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1972的華文小說書寫──世代與記憶的倫理學


然而對於鄉土經驗匱乏有著強烈自覺的這個作家世代而言,家族成為他們僅存能夠進入鄉土的甬道,透過拼湊家族過往,驅動那些流竄在記憶網絡與鄉里人際間的故事,方能形構出鄉土的歷史圖譜。然而像是在童偉格《西北雨》、張耀升〈縫〉、伊格言《甕中人》、王聰威《濱線女兒》中,都不約而同寫到死亡,這些被召喚的記憶,往往又都是死者的故事,彷彿都回答了朱天心那個「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巨大命題。所以相較於前輩作家所寫的鄉土都是「生者的哀歌」,這個作家世代其實更著力於經營「死者的安魂曲」。
不過在黃麗群的作品中,家族(尤其是父者)的倫理秩序被澈底地顛覆。〈海邊的房間〉看似驚悚非常,但實是一種對父女關係的倫理懷舊,繼父透過癱瘓身體的方式,將女兒禁錮在中醫針灸的知識體系內,以延續兩者關係。然而〈卜算子〉卻又逆寫這種關係,精通命理的父親機關算盡,卻獨漏兒子意外感染愛滋的命途,似乎暗示這種傳統知識的無能為力,但最後兒子的存活只求能為父親送終,最終成為無父無母的孩子反而是生命的救贖,呈現出一種有別以往的人倫觀點。

●身體:倫理與自由

這個作家世代不僅在家族敘事上經營出獨特的倫理學,更展現在身體的反思中。中國出身在香港求學的葛亮,在〈謎鴉〉中展演出不下希區考克的驚悚性。小說中誤養烏鴉的年輕夫妻,一步步地讓烏鴉疏離了兩人的身體距離,閹割了丈夫的性慾,篡奪了他的地位,甚至產生了權力位階與倫理關係的改變,最後更帶來胎兒與妻子的死亡。面對這個時代的新生命倫理,葛亮另闢蹊徑,辯證現代人的新親密關係所產生新倫理可能,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香港作家韓麗珠先是在《風箏家族》中,展現出她對家族病徵般的傷害血緣、人的物化與價值、個體與公共領域、以及身體的異化、規訓與展示等多重倫理面向的再思。到了長篇小說《縫身》中,她更藉由具有奇幻色彩的故事設定,創造出一個市府為解決各種匱乏的問題,進而頒布「縫身法例」以規範個體必須與他者身體緊密相連的世界,呈現現代人愛與孤獨的心靈景觀,更深刻地碰觸倫理與自由、個體與存有的終極命題。
而華文世界中90年代勃然而發,並有豐富成果的同志文學,在這個作家世代的筆下,更展現出不同的身體觀與倫理關懷。像是孫梓評在《男身》中透過跨國移動經營出一種身體記憶的抒情詩學,徐譽誠《紫花》呈現出用藥帶來的主體╱身體解離與生活風格,而林佑軒更前衛地在〈女兒命〉中挑戰跨性別議題。無處不在的倫理對於他們來說當然仍是重大的命題,但張亦絢似乎有意挑戰更大程度的自由。《愛的不久時》中女同與異男的慾望關係充滿張力,但兩人卻都不必背負著性與慾望取向的「道統」。一如張娟芬所指出的,作者所宣示「永不出櫃」的行為實為指向「出櫃」;那麼,沒有性別╱慾的禁制,同時指向的便是禁忌的不存在,主體因此能得到最大的自由。張亦絢不僅在挑戰同志世界的倫理,更是主流社會的倫理,也許在此境域,她尋求的「純潔」才能真正誕生。

●時間的空間化與變異

正如最開始時所述,駱以軍與袁哲生的藝術取徑雖然相異,但時間都是他們最關懷的命題,甚至不約而同地展開時間的個體化與空間化敘事實驗,並且延續到這個作家世代的書寫中。不論是童偉格、甘耀明、伊格言、許榮哲,都將時間放在鄉土語境中,呈現出或凝結或複線的美學景觀。但也有像高翊峰的《幻艙》,將現世投影成科幻質感的異界,頗有幻想文學類型中「新怪譚」(New Weird)的況味,並將時間規範在個體中,展演時間的不同變化態,以時差呈現主體情境終極侷限的同質與異態。
又或像黃崇凱的〈玻璃時光〉,以時間作為重新界定個體存有、複寫家庭倫理的中介,而讓原本活在時差中陰陽兩隔的夫妻╱父子,在鐘面的隱喻中重新連結、對話與增生記憶,呈現出靜物感的時差景觀。而馬華作家龔萬輝在《隔壁的房間》中,也採取空間異境化的策略,而讓時間在其中凝膠化,並架構出新的個體與空間倫理關係,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回應駱以軍文學系譜的軌跡,以及對於處理時間的文學╱美學方法論的嘗試。

●類型越界的敘事美學

當然,西方小說家如我們熟悉的波赫士、卡爾維諾、帕慕克、瑪格麗特.愛特伍等,透過混用類型小說的敘事形式來進行創作,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因為類型小說在情節結構上的特殊要求,往往能夠豐富小說的敘事層次,並成為風格化的美學。而這個作家世代相較於前行代,其實對於這樣的挪用,有著更多的體會與更大膽的創意。
像是中國作家阿乙的《鳥看見我了》、《下面,我該幹些什麼》、路內的《雲中人》、以及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推理小說中常見的犯罪與死亡,來作為故事的核心。當然,這些作品一方面集體性地再現了一種無機質暴力,顯示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隱藏在個體與社會網絡間無處可去的憤怒與焦慮;但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這個世代作家對於生活或社會中「真相」的渴望與追求,而推理、犯罪的敘事提供了承載這些欲求的最好容器。
而在台灣,朱宥勳的〈堊觀〉從頗推理味道的失蹤開始,但實為向林燿德〈惡地形〉及駱以軍、黃錦樹等五年級作家致敬的後設之作。不過較諸〈惡地形〉更進一步的是,〈堊觀〉的敘事文體游移在小說與論述之間,正文、引文與註腳更形成敘事的多重換位,而最終仍是走向結構與意義的漫漶,完成作者原本就預設的文字光爆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