同。但文學上卻已經早就如此了。有句話說「保持現狀，就是落伍」，我們文學既有保守，也已落伍。我們總得有點改革的衝動吧！在詩的圈子裡，除了鴻鴻、夏夏、鹿苹、鯨向海等少數年輕一輩膽敢作出一些越軌行動外，其他真是死氣沉沉。
因此，當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敢於逆勢操作的詩人，我便像發現天空出現一顆新星樣的驚喜。像江非在去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刺蝟歌〉，便讓我一直在尋思這首詩到底是怎麼樣形成，它表達的方式和內涵讓我感到既陌生，卻又其味無窮。
刺蝟歌
多年後我早已被一個信封寄走
郵戳被狠狠
蓋在尿濕的屁股上
露出一個國家紅色的胎記
多年後的白雲
騎著白馬
松鼠騎著樹枝
我騎在自行車上
自行車騎著
一首拉上拉鍊的情詩
誰都不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我要去首都行刺
讀其詩首先必知其人。江非是大陸七○後的代表詩人。〈媽媽〉一詩入選高中語文教學課本，為入選詩人中最年輕的一位。曾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駐校詩人。現在山東臨沂平墩湖務農為業，經常在「詩生活網」他的專欄「平墩湖」發表作品。我是在二○○七年六月五日讀到他的一首短詩〈朱麗葉‧告訴我〉而從此迷上他的作品的。這首短詩他說：「我背著一把吉他去謀反／騎在一封早已寄出的舊信上／我彈的曲子充滿了憂傷／我彈的琴弦充滿了絕望／也許信是寫給愛情的／但信中的月亮／為什麼那麼古老／為什麼既不高大，也不明亮」。這首詩真像我們早年的校園民歌，語調平順流暢，充滿了淡淡的憂傷和不滿，然而這樣的詩卻出現在而今一片大好的大陸情境，令我非常訝異，難道這真是資本主義帶來的無名的惆悵？記得我們台灣校園民歌蓬勃發展時，不也是經濟起飛要成為小龍的時代嗎？可見詩人那根敏感的神經是天下相通的。只是平墩湖上的江非比我們要遲個二十多年。
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這首民歌式的短詩的起首兩句「我背著一把吉他去謀反／騎在一封早已寄出的舊信上」，其原意卻在現在〈刺蝟歌〉的首尾兩句中重現，只是首尾的中間夾雜著更多離奇的細節和超想像的情緒。可以看得出詩人在此詩中已經由一個背著吉他的遊唱詩人，變成一隻身上長著粗短棘刺的「刺蝟」了，他現在在為「刺蝟」而歌。
古希臘有一則寓言故事〈刺蝟與狐狸〉。狐狸很狡猾，能夠有各種策略進攻敵人。而刺蝟則一遇到攻擊則會縮成一團，渾身的刺伸向四面八方，煞像一個鐵蒺藜，敵人奈何牠不得，即使足智多謀的狐狸也拿牠沒辦法。社會學上發明一名詞叫做「刺蝟理念」，即是根據這則寓言的啟發。刺蝟理念強調深刻的思想本質是「簡單」，那些卓越的人之所以比他們同樣聰明的人特出，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孔夫子的大同思想，都是懂得將複雜事情簡單化而獲得成功的，這些人是擁有刺蝟本質的人。江非這首詩〈刺蝟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符合所謂「刺蝟理念」，但他詩的最後兩句「誰都不知道我要去幹什麼／我要去首都行刺」，則顯露出他心繫的目的極單純，謀反也好、行刺也好，都是對處境不滿的一心一意的心理反制。
這首詩是這樣一切逆勢呈現，是杞憂者對未來的預測嗎？或者有如神算者對前程的卜告。這一切現象已是進入超現實的情境了。如果要說這便是所謂的「後設認知」也不為過。但是別忽略都是根源於現實或現實記憶，都那麼歷歷如新。前四句是一個場景，意象一個比一個離奇，但只要冷靜一想，便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不合我們的慣性邏輯思考。但其中的一些暗喻不由得又會使人會心一笑，那「郵戳」、那「尿濕的屁股」、那「紅色的胎記」，這些從前痛苦的暗示，一一如在目前。這樣表現，除了感到深獲我心，也新鮮刺激，都是前所未見的創意表現。
接下來八句的發展，一句比一句更不可思議。都非筆直的「線性思考」所能解釋，都非現實人間這個樣子，有點魔幻的神奇，又有點卡通的天真，較之已經發膩的當今模式化的日子，如果今後真會進入這種「異想世界」，「松鼠騎著樹枝」、「自行車騎著／一首拉上拉鍊的情詩」；一心一意「要去首都行刺」，這些只有在潛意識中才會出現的「事故」，會覺得多麼新鮮有趣，身心都得到無比的舒展和釋放呀！
這是一個大不利於詩的時代，隔不多久必定會有人發「詩亡」之嘆。動不動就會有大人先生把寫詩的人臭上一頓。台灣名女作家成英姝在「三少四壯」專欄（詩人的情書）中說：「你問幹嘛要寫情書？因為我是詩人呀！你問詩人的定義是什麼？就是把事情搞得很糟的人呵！」原來詩人的形象會如此不堪。然而我們喜歡成英姝的也正是因為她的專欄文字很與我們現代詩人所表現的臭味相投，她往往把詞語扭得很逆向行使，而那正是我們感到最可愛之處。要使一個真正的詩人心理平衡是很難的，他的小腦袋瓜裡裝著太多雜七雜八永遠理不清的東西，他的交感神經特別敏感，不然，江非怎麼會覺得自己「早已被一個信封寄走」，如何發現「尿濕的屁股上／露出一個國家紅色的胎記」？我們會發現這些曲而言之的表現方法在本質上都是「隱喻」，詩人巧用「隱喻」讓我們看到了生命或生存截然不同的一面，看到了一個全新的視野。越具創發性的「隱喻」越為詩帶來全然不同前所未有的特殊效果，讀江非的詩我獲得的是這樣的一點心得。也覺得我們的詩「順口溜」唱多了，必須稍微走點邪門歪道，費點巧思。
◎作者簡介
向明／本名董平，一九二八年生，湖南長沙人。曾任《藍星詩刊》主編、台灣詩學季刊社社長、年度詩選主編、國際詩人筆會主席團委員等。曾獲文協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當代詩魂金獎等。出版詩集有《雨天書》、《狼煙》、《五弦琴》、《青春的臉》、《水的回想》、《隨身的糾纏》，詩話集《詩來詩往》、《我為詩狂》，童詩集《螢火蟲》，散文集《甜鹹酸梅》等書。
當然我們也有另一極端現象，但相對的氣勢較弱或處在邊沿地帶，被少數極保守的評家罵得臭頭。那便是一些搞後現代，或欲解構及顛覆傳統的年輕作家。
如欲我們的詩或文學作品有所長進，我倒是非常贊成他們這種敢撞的實驗精神。
政治上的台灣，現在正追求不統、不獨、保持現狀，似乎已為大多數人認同。但文學上卻已經早就如此了。有句話說「保持現狀，就是落伍」，我們文學既有保守，也已落伍。我們總得有點改革的衝動吧！在詩的圈子裡，除了鴻鴻、夏夏、鹿苹、鯨向海等少數年輕一輩膽敢作出一些越軌行動外，其他真是死氣沉沉。
因此，當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敢於逆勢操作的詩人，我便像發現天空出現一顆新星樣的驚喜。像江非在去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刺蝟歌〉，便讓我一直在尋思這首詩到底是怎麼樣形成，它表達的方式和內涵讓我感到既陌生，卻又其味無窮。
刺蝟歌
多年後我早已被一個信封寄走
郵戳被狠狠
蓋在尿濕的屁股上
露出一個國家紅色的胎記
多年後的白雲
騎著白馬
松鼠騎著樹枝
我騎在自行車上
自行車騎著
一首拉上拉鍊的情詩
誰都不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我要去首都行刺
讀其詩首先必知其人。江非是大陸七○後的代表詩人。〈媽媽〉一詩入選高中語文教學課本，為入選詩人中最年輕的一位。曾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駐校詩人。現在山東臨沂平墩湖務農為業，經常在「詩生活網」他的專欄「平墩湖」發表作品。我是在二○○七年六月五日讀到他的一首短詩〈朱麗葉‧告訴我〉而從此迷上他的作品的。這首短詩他說：「我背著一把吉他去謀反／騎在一封早已寄出的舊信上／我彈的曲子充滿了憂傷／我彈的琴弦充滿了絕望／也許信是寫給愛情的／但信中的月亮／為什麼那麼古老／為什麼既不高大，也不明亮」。這首詩真像我們早年的校園民歌，語調平順流暢，充滿了淡淡的憂傷和不滿，然而這樣的詩卻出現在而今一片大好的大陸情境，令我非常訝異，難道這真是資本主義帶來的無名的惆悵？記得我們台灣校園民歌蓬勃發展時，不也是經濟起飛要成為小龍的時代嗎？可見詩人那根敏感的神經是天下相通的。只是平墩湖上的江非比我們要遲個二十多年。
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這首民歌式的短詩的起首兩句「我背著一把吉他去謀反／騎在一封早已寄出的舊信上」，其原意卻在現在〈刺蝟歌〉的首尾兩句中重現，只是首尾的中間夾雜著更多離奇的細節和超想像的情緒。可以看得出詩人在此詩中已經由一個背著吉他的遊唱詩人，變成一隻身上長著粗短棘刺的「刺蝟」了，他現在在為「刺蝟」而歌。
古希臘有一則寓言故事〈刺蝟與狐狸〉。狐狸很狡猾，能夠有各種策略進攻敵人。而刺蝟則一遇到攻擊則會縮成一團，渾身的刺伸向四面八方，煞像一個鐵蒺藜，敵人奈何牠不得，即使足智多謀的狐狸也拿牠沒辦法。社會學上發明一名詞叫做「刺蝟理念」，即是根據這則寓言的啟發。刺蝟理念強調深刻的思想本質是「簡單」，那些卓越的人之所以比他們同樣聰明的人特出，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孔夫子的大同思想，都是懂得將複雜事情簡單化而獲得成功的，這些人是擁有刺蝟本質的人。江非這首詩〈刺蝟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符合所謂「刺蝟理念」，但他詩的最後兩句「誰都不知道我要去幹什麼／我要去首都行刺」，則顯露出他心繫的目的極單純，謀反也好、行刺也好，都是對處境不滿的一心一意的心理反制。
這首詩是這樣一切逆勢呈現，是杞憂者對未來的預測嗎？或者有如神算者對前程的卜告。這一切現象已是進入超現實的情境了。如果要說這便是所謂的「後設認知」也不為過。但是別忽略都是根源於現實或現實記憶，都那麼歷歷如新。前四句是一個場景，意象一個比一個離奇，但只要冷靜一想，便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不合我們的慣性邏輯思考。但其中的一些暗喻不由得又會使人會心一笑，那「郵戳」、那「尿濕的屁股」、那「紅色的胎記」，這些從前痛苦的暗示，一一如在目前。這樣表現，除了感到深獲我心，也新鮮刺激，都是前所未見的創意表現。
接下來八句的發展，一句比一句更不可思議。都非筆直的「線性思考」所能解釋，都非現實人間這個樣子，有點魔幻的神奇，又有點卡通的天真，較之已經發膩的當今模式化的日子，如果今後真會進入這種「異想世界」，「松鼠騎著樹枝」、「自行車騎著／一首拉上拉鍊的情詩」；一心一意「要去首都行刺」，這些只有在潛意識中才會出現的「事故」，會覺得多麼新鮮有趣，身心都得到無比的舒展和釋放呀！
這是一個大不利於詩的時代，隔不多久必定會有人發「詩亡」之嘆。動不動就會有大人先生把寫詩的人臭上一頓。台灣名女作家成英姝在「三少四壯」專欄（詩人的情書）中說：「你問幹嘛要寫情書？因為我是詩人呀！你問詩人的定義是什麼？就是把事情搞得很糟的人呵！」原來詩人的形象會如此不堪。然而我們喜歡成英姝的也正是因為她的專欄文字很與我們現代詩人所表現的臭味相投，她往往把詞語扭得很逆向行使，而那正是我們感到最可愛之處。要使一個真正的詩人心理平衡是很難的，他的小腦袋瓜裡裝著太多雜七雜八永遠理不清的東西，他的交感神經特別敏感，不然，江非怎麼會覺得自己「早已被一個信封寄走」，如何發現「尿濕的屁股上／露出一個國家紅色的胎記」？我們會發現這些曲而言之的表現方法在本質上都是「隱喻」，詩人巧用「隱喻」讓我們看到了生命或生存截然不同的一面，看到了一個全新的視野。越具創發性的「隱喻」越為詩帶來全然不同前所未有的特殊效果，讀江非的詩我獲得的是這樣的一點心得。也覺得我們的詩「順口溜」唱多了，必須稍微走點邪門歪道，費點巧思。
◎作者簡介
向明／本名董平，一九二八年生，湖南長沙人。曾任《藍星詩刊》主編、台灣詩學季刊社社長、年度詩選主編、國際詩人筆會主席團委員等。曾獲文協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當代詩魂金獎等。出版詩集有《雨天書》、《狼煙》、《五弦琴》、《青春的臉》、《水的回想》、《隨身的糾纏》，詩話集《詩來詩往》、《我為詩狂》，童詩集《螢火蟲》，散文集《甜鹹酸梅》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