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托公私兩難】職場設立托育 恐增加女性親職壓力
今年二月，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余宛如於就職時，打算帶小孩進入議場參加宣誓被拒，也讓如何建立「友善職場」，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身為「始作俑者」，立院迅速地動了起來，立委們陸續提出友善職場的相關修法草案，也一鼓作氣修正了《性別工作平等法》。
學者異議：應推社區非營利幼兒園
五月三日，立院三讀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企業須設置「哺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的雇員門檻，從原本的二五○人以上，下修至一百人以上。勞動部推估，將有一萬四千餘家企業適用新標準，涵蓋三六八萬名勞工，約有一二四萬名勞工是此次修法的新受益者。
緊接著在修法之後，勞動部還推出《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新建托兒「設施」並完成登記立案的公司，可獲得最高二百萬元補助金；過去已設置的公司，只要改善或更新設施，最高則可獲五十萬元，甚至，單單辦理托兒服務「措施」，也有最高六十萬元獎勵。
國家如此用力推廣，照理說應該是好事，但卻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與其以國家之力推動職場提供托育中心設施或措施，不如將力氣花在「刀口上」，應朝向推動「社區化的平價、優質非營利幼兒園」，才能根本解決幼兒托育的問題。
台灣婦女運動先驅、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即是帶頭反對者之一。她指出，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來看，母親是理所當然的主要照顧者，因此，當雙薪家庭父母兩方職場都設有托育中心，在面對「誰帶小孩去？」的問題時，通常仍傾向把小孩帶到母親公司的托育中心。
「我發現，有些職業媽媽的腳踝都扭傷了。」劉毓秀說，她本來很好奇怎麼會如此，進一步探究後才明白，因為現今社會的生活形態，工作與住家通常都還有一段距離，婦女大多以機車代步，因各種原因又得在上下班時間載送小孩，機車暫停時多以單腳撐，負載重，久而久之腳踝都扭傷了。
補助企業會使托育更不易公共化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也解釋：「職場托育有時代性需求，過去女性多從事朝九晚五的工作，職場設立托育中心確實較為方便，但如今女性職業已多元化，在職場設立托育中心，當要加班、出差時，反而會因為要帶小孩去公司的托育中心，變成非常不方便。」
黃淑英說，以台灣的現況而言，托育工作仍等同於女人的工作，在兩性尚未完全平權的情況下，貿然大力推動職場設立托育中心，反會增加女性的親職壓力，強化母親的照顧責任。
「當責任無法分攤，女性在過程中將更加缺少幫手，本有公婆、父母可幫忙，一旦職場有了托育中心，可能就只剩下將小孩送去職場一途。」普及照顧政策聯盟發言人林綠紅說。
一名立法院黨團助理也表示：「千萬不要在立法院設托育中心。」如此一來她就沒有「藉口」請公婆幫忙帶小孩，反而是額外增加工作負擔。
除了增加職業婦女負擔，也可能增加小孩的照顧風險。「小孩應該要在社區裡跟其他小朋友一起長大，而不是跟著父母親承受舟車之勞，尤其騎機車、腳踏車到公司，沿途交通風險大增，對小孩來講很不利。」黃淑英認為，社區化的公共托育中心能同時解決這兩大問題。
「尤其以政府之力補助公司設立，易造成逆向的財富分配。」能建置托育設施的多半是有規模的大公司，小公司反而較無經費，多只能有托育「措施」無法有托育「設施」。黃淑英批評，小公司多與私立托兒服務機構簽約，但若公司過「小」，托育量不足，此方法更行不通。
小心「好心辦壞事」
據勞動部統計，目前「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的事業單位中，高達七成是「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林綠紅批評，補助企業推行「托育措施」，也易促使托兒服務機構「私有化」。因為企業主沒有做過這些事，也不知道如何施做，自然只能「外包」，這與現今推廣「托育公共化」的方向，更是背道而馳。
國家應該思考，解決托育需求究竟是雇主責任？還是國家責任？黃淑英重申，她贊成企業主為營造友善公司職場形象而設立托育中心，「但若國家以經費補助來推動，就更應該全盤考量，才不會讓美意成為困擾。」林綠紅也說，資源分配應落實托育「公共化」與「社區化」，推動社區化的公共托育中心，而非什麼事情都要靠企業主解決。
複雜的問題絕對無法靠簡單的答案來解決，政府的福利制度也可能成為「錯誤誘因」，導致「好心做壞事」。如何建立良善且永續的托育制度，執政者可得三思而後行。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528期〉goo.gl/1zwkim
學者異議：應推社區非營利幼兒園
五月三日，立院三讀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企業須設置「哺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的雇員門檻，從原本的二五○人以上，下修至一百人以上。勞動部推估，將有一萬四千餘家企業適用新標準，涵蓋三六八萬名勞工，約有一二四萬名勞工是此次修法的新受益者。
緊接著在修法之後，勞動部還推出《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新建托兒「設施」並完成登記立案的公司，可獲得最高二百萬元補助金；過去已設置的公司，只要改善或更新設施，最高則可獲五十萬元，甚至，單單辦理托兒服務「措施」，也有最高六十萬元獎勵。
國家如此用力推廣，照理說應該是好事，但卻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與其以國家之力推動職場提供托育中心設施或措施，不如將力氣花在「刀口上」，應朝向推動「社區化的平價、優質非營利幼兒園」，才能根本解決幼兒托育的問題。
台灣婦女運動先驅、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即是帶頭反對者之一。她指出，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來看，母親是理所當然的主要照顧者，因此，當雙薪家庭父母兩方職場都設有托育中心，在面對「誰帶小孩去？」的問題時，通常仍傾向把小孩帶到母親公司的托育中心。
「我發現，有些職業媽媽的腳踝都扭傷了。」劉毓秀說，她本來很好奇怎麼會如此，進一步探究後才明白，因為現今社會的生活形態，工作與住家通常都還有一段距離，婦女大多以機車代步，因各種原因又得在上下班時間載送小孩，機車暫停時多以單腳撐，負載重，久而久之腳踝都扭傷了。
補助企業會使托育更不易公共化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也解釋：「職場托育有時代性需求，過去女性多從事朝九晚五的工作，職場設立托育中心確實較為方便，但如今女性職業已多元化，在職場設立托育中心，當要加班、出差時，反而會因為要帶小孩去公司的托育中心，變成非常不方便。」
黃淑英說，以台灣的現況而言，托育工作仍等同於女人的工作，在兩性尚未完全平權的情況下，貿然大力推動職場設立托育中心，反會增加女性的親職壓力，強化母親的照顧責任。
「當責任無法分攤，女性在過程中將更加缺少幫手，本有公婆、父母可幫忙，一旦職場有了托育中心，可能就只剩下將小孩送去職場一途。」普及照顧政策聯盟發言人林綠紅說。
一名立法院黨團助理也表示：「千萬不要在立法院設托育中心。」如此一來她就沒有「藉口」請公婆幫忙帶小孩，反而是額外增加工作負擔。
除了增加職業婦女負擔，也可能增加小孩的照顧風險。「小孩應該要在社區裡跟其他小朋友一起長大，而不是跟著父母親承受舟車之勞，尤其騎機車、腳踏車到公司，沿途交通風險大增，對小孩來講很不利。」黃淑英認為，社區化的公共托育中心能同時解決這兩大問題。
「尤其以政府之力補助公司設立，易造成逆向的財富分配。」能建置托育設施的多半是有規模的大公司，小公司反而較無經費，多只能有托育「措施」無法有托育「設施」。黃淑英批評，小公司多與私立托兒服務機構簽約，但若公司過「小」，托育量不足，此方法更行不通。
小心「好心辦壞事」
據勞動部統計，目前「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的事業單位中，高達七成是「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林綠紅批評，補助企業推行「托育措施」，也易促使托兒服務機構「私有化」。因為企業主沒有做過這些事，也不知道如何施做，自然只能「外包」，這與現今推廣「托育公共化」的方向，更是背道而馳。
國家應該思考，解決托育需求究竟是雇主責任？還是國家責任？黃淑英重申，她贊成企業主為營造友善公司職場形象而設立托育中心，「但若國家以經費補助來推動，就更應該全盤考量，才不會讓美意成為困擾。」林綠紅也說，資源分配應落實托育「公共化」與「社區化」，推動社區化的公共托育中心，而非什麼事情都要靠企業主解決。
複雜的問題絕對無法靠簡單的答案來解決，政府的福利制度也可能成為「錯誤誘因」，導致「好心做壞事」。如何建立良善且永續的托育制度，執政者可得三思而後行。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528期〉goo.gl/1zwk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