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悼念葉石濤】化天譴為天職
從天而降的詛咒，沉沉地壓在葉石濤先生的背脊。他把自己的寫作視為天譴時，並無絲毫退卻之色。當他伏案撰稿，承受的是無比的時間重量，殘酷的現實與歷史輪番鞭笞著他，簡直就是一種罪罰的凌遲。巨大的鞭聲揚起，葉老只能默默忍受。看不見的傷口在他體內侵蝕之際，他以傲慢的意志抵禦。如果想要測量他的意志有多強悍，請注視他手中挺起的筆。
葉老是海島人格的最佳範本。他選擇文學書寫為他的土地發言之前，歷史早已泣不成聲。血與淚的灼燙，已預先形塑他肉體的每一寸肌膚。命運鑄成時，他被迫必須穿越三個時代：殖民體制、戒嚴體制、民主體制；每一個時代都背叛了他，毫不留情地傷害他的靈魂。到底傷害有多深有多寬？請專注閱讀他以一生鏤刻的每一個文字。稿紙上一筆一劃繪出的日文與中文，都隱隱傳出深沉的吶喊。
文學之成為文學，完全必須依賴語言。葉老辛苦寫下的文字都不屬於他的母語。在沒有任何許諾的時代，他做了一個巨大的文學之夢。就像那時代的知識分子，無不全心學習日語，這位早熟青年的不幸，在於他選擇了文字工作的志業，遂在歷史上留下白紙黑字的見證。時代一旦改變之後，他追求藝術的熱情，反而成為日後被批判的依據。葉老確實寫過皇民化文學，並且與皇民化運動的首腦西川滿建立了師生之誼。生命中的最初詛咒，便在他的青春時期過早地降臨。
夾在大和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的拉扯之間，殖民地作家的人格從此無可避免地接受毫無止境的審判。所有民族主義背後都有政治權力在操作，情緒被燃燒起來之後，所過之處盡成災難。葉老從來沒有選擇過與他身世不符的民族主義，反而是粗暴的民族主義對他進行綁架與擄掠。作家的任務無非是在創造藝術，而不是俯首於政治權力的支配。在強權橫行的時代，他寫下了皇民化文學，難道必須感到抱歉嗎？
第二個詛咒再度叩訪他的生命時，戰後台灣已被改造成極度右傾的島嶼。在精神找不到出口的年代，葉老做了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之夢。雙手捧著火焰去尋找出口時，不僅沒有照亮黑暗的道路，他的靈魂人格卻嚴重遭到炙傷。他的思想臻於成熟之際，他開始涉獵馬克思主義書籍，或者竟如他的自況，變成一位「社會主義傾向的新自由主義者」。一位曾經抱持過於樂觀的浪漫狂想者，終於被引渡到左翼思考的另一端。
手無寸鐵的書生，只因為做了一個衰弱而未遂的夢，卻必須受到不近情理的制裁，在戒嚴初期的一九五○年代，他被判了三年的冤獄。從此使他對於現實保持高度的沉默，坐在高牆背後，他的心靈並未屈服，隱忍將近四十年之後，葉老仍然還是堅持他的信念：「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倒採用了一部分的觀點，來分析時代、社會的動向跟文學的表現的密切關係，幾乎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所以我並未排斥唯物史觀。我更企求的是作家的寫作自由不被政權所控御，能隨心所欲地表現的民主社會。」
如此卑微的夢，竟耗去他的一生去實現。葉老絕非袖手等待的作家，縱然有過坐牢經驗，卻未嘗為他造成任何頓挫。他投入中文思考的學習，經過漫長的二十年光陰，直到一九六五年才發表第一篇中文寫成文學史論〈台灣的鄉土文學〉。被視為本土論述肇始的這篇經典文字，其實還未能準確表達內心的思維。然而，在蒼白荒蕪的思想檢查時期，他無畏地拈出「鄉土文學」與「台灣文學史」的兩個重要觀念。
於今回首他的文學抱負，這篇文字誠然具有高度的文化暗示與思想質地。在中華沙文主義氾濫的階段，他提出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誓願，幾乎在宣稱社會內部存在的歷史記憶，自來就不是單一，而是複數並置。這種思維上的突破，為往後的文學詮釋開啟無窮無盡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鄉土文學一詞的意涵，既溢出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主流之外，也衝撞著以黨國為骨幹的官方文藝政策。
細微的一絲香火，只要沒有捻熄，就有可能燃起更多的火種。葉老不但預告了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也早熟地為日後本土論述埋下生機勃勃的種籽。他對民主社會嚮往，不再停留於空想，而更進一步推波助瀾地匯成時代巨流。他也許不是最原始的本土論者，但可以確信的是，欠缺他所注入具有左翼思維的文學主張，鄉土文學運動絕對不可得到有力依據。重新翻閱那段關鍵年代的黨外雜誌，凡與文學有關的論述，無不援引葉老的觀點與信仰。
他在一九八七年終於完成的《台灣文學史綱》，等於是總結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願望。在這本重要著作中，他完全不使用複雜的理論，當然也沒有虛矯的身段。以素樸文字為訴求，以邏輯思維極其清晰的結構，以跨越族群、跨越性別的開放態度重新定義本土，甚至以左翼的科學分析方式彰顯批判史觀，擘造了戰後以來第一冊最完整的歷史敘述。因為《史綱》的出版，使被放逐的島嶼得到回歸的契機，並且也使許多流亡心靈重獲認同的指引。
民主社會，並非是庸俗的政黨政治，也不會只是純指投票的儀式，而應該還有一個穩定而龐大的思想在背後支撐。葉老的思想與文學，無疑使民主運動的價值奠下基石。他的歷史縱深與視野開闊，帶來了開放寬容的信念。這位歷史的受難者，從來不曾奢言受難。心靈上擔負的痛苦，他都兌換成精心鑄造的文字，使精神的昇華，持續昇華。他是一個典範，透過不斷的實踐，終於把受害的歷史折換成受惠的思維。
民主，於他是公平與正義的同義詞。當民主體制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時，葉老才驚覺畢生所追求的理想，竟遭到徹底出賣與賤賣。生命中最大的詛咒，赫然降臨在晚年的最後階段。本土不再是高貴的價值，全然淪為魔鬼交易的籌碼。天譴不是歷史上的抽象名詞，而是鮮明的鞭笞如血痕那樣烙在本土的前額。悲憤尚不足以概括葉老離開人間時的心情於萬一。
左翼的文學史家，批判的理想主義者，痛苦走過一生，只是為了證明他的夢只是一場夢？這顆高貴的心靈被貶謫到人間，只是為了見證詛咒是永恆的詛咒？本土論述遭到的重挫，難道還要穿越反覆的天譴才能獲得救贖？葉老的生命禁得起檢驗，他勇敢把與生俱來的天譴化為天職，為台灣的受辱與受損留下雄辯的證詞。當他決心遠行時，台灣歷史再度泣不成聲。
◎作者簡介
陳芳明一九四七年生，高雄左營人。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葉老是海島人格的最佳範本。他選擇文學書寫為他的土地發言之前，歷史早已泣不成聲。血與淚的灼燙，已預先形塑他肉體的每一寸肌膚。命運鑄成時，他被迫必須穿越三個時代：殖民體制、戒嚴體制、民主體制；每一個時代都背叛了他，毫不留情地傷害他的靈魂。到底傷害有多深有多寬？請專注閱讀他以一生鏤刻的每一個文字。稿紙上一筆一劃繪出的日文與中文，都隱隱傳出深沉的吶喊。
文學之成為文學，完全必須依賴語言。葉老辛苦寫下的文字都不屬於他的母語。在沒有任何許諾的時代，他做了一個巨大的文學之夢。就像那時代的知識分子，無不全心學習日語，這位早熟青年的不幸，在於他選擇了文字工作的志業，遂在歷史上留下白紙黑字的見證。時代一旦改變之後，他追求藝術的熱情，反而成為日後被批判的依據。葉老確實寫過皇民化文學，並且與皇民化運動的首腦西川滿建立了師生之誼。生命中的最初詛咒，便在他的青春時期過早地降臨。
夾在大和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的拉扯之間，殖民地作家的人格從此無可避免地接受毫無止境的審判。所有民族主義背後都有政治權力在操作，情緒被燃燒起來之後，所過之處盡成災難。葉老從來沒有選擇過與他身世不符的民族主義，反而是粗暴的民族主義對他進行綁架與擄掠。作家的任務無非是在創造藝術，而不是俯首於政治權力的支配。在強權橫行的時代，他寫下了皇民化文學，難道必須感到抱歉嗎？
第二個詛咒再度叩訪他的生命時，戰後台灣已被改造成極度右傾的島嶼。在精神找不到出口的年代，葉老做了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之夢。雙手捧著火焰去尋找出口時，不僅沒有照亮黑暗的道路，他的靈魂人格卻嚴重遭到炙傷。他的思想臻於成熟之際，他開始涉獵馬克思主義書籍，或者竟如他的自況，變成一位「社會主義傾向的新自由主義者」。一位曾經抱持過於樂觀的浪漫狂想者，終於被引渡到左翼思考的另一端。
手無寸鐵的書生，只因為做了一個衰弱而未遂的夢，卻必須受到不近情理的制裁，在戒嚴初期的一九五○年代，他被判了三年的冤獄。從此使他對於現實保持高度的沉默，坐在高牆背後，他的心靈並未屈服，隱忍將近四十年之後，葉老仍然還是堅持他的信念：「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倒採用了一部分的觀點，來分析時代、社會的動向跟文學的表現的密切關係，幾乎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所以我並未排斥唯物史觀。我更企求的是作家的寫作自由不被政權所控御，能隨心所欲地表現的民主社會。」
如此卑微的夢，竟耗去他的一生去實現。葉老絕非袖手等待的作家，縱然有過坐牢經驗，卻未嘗為他造成任何頓挫。他投入中文思考的學習，經過漫長的二十年光陰，直到一九六五年才發表第一篇中文寫成文學史論〈台灣的鄉土文學〉。被視為本土論述肇始的這篇經典文字，其實還未能準確表達內心的思維。然而，在蒼白荒蕪的思想檢查時期，他無畏地拈出「鄉土文學」與「台灣文學史」的兩個重要觀念。
於今回首他的文學抱負，這篇文字誠然具有高度的文化暗示與思想質地。在中華沙文主義氾濫的階段，他提出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誓願，幾乎在宣稱社會內部存在的歷史記憶，自來就不是單一，而是複數並置。這種思維上的突破，為往後的文學詮釋開啟無窮無盡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鄉土文學一詞的意涵，既溢出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主流之外，也衝撞著以黨國為骨幹的官方文藝政策。
細微的一絲香火，只要沒有捻熄，就有可能燃起更多的火種。葉老不但預告了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也早熟地為日後本土論述埋下生機勃勃的種籽。他對民主社會嚮往，不再停留於空想，而更進一步推波助瀾地匯成時代巨流。他也許不是最原始的本土論者，但可以確信的是，欠缺他所注入具有左翼思維的文學主張，鄉土文學運動絕對不可得到有力依據。重新翻閱那段關鍵年代的黨外雜誌，凡與文學有關的論述，無不援引葉老的觀點與信仰。
他在一九八七年終於完成的《台灣文學史綱》，等於是總結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願望。在這本重要著作中，他完全不使用複雜的理論，當然也沒有虛矯的身段。以素樸文字為訴求，以邏輯思維極其清晰的結構，以跨越族群、跨越性別的開放態度重新定義本土，甚至以左翼的科學分析方式彰顯批判史觀，擘造了戰後以來第一冊最完整的歷史敘述。因為《史綱》的出版，使被放逐的島嶼得到回歸的契機，並且也使許多流亡心靈重獲認同的指引。
民主社會，並非是庸俗的政黨政治，也不會只是純指投票的儀式，而應該還有一個穩定而龐大的思想在背後支撐。葉老的思想與文學，無疑使民主運動的價值奠下基石。他的歷史縱深與視野開闊，帶來了開放寬容的信念。這位歷史的受難者，從來不曾奢言受難。心靈上擔負的痛苦，他都兌換成精心鑄造的文字，使精神的昇華，持續昇華。他是一個典範，透過不斷的實踐，終於把受害的歷史折換成受惠的思維。
民主，於他是公平與正義的同義詞。當民主體制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時，葉老才驚覺畢生所追求的理想，竟遭到徹底出賣與賤賣。生命中最大的詛咒，赫然降臨在晚年的最後階段。本土不再是高貴的價值，全然淪為魔鬼交易的籌碼。天譴不是歷史上的抽象名詞，而是鮮明的鞭笞如血痕那樣烙在本土的前額。悲憤尚不足以概括葉老離開人間時的心情於萬一。
左翼的文學史家，批判的理想主義者，痛苦走過一生，只是為了證明他的夢只是一場夢？這顆高貴的心靈被貶謫到人間，只是為了見證詛咒是永恆的詛咒？本土論述遭到的重挫，難道還要穿越反覆的天譴才能獲得救贖？葉老的生命禁得起檢驗，他勇敢把與生俱來的天譴化為天職，為台灣的受辱與受損留下雄辯的證詞。當他決心遠行時，台灣歷史再度泣不成聲。
◎作者簡介
陳芳明一九四七年生，高雄左營人。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