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病毒告訴我們,有能力的政府很重要

「紐約現在很糟!缺少口罩、呼吸器,不時傳出醫護倒下!」談到疫情,越洋電話那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口氣急切,一反平日冷靜的學者形象。

因為他所處的紐約州是美國最慘的疫情震央、逾四成死亡病例都在此。統計整個美國至4月25日已超過90萬人確診,淪為全球最大疫區。

對此,19年前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位77歲知名經濟學家,痛陳美國疫情失控的關鍵就是失靈的國家機器,而總統川普要負最大責任。

「新冠病毒帶來的重要一課,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日前接受《遠見》獨家專訪的史迪格里茲指出,川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

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真不敢相信,短短三年,一個人與其團隊,就讓美國衰弱至此!」



經濟衝擊將比2008年大

不過,「川普現象」只是體制失序的一個結果。

史迪格里茲指出,過去40年,由市場派主導的經濟架構,已大規模顛覆市場、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導致經濟成長趨緩、社會不公義。而這也使得美國在面對疫情時,更加脆弱。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12年前的金融海嘯來得更大!」

26歲就被聘為耶魯大學正教授的史迪格里茲,指出這場瘟疫目前還看不到盡頭,而且病毒肆虐全球、超過185個國家,規模與衝擊勢必比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來得更廣而深,將對人類社會造成各種不可逆的影響。

他悲觀,如果疫情再延燒一、兩個月,那麼全球經濟走勢將非眾所期待的「V型反轉」,而是復甦牛步的「U型反轉」。

也就是說,史迪格里茲認為即便疫情結束,全球也不會快速恢復原本的市場供需,因為供應鏈可能斷鏈、供給無法到位。另方面,民眾與企業可能因為前景不明,而吝於消費與投資,需求大打折扣。

三個月來,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大當機,各國央行大撒鈔票來救市,光是美國就祭出超過2.2兆美元的史上最大紓困案。

對此,曾擔任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任內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史迪格里茲,認為政府及早出手來紓困是對的,但卻憂心新興市場。因為主要國家自顧不暇,對幫助新興市場興趣缺缺;然而經濟是一體的,一旦新興市場告急,全球各國都會被拖下水。

他的另一個憂心,則是在於疫情之下將加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還記得,當初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各國央行也是直升機式撒錢,大行貨幣寬鬆(QE)政策,然而這些多印的鈔票卻集中在金字塔頂層。他指出,金融海嘯後2009至2012年的三年間,美國所增加的九成GDP,都進了財富前1%的人手裡,而這些人同時是制定遊戲規則(政策規定)的人。

史迪格里茲感嘆,失控而缺乏規範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斷增強的市場操縱力(market power)造成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更加明顯的「1%所有、1%所治、1%所享」極端現象。

這一次全球性的災難再度降臨,然而疫情過後、拿下口罩,人們迎接的會是分配更不平均的明天?

大市場迷思,加大貧富鴻溝

所幸,史迪格里茲有解方,而解方就在他的新書《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之中(由「天下文化」發行中文版)。

他接受《遠見》專訪時指出,這本書的主要關懷就是檢討、修正已然傾斜的社會結構。

「我們需要回歸經濟學的起點,重新省思當初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史迪格里茲表示,當時史密斯篤信「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認為市場機制會自動平衡所有的供需,這種「大市場」的論調也是近40年來經濟的主流思惟。

因此,經濟學家多認為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自然會有財富「下滲(Trickle down)效應」,較底層的民眾也能改善生活;然而,20年前就開始研究社會分配議題的史迪格里茲,卻認為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中,反而會是財富上流(Trickle up)。

他指出,這就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現象:透過剝削勞工與弱勢,讓財富集中在富人身上。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但卻是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並非創造財富、把餅做大,讓所有人共享繁榮。

放任市場派的結果,讓市場操縱力大到失控,最終也將威脅民主價值。

「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是一記警鐘!」他觀察,貧富之間的大鴻溝導致右翼勢力崛起,間接導致川普的當選;而川普上任,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呈現惡性循環。

他表示,近250年前,史密斯寫《國富論》時,並未指出國家財富從何而來。但現在史迪格里茲有答案,他認為國家的財富來自於科學與技術的推展,以及社會組織的健全與協力。

他推崇另一位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論點,贊同政府必須要出面矯正失控的市場秩序,才能讓國家財富與經濟成果有效而公平地分配。

他透過這本書提出改革宣言。「我們需要重新擬定社會契約,推行更加進步的新資本主義!」史迪格里茲表示,在進步版的資本主義(progressive capitalism)中,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曾獲得《時代雜誌》提名為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的他,指出政府功能主要有四個。

首先,進步的資本主義雖然仍以自由經濟為運作核心,但政府必須對市場適度規範;第二是提供基本公眾資源,例如教育、健保;第三,建構有效的社會保護網;第四,補足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缺口,例如幫助民眾拿到助學貸款、企業融資。

如果上述四個功能沒有到位,除了讓社會公義更加傾斜,還會拖累全球經濟發展。因此,不論貧富,沒有人是局外人。

然而,史迪格里茲的「大政府」主張,卻與歐系廣發社會津貼的福利國家主義有很大不同。

對於此次美國大選廣被討論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或者是兒童債券,主張要每年發派固定額度的津貼給國民,或者在孩子一出生就由政府成立一筆基金,直到成年始能動用。他並不贊同。

他指出,上述作法或可讓弱勢得到補助,但重點是政府沒這麼多錢,而且人民需要透過工作來獲得尊嚴與成就感。其實,只要政府能發揮上述四個功能,制定更公平的機制,就能夠讓每位國民獲得基本保障。

戰勝病毒,不可能單打獨鬥

而在新冠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之前,政府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補足健保防護網。

但是提到這個,史迪格里茲就生氣。

「美國人GDP的20%花在健保,是法國人均健保支出的兩倍,但我們的防疫結果卻比人家差!」他指出,川普因為過度仰賴市場機制,不認為該由政府承擔責任,所以刪減疾管署的研究預算,公衛體系的資源也受到影響,美國防疫才會出現這麼大的破口。

不過,也就是在疫情的緊急時刻,更能彰顯政府角色。

「病毒提醒我們國界的重要,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單位仍然是國家!」蓄著招牌大鬍子的他觀察,要管制疫情,必須封鎖邊界、統整與分配資源,而這正是政府才能做到的。各國政要應藉此重新思考政府角色,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

許多人擔心此時政府權力過度擴張,可能戕害人權與民主。因此,史迪格里茲特別提醒,必須有健全的非營利機構、人權機制與各種社會組織,才能對政府有更多監督,也活絡公私協力的空間。

那麼,疫情會逆轉全球化、助長民族主義嗎?

「想戰勝未知的病毒,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單打獨鬥!」史迪格里茲表示,全球化帶來許多惡果,例如加深對弱勢國家的剝削,但不代表要「去全球化」,反而我們需要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因為世界已成一體,而且全球性危機的頻率愈來愈頻繁。例如,氣候變遷就是一個很迫切的全球挑戰,需要更緊密的國際合作。

疫情發生以來,已經暫停各種移民簽證的川普,目前正打算再暫停合法移民入境美國兩個月,以保障美國人已萎縮的就業機會。這舉動引發各界抨擊:「美國鎖國了嗎?」「美國將不再偉大!」

或許川普應該聽聽史迪格里茲的提醒,別再一意孤行。

這位聲名卓著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從來就認為「川普經濟學」必定失敗,因為川普降低富人稅、放鬆金融與環境管制,坐視保護主義壯大,全都不利於社會公義。

他甚至認為川普若再出槌、讓疫情進一步失控,恐怕錯失連任契機。

「人們應該從全球性的災難中學到教訓!」史迪格里茲期待,透過重新擬定社會契約,在更進步的資本主義中,重建一個個勇於承擔、法治自省的效能政府。

而這正是疫情過後,人們最需要的重生力量。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5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https://www.gvm.com.tw/】
【立即購買遠見雜誌5月號:https://bit.ly/2VPvh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