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的第十二種孤獨

1961年是個奇妙的年分。至少對當年的美國國家書卷獎來說是如此:這年的決選書單包含了日後美國百大小說經典的其中三本: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真愛旅程》(Revolutionary Road)、華克.波西(Walker Percy)《影迷》(The Moviegoer)、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第22條軍規》(Catch-22)。理查.葉慈雖然沒有獲獎,卻憑此書奠定了日後文名。之後他出版好些長短篇小說集,包括《十一種孤獨》(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好學校》(A Good School)等,卻總是銷量不佳,也始終與大多文學獎項絕緣。葉慈曾在好幾個大學教授寫作課程,生涯最後一年就是在波士頓大學度過。
葉慈曾說,若問他寫的小說有什麼共同主題,那麼就只有孤獨這件事了──他長期酗酒,據說晚年在波士頓的住處裡只有簡陋的桌子和打字機,地板滿布蟑螂乾屍,洗水槽塞滿髒污碗盤,而冰箱裡只有酒。

才下過一場大雪。紐約往波士頓的巴士旅途上,沿路只見被雪覆蓋渲染了的白頂,不管是車輛、房屋或樹木,細細的雪花輕輕地飄揚,巴士搖晃著乘客彷彿要慢慢駛入什麼電影或小說的場景,好像有那麼一個故事要展開了。
因為錯估時間和路線,朋友帶著我趕赴與哈金的約訪有點遲到了,我們焦躁地轉換公車和地鐵,時而穿插小跑步,在冰冷陌生的街道呼出一口口白騰騰的熱氣,抵達約好的研究樓口還是遲到了約莫十分鐘。我的臉半因為著急半因為天冷紅通通地,同時腦裡轉著該怎麼向哈金道歉並解釋遲到的原因。
結果一跨進在古老樓房的二樓邊間門廊,一位戴著大鏡片眼鏡的灰白髮中年男子以英語說請我們稍在隔壁研究室等他一會,他還得把課上完。說完帶著些微抱歉的笑容,又走進教室裡上課。我瞥了一眼,教室裡大約十個左右的學生,各色人種都有,不知為何都洋溢著某種滿足而發亮的眼神看著那個中年男子。
我們幾個在研究室等待,聽著隔壁不時傳來男子響亮而帶著跌宕起伏的音韻,講解著某篇作品的內容,間或有些愉快的笑聲,聽上去非常像在合唱一首歡樂的歌曲。
我觀察四周:這是一個大學教授的研究室,該有的書櫃、資料夾、期刊、教學用書、堆疊的文件、桌上型電腦等一應俱全,無甚特殊之處。大概又過了半個多小時,隔壁教室結束熱烈的討論聲,男子帶著歉意的笑走進研究室用中文說:不如我們到附近餐館吃飯吧。

一陣寒暄之後,我們邊走邊談,來到波士頓大學附近的老四川餐館,正好在場所有人都能吃辣,哈金不亦樂乎地點了一桌紅辣辣的菜色,開始跟我們東拉西扯地聊起來。笑談間,我偶有錯覺自己是到波士頓探訪某個親切溫厚的遠房親戚,而他正好很懂文學和寫作,還帶著強壯渾厚的笑聲,非常高興地閒話家常。
但我知道,眼前這個像是長住美國的遠房親戚的中年男子,可是寫出那句經典級小說開頭「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等待》)的小說家哈金哪!
記得在梁文道的訪談裡,哈金提到「第一句話就要接近故事的中心」。這句小說起始句,埋藏著異常深厚而豐富的延展性,而《等待》說的卻是個極其簡單的故事:一個與小腳妻子結婚的軍醫愛上了護士,他必須要解除前段婚姻關係,才能與護士再婚,過程拖拖拉拉了十八年。小說張力的來由正如王爾德說的:「生活有兩大悲哀:一個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個是得到不想要的。」軍醫再婚後卻赫然發覺自己其實並不愛護士。
我的思緒從遙遠的中國農村故事拉回來,再度注視且聆聽哈金的聲音。那場晚餐席間的談話,我的嘴巴相當忙碌:一面忙著品嚐正宗麻辣四川菜,一面對眼前貌似美國遠親的大叔提出一些當代英美文學乃至他的寫作歷程、教學工作、閱讀和非母語寫作種種問題。哈金總是笑咪咪地有問必答,非常細心地盡可能回答我所有瑣碎提問。而他其實才剛從一場大病恢復過來──最新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接連出版中國大陸簡體版、台灣時報版和英文版,緊跟著出書而來的各家媒體採訪邀約、宣傳行程加上他原本就極其繁重的教學事務,把他給累倒了。
他說,寫長篇小說是極其需要體力的勞動。光是修改《南京安魂曲》就足足有32次之多,更別說提筆前的準備工作以及寫完初稿後的反覆推敲,何況這又是相當敏感的南京大屠殺題材,其難度可想而知。這時我也才能夠明白,為什麼兩年前聯合文學邀請他在雜誌開設專欄,他會如此猶豫不決而最終還是婉拒了這個請求。我還記得當時電郵往返過程中,有封信提到他終於寫出《南京安魂曲》初稿,對照日後正式出書的序文及訪談,才知道他其實又澈底改過整部小說的敘事聲音和架構──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密集勞動。哈金這樣辛勤的勞作,不知為何總讓我聯想到什麼戴著安全帽,穿著無袖背心,嘿唷嘿唷拿著錘子拆掉一面面房屋的牆壁,又推著一車車磚塊慢慢砌起一面面更堅固的牆的那種揮汗工人形象。好像不拚命使盡力氣工作,就不能好好稍微享受一下吃便當和喝飲料的休息時間。

我咀嚼著嗆白菜,聽著哈金溫厚的聲音,偏著頭岔出去想到:眼前這個人其實已經寫出了在美國叫好也叫座的十本長短篇小說集、三本詩集和討論非母語寫作的文論集,而且拿了不少重要美國文學獎項,甚至連美國中學的朗讀比賽也指定了他的詩作,照說可以非常有資格地說類似「作家有不寫的自由」云云的話。
可是他沒有。即使大病初癒不久,即使《南京安魂曲》以冷靜節制的新聞報導筆調,澈底重現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悲劇樣貌,導致此書無法在日本出版(甚且影響他日後在日本出版其他著作的可能性),他已經開始下一部長篇小說的準備工作。
在各種訪談場合哈金都提到過,因為教學工作緣故,他幾乎只有寒暑假得以寫作,平日時間就是分配給指導學生和閱讀,他又是以「借來的語言」書寫,其消耗精力之鉅可想而知。
在他之前,能直接以英語寫作小說而獲得聲名的華裔男作家,幾乎是零(數十年前的林語堂或許勉強可算一個,不過當時他的散文比起小說對美國讀者顯然要受歡迎得多)。相比之下,哈金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好兵》的1996年,已經年滿四十,此前也從未以中文出版過任何作品。能以如此熟男作家之姿,隻手打開美國文學書市,一路寫到現在十二年出版了十本品質精良的強悍小說,真的是可怕到令人異常佩服的續航力和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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