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天下】安倍要讓日本成為「正常」的軍事強權
即使面對民眾在議會外抗議,以及反對黨的退席抗議,日本安倍首相所領導的執政黨,仍強勢的在眾議院中通過了兩項安保法案。
正常國家等於行使武力?
兩大法案包括將自衛隊原本對外出兵的相關法律,如《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法》(原《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修正組合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另一個法案則針對協助盟國出兵,以因應國際爭端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如果這兩條法律按照程序,可能到今年秋天無意外的完成審議。這也代表日本自衛隊在未來日本一旦面臨「存亡危機」,即可發動集體自衛權。在與同盟國之間防衛協定方面,只要日本認定是「重要影響事態」,即可出兵為友軍進行後勤支援,不再受地理限制。
過去日本曾經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海外後勤支援,而在這法案通過後,可以想見不僅是美國而已,只要與日本利益有關的軍事衝突,就可能看到日本自衛隊的出現。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鑑於軍國主義造成日本戰爭挫敗的破壞與民生凋敝,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奉行放棄武力戰爭的和平主義。即使在冷戰期間,日本位居美蘇對抗的第一線,仍然遵行此憲法。
防堵中國是最具體目標
過去藉由美國核武與軍力的延伸嚇阻,日本安全獲得保障,然隨著日本國力增強,擺脫憲法的制約及脫離美國對日本軍隊運用的限制,一直是日本右派團體的常態性主張。
安倍在第二次上台之後,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去面對日本國內外的安全問題,如美日同盟的責任分攤、日本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透過修憲及檢討安保相關法規內容,來行使集體自衛權,並擴大參與國際活動的行動範圍等,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
日本這一系列的改變,其訴求與正當性基礎就來自於不斷重申的中國軍事威脅,以及日本對國際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安倍認為日本如果不對世界和平與安定負起責任,未來世界就無法保護日本本身的和平。
因此,安倍陸續對日本經濟採取突破性作為,面對中國在東海問題的強勢態度,安倍則強化國防軍備提升與改革,爭取美國的支持。
另在南海議題上,安倍主張日本應支持菲律賓及越南立場、提升與印度的軍備合作、修改軍備出口限制等。可見日本已經從過去被動防禦的守勢思維,轉變為可針對自己與盟邦安全需求境外出兵的積極性國防政策。
明訂放棄交戰權,並宣示不保有軍隊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雖未廢除,但是安倍回任總理大臣之後,運用中國威脅的提升與亞太戰略環境變化的機會,透過憲法解釋與修法,逐步改變美日安保防衛指針及日本國防政策的內涵。
此種做法被中國某些媒體擴大指摘為軍國主義的復興,雖然是具政治意圖的誇大,但是日本強化軍事地位,抗衡中國在亞太軍事稱霸的意圖卻是很明顯的。
這兩項法案的通過,象徵日本自衛隊可以因為國際維和、海外護僑、周邊重大衝突,以及盟國的需求而出兵,以協助預防戰爭或弭平衝突。
美要求承擔責任,日人擔心惹戰禍
然而正因為海外出兵的積極性,讓許多日本人擔心因為周邊情勢影響,日本被捲入戰爭的風險也大幅提升。故在表決議場外,有數萬民眾聚集抗議,安倍的支持率也受到影響,最近跌到三成多。
固然許多日本民眾受到二次世界大戰陰影的影響,極力反對改變和平主義的修法,其實他們更擔憂當日本因為參與戰爭機率增加,或必須海外出兵,使日本捲入戰爭,造成日本青年的傷亡。
如果戰爭擴大將使日本原本穩定經濟與生活因而受到衝擊。這些憂慮都是情有可原,安倍必須要說服日本民眾,在增強國家地位與提升國防的同時,如何能夠避免戰爭。
美國樂見日本承擔更多亞太安全的責任,但當然不希望日本因激進作為引起東北亞或東海的軍事衝突。
不過,今年美日重新制定《防衛合作指針》,決定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範圍擴大到全球。此次自衛隊出兵相關安保法律的通過,正呼應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需求,但不會讓日本因為攻擊性提升,激化亞太領土主權的爭議。
在中國方面,不論日本採取何種積極性作為,中國必然會表達反對態度,這已司空見慣。例如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近期會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時,強調日本修改安保法,將對地區安全環境和戰略穩定產生複雜影響。
北京為何沒有高分貝罵街?
中國《人民日報》則質疑安倍是否要放棄專守防衛政策?是否要改變戰後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否會在挑戰戰後和平國際秩序、走向軍事大國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而這些反對態度比過去在釣魚台衝突的反應和緩,以警惕性言語較多,而且是在質問,而非扣帽子式的譴責。
由此看來,安倍如果順利通過相關安保法案之後,首須面對國內民意的反對,如果安倍在經濟或其他內政上有任何疏失,必然會加倍反映在支持率的下降上,或醞釀成為政治風暴。
而中國正忙於處理內部如股市、反腐政爭、十九大人事安排等議題,不願意此時挑起與日本之間的爭端與衝突。對於早已預料中的修法行為,在不影響中日現況大局下,中國例行性的反對與質疑是可預料的。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481期〉goo.gl/1zwkim
正常國家等於行使武力?
兩大法案包括將自衛隊原本對外出兵的相關法律,如《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法》(原《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修正組合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另一個法案則針對協助盟國出兵,以因應國際爭端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如果這兩條法律按照程序,可能到今年秋天無意外的完成審議。這也代表日本自衛隊在未來日本一旦面臨「存亡危機」,即可發動集體自衛權。在與同盟國之間防衛協定方面,只要日本認定是「重要影響事態」,即可出兵為友軍進行後勤支援,不再受地理限制。
過去日本曾經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海外後勤支援,而在這法案通過後,可以想見不僅是美國而已,只要與日本利益有關的軍事衝突,就可能看到日本自衛隊的出現。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鑑於軍國主義造成日本戰爭挫敗的破壞與民生凋敝,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奉行放棄武力戰爭的和平主義。即使在冷戰期間,日本位居美蘇對抗的第一線,仍然遵行此憲法。
防堵中國是最具體目標
過去藉由美國核武與軍力的延伸嚇阻,日本安全獲得保障,然隨著日本國力增強,擺脫憲法的制約及脫離美國對日本軍隊運用的限制,一直是日本右派團體的常態性主張。
安倍在第二次上台之後,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去面對日本國內外的安全問題,如美日同盟的責任分攤、日本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透過修憲及檢討安保相關法規內容,來行使集體自衛權,並擴大參與國際活動的行動範圍等,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
日本這一系列的改變,其訴求與正當性基礎就來自於不斷重申的中國軍事威脅,以及日本對國際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安倍認為日本如果不對世界和平與安定負起責任,未來世界就無法保護日本本身的和平。
因此,安倍陸續對日本經濟採取突破性作為,面對中國在東海問題的強勢態度,安倍則強化國防軍備提升與改革,爭取美國的支持。
另在南海議題上,安倍主張日本應支持菲律賓及越南立場、提升與印度的軍備合作、修改軍備出口限制等。可見日本已經從過去被動防禦的守勢思維,轉變為可針對自己與盟邦安全需求境外出兵的積極性國防政策。
明訂放棄交戰權,並宣示不保有軍隊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雖未廢除,但是安倍回任總理大臣之後,運用中國威脅的提升與亞太戰略環境變化的機會,透過憲法解釋與修法,逐步改變美日安保防衛指針及日本國防政策的內涵。
此種做法被中國某些媒體擴大指摘為軍國主義的復興,雖然是具政治意圖的誇大,但是日本強化軍事地位,抗衡中國在亞太軍事稱霸的意圖卻是很明顯的。
這兩項法案的通過,象徵日本自衛隊可以因為國際維和、海外護僑、周邊重大衝突,以及盟國的需求而出兵,以協助預防戰爭或弭平衝突。
美要求承擔責任,日人擔心惹戰禍
然而正因為海外出兵的積極性,讓許多日本人擔心因為周邊情勢影響,日本被捲入戰爭的風險也大幅提升。故在表決議場外,有數萬民眾聚集抗議,安倍的支持率也受到影響,最近跌到三成多。
固然許多日本民眾受到二次世界大戰陰影的影響,極力反對改變和平主義的修法,其實他們更擔憂當日本因為參與戰爭機率增加,或必須海外出兵,使日本捲入戰爭,造成日本青年的傷亡。
如果戰爭擴大將使日本原本穩定經濟與生活因而受到衝擊。這些憂慮都是情有可原,安倍必須要說服日本民眾,在增強國家地位與提升國防的同時,如何能夠避免戰爭。
美國樂見日本承擔更多亞太安全的責任,但當然不希望日本因激進作為引起東北亞或東海的軍事衝突。
不過,今年美日重新制定《防衛合作指針》,決定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範圍擴大到全球。此次自衛隊出兵相關安保法律的通過,正呼應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需求,但不會讓日本因為攻擊性提升,激化亞太領土主權的爭議。
在中國方面,不論日本採取何種積極性作為,中國必然會表達反對態度,這已司空見慣。例如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近期會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時,強調日本修改安保法,將對地區安全環境和戰略穩定產生複雜影響。
北京為何沒有高分貝罵街?
中國《人民日報》則質疑安倍是否要放棄專守防衛政策?是否要改變戰後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否會在挑戰戰後和平國際秩序、走向軍事大國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而這些反對態度比過去在釣魚台衝突的反應和緩,以警惕性言語較多,而且是在質問,而非扣帽子式的譴責。
由此看來,安倍如果順利通過相關安保法案之後,首須面對國內民意的反對,如果安倍在經濟或其他內政上有任何疏失,必然會加倍反映在支持率的下降上,或醞釀成為政治風暴。
而中國正忙於處理內部如股市、反腐政爭、十九大人事安排等議題,不願意此時挑起與日本之間的爭端與衝突。對於早已預料中的修法行為,在不影響中日現況大局下,中國例行性的反對與質疑是可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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