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曾鈺成：中央與香港的溝通「不理想」！
相當於台灣立法院的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等於台灣的王金平。這三年香港社會民心愈見騷動，議會中泛民議員抗爭愈激烈，社會爭取普選的聲音愈大，七一遊行人數再度向上攀。這個香港最高民意機構的龍頭怎麼看待香港面對的變局？
議員承受了「民意」的壓力
六月三日曾鈺成受訪時，還沒有發生民眾衝撞立法會的事件（五日和十二日）。當時被問到台灣占領立法院對香港的衝擊時，他很審慎地說，如果民眾不讓立法會通過什麼法案，就來占領，演變成像台灣那種公民抗議，「我們也沒辦法，不過現在要討論的不該是怎樣去應付，而是如何不讓公眾對我們的立法程序不滿意。」他說，民意對立法會的評價不高，原因不是通過很多違反民意的法令，「而是看到我們爭吵太多，幹事太少。」
立法院裡泛民議員經常以「拉布」（filibustering，以冗長發言癱瘓議事）抗爭，尤其是特首或財政司長出席時。主席要不要「剪布」制止，也成為兩邊不討好的事。曾鈺成說：「議員『拉布』，之後政務司長便會來信，要求我們防止類似情況。」
五月底，特首梁振英及港府位階排第二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才分別致信曾鈺成，要求「立法會應當嚴肅處理有關議員行徑」。梁振英說議員粗暴言行「損毀香港國際形象」，林鄭月娥還形容拉布的議員是「魔鬼」。
「我回信就說我們沒辦法防止。依議事規則，只有等這些行為出現，我判斷那是議事規則所說『極不檢點』的行為，才能命令他離開會議廳。」曾鈺成說：「我不能說，明天行政長官要來，你不能來開會。」更重要的是，議員是民選的，「如果拉布的議員都能當選，甚至得票一屆比一屆高，這也是選民對他們的要求。」
像曾鈺成這種選舉出身的建制派議員也不能輕忽民意。那麼對於沸騰的民意要求普選、爭取公民提名，他怎麼看？「現實就是，方案要過得經過立法機關三分之二議員同意，另外也要中央同意；方案肯定要香港社會公眾能接受，北京也能接受。」
話鋒一轉，曾鈺成強調：「當然，立法機關受民意監督，要是立法會通過一個民意很反對的方案，市民也會跟我們過不去。後年是立法會換屆選舉，要是議員支持了一個社會上普遍反對的方案，他們要考慮下一屈就選不進來。」
香港的成功來自於不民主？
他強調政黨、特區政府以及代表中央的官員需要坐下來協商。不協商，「一國兩制不可能成功」。但他也坦承中央與香港的溝通是「不理想的」，「代表中央的官員和香港某些政治力量與黨派的溝通是非常少──尤其是泛民。」
做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這一年來在協助香港各黨派與北京溝通上做了不少工作。去年七月他邀請北京在香港的窗口、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辨）主任張曉明到議會與議員午宴。七十位議員中有五十多人出席，包括多位泛民議員。很難想像，那是香港特區成立十六年來，中聯辦第一次與立法會正式的溝通。難怪曾鈺成會說雙方溝通不理想。
今年四月，曾鈺成再率領五十七位各黨派議員赴上海訪問，二十七位泛民議員中有十四位參加。期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還單獨與泛民議員座談。
都已面對面溝通了，難道北京還不瞭解香港民意？「如果說北京不瞭解香港的想法，對他們也不公平。」曾鈺成說，問題核心在於「一國兩制核心的政治矛盾」。這個矛盾又是什麼？
曾鈺成把時空拉回一九八○年代，「基本法是一九八五年到八九年四年寫成的，那個時期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基本法》保留了港英政府舊制，因為當時大家都認為香港的制度完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香港的確經歷過一段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時期，所以大家覺得香港的管治非常有效。只需要把當時的制度抄到《基本法》，再換個國旗就行了。」
第二的特點則是「八○年代後期大家都認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全球第三波民主時代，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八九年蘇聯解體。當時大家都相信民主，所以把普選寫進基本法。
不過，曾鈺成說：「其實這有根本矛盾。」矛盾在於，香港的高效率來自沒有民主。「英國一個高官曾說，香港為什麼這麼成功？因為我們沒有政黨政治，不會因為政黨輪替煩惱，所以政策非常一貫。」
港人當特首反而治不了港
九七前，一個北京官員跟曾鈺成說，香港回歸後肯定更好。因為英國隔幾年派個不瞭解香港的人來當總督，但憑他一個人和一群公務員就能把香港治理得很好。「回歸後香港人自己當行政長官，公務員隊伍不變。那還能管不好嗎？」
但就是管不好，曾鈺成說：「因為整個政治的環境都變了。」
曾鈺成說：「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普選問題，而是整個管治問題。現在有政黨了，但我們行政當局是沒有政黨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都不屬於任何政黨。如果真的行政長官普選，以後政黨要扮演什麼角色？」
言下之意，如何結合政黨政治與特區政府體制，這個重要問題還沒被深刻思考。不過，他也很明白情勢發展至今，「如果不先解決普選問題，香港人沒有興趣和你討論其他問題，所以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實現，要不然其他問題解決不了。」
誰要把誰打死，都不可行
那麼對民間發起「佔中」爭普選，曾鈺成怎麼評估？他說：「少數人要把它搞起來是肯定可以的，關鍵是多少人參加、堅持多久？執法人員要怎麼因應……現在我們不知道。我是希望不需要！畢竟要是搞起來，香港也要付出代價的。」
受香港主流教育，又參加左派陣營、長期與民主派鬥爭。這樣的背景讓曾鈺成自認比較能瞭解不同陣營與想法的人。
「建制派、傳統愛國陣營把泛民看成國家的敵人，認定他們是外國勢力來搞顛覆的；泛民則認為我們根本是在出賣香港利益──美帝走狗對上北京鷹犬爪牙。」
他為建制派抱屈：「我們也是在香港長大，對香港有感情。對中國大陸壞的現象瞭解很多也非常不滿，但是我們瞭解到一國兩制要成功，和北京對抗不行，要爭取北京信任，一起來搞。」他也承認泛民得到香港相當多市民支持，「我們要把他們打死不行，他們要把我們打死也不行。」
現年六十七歲的曾鈺成說，這屆議員任滿（一六年）就不再參選。「我在想，退出政界前這兩、三年間，有什麼最有意義、也是我能力可以做的事？於是我就想試著打破過去三十年形成的兩個互相排斥陣營的對立。」
經歷激烈左右鬥爭的曾鈺成說：「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上個世紀而背上歷史包袱，我們下一代、回歸之後長大的一代，不應該讓他們也背上這個包袱，不能在這些年輕人對政治發生興趣時就把他們分成親中派、民主派，這樣不可能有民主。」●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425期〉
議員承受了「民意」的壓力
六月三日曾鈺成受訪時，還沒有發生民眾衝撞立法會的事件（五日和十二日）。當時被問到台灣占領立法院對香港的衝擊時，他很審慎地說，如果民眾不讓立法會通過什麼法案，就來占領，演變成像台灣那種公民抗議，「我們也沒辦法，不過現在要討論的不該是怎樣去應付，而是如何不讓公眾對我們的立法程序不滿意。」他說，民意對立法會的評價不高，原因不是通過很多違反民意的法令，「而是看到我們爭吵太多，幹事太少。」
立法院裡泛民議員經常以「拉布」（filibustering，以冗長發言癱瘓議事）抗爭，尤其是特首或財政司長出席時。主席要不要「剪布」制止，也成為兩邊不討好的事。曾鈺成說：「議員『拉布』，之後政務司長便會來信，要求我們防止類似情況。」
五月底，特首梁振英及港府位階排第二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才分別致信曾鈺成，要求「立法會應當嚴肅處理有關議員行徑」。梁振英說議員粗暴言行「損毀香港國際形象」，林鄭月娥還形容拉布的議員是「魔鬼」。
「我回信就說我們沒辦法防止。依議事規則，只有等這些行為出現，我判斷那是議事規則所說『極不檢點』的行為，才能命令他離開會議廳。」曾鈺成說：「我不能說，明天行政長官要來，你不能來開會。」更重要的是，議員是民選的，「如果拉布的議員都能當選，甚至得票一屆比一屆高，這也是選民對他們的要求。」
像曾鈺成這種選舉出身的建制派議員也不能輕忽民意。那麼對於沸騰的民意要求普選、爭取公民提名，他怎麼看？「現實就是，方案要過得經過立法機關三分之二議員同意，另外也要中央同意；方案肯定要香港社會公眾能接受，北京也能接受。」
話鋒一轉，曾鈺成強調：「當然，立法機關受民意監督，要是立法會通過一個民意很反對的方案，市民也會跟我們過不去。後年是立法會換屆選舉，要是議員支持了一個社會上普遍反對的方案，他們要考慮下一屈就選不進來。」
香港的成功來自於不民主？
他強調政黨、特區政府以及代表中央的官員需要坐下來協商。不協商，「一國兩制不可能成功」。但他也坦承中央與香港的溝通是「不理想的」，「代表中央的官員和香港某些政治力量與黨派的溝通是非常少──尤其是泛民。」
做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這一年來在協助香港各黨派與北京溝通上做了不少工作。去年七月他邀請北京在香港的窗口、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辨）主任張曉明到議會與議員午宴。七十位議員中有五十多人出席，包括多位泛民議員。很難想像，那是香港特區成立十六年來，中聯辦第一次與立法會正式的溝通。難怪曾鈺成會說雙方溝通不理想。
今年四月，曾鈺成再率領五十七位各黨派議員赴上海訪問，二十七位泛民議員中有十四位參加。期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還單獨與泛民議員座談。
都已面對面溝通了，難道北京還不瞭解香港民意？「如果說北京不瞭解香港的想法，對他們也不公平。」曾鈺成說，問題核心在於「一國兩制核心的政治矛盾」。這個矛盾又是什麼？
曾鈺成把時空拉回一九八○年代，「基本法是一九八五年到八九年四年寫成的，那個時期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基本法》保留了港英政府舊制，因為當時大家都認為香港的制度完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香港的確經歷過一段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時期，所以大家覺得香港的管治非常有效。只需要把當時的制度抄到《基本法》，再換個國旗就行了。」
第二的特點則是「八○年代後期大家都認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全球第三波民主時代，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八九年蘇聯解體。當時大家都相信民主，所以把普選寫進基本法。
不過，曾鈺成說：「其實這有根本矛盾。」矛盾在於，香港的高效率來自沒有民主。「英國一個高官曾說，香港為什麼這麼成功？因為我們沒有政黨政治，不會因為政黨輪替煩惱，所以政策非常一貫。」
港人當特首反而治不了港
九七前，一個北京官員跟曾鈺成說，香港回歸後肯定更好。因為英國隔幾年派個不瞭解香港的人來當總督，但憑他一個人和一群公務員就能把香港治理得很好。「回歸後香港人自己當行政長官，公務員隊伍不變。那還能管不好嗎？」
但就是管不好，曾鈺成說：「因為整個政治的環境都變了。」
曾鈺成說：「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普選問題，而是整個管治問題。現在有政黨了，但我們行政當局是沒有政黨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都不屬於任何政黨。如果真的行政長官普選，以後政黨要扮演什麼角色？」
言下之意，如何結合政黨政治與特區政府體制，這個重要問題還沒被深刻思考。不過，他也很明白情勢發展至今，「如果不先解決普選問題，香港人沒有興趣和你討論其他問題，所以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實現，要不然其他問題解決不了。」
誰要把誰打死，都不可行
那麼對民間發起「佔中」爭普選，曾鈺成怎麼評估？他說：「少數人要把它搞起來是肯定可以的，關鍵是多少人參加、堅持多久？執法人員要怎麼因應……現在我們不知道。我是希望不需要！畢竟要是搞起來，香港也要付出代價的。」
受香港主流教育，又參加左派陣營、長期與民主派鬥爭。這樣的背景讓曾鈺成自認比較能瞭解不同陣營與想法的人。
「建制派、傳統愛國陣營把泛民看成國家的敵人，認定他們是外國勢力來搞顛覆的；泛民則認為我們根本是在出賣香港利益──美帝走狗對上北京鷹犬爪牙。」
他為建制派抱屈：「我們也是在香港長大，對香港有感情。對中國大陸壞的現象瞭解很多也非常不滿，但是我們瞭解到一國兩制要成功，和北京對抗不行，要爭取北京信任，一起來搞。」他也承認泛民得到香港相當多市民支持，「我們要把他們打死不行，他們要把我們打死也不行。」
現年六十七歲的曾鈺成說，這屆議員任滿（一六年）就不再參選。「我在想，退出政界前這兩、三年間，有什麼最有意義、也是我能力可以做的事？於是我就想試著打破過去三十年形成的兩個互相排斥陣營的對立。」
經歷激烈左右鬥爭的曾鈺成說：「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上個世紀而背上歷史包袱，我們下一代、回歸之後長大的一代，不應該讓他們也背上這個包袱，不能在這些年輕人對政治發生興趣時就把他們分成親中派、民主派，這樣不可能有民主。」●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4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