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塵浪裡,孤峰頂上 書畫家朱振南

離開了家以後,才漸漸懂了什麼是鄉愁。

書法名家朱振南1996年公費到法國留學,初抵藝術村,環顧四周只有一張行軍床跟一張簡單的桌子,想像中的藝術之都,起居竟是那麼克難,讓朱振南有點落寞。

心境上的孤寂,讓巴黎的留學生涯,有一點苦澀。為了給家裡打電話,朱振南某天跨過瑪利橋,來到塞納河畔的另一端,聖路易島上唯一的郵局。窮學生身上沒有錢,投了幾枚法郎,好不容易電話接通了,卻又瞬間斷線。含著淚,朱振南形單影隻地再走回橋的這一端。
然而,藝術的孤旅與淬煉,成為朱振南藝術生涯上,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當時我是帶著一杯文化主體的東方茶,到西方去與那邊的咖啡混混看。」出國前,朱振南在東方水墨畫的技法早已底蘊深厚,但是對西洋畫的挑戰卻是全新的開始。舉目無親的留學生活,「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又這麼大,苦澀的美感一時湧上心頭。」這種茶與咖啡調和的苦澀,成為人生獨一無二的歷練,漸漸融入他的書法與畫作。
2019年朱振南在巴黎寫《道德經》,全長18公尺,飄逸娟秀的字體一氣呵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在西方的異地寫東方的哲學,美學與文化上相互衝擊,在如是的心境中,朱振南完成了這幅長卷作品。

朱振南一輩子力求藝術的頂峰,亦追求生命的華彩。(林格立攝)

用筆穩健,行草恢宏
朱振南兼擅書畫,尤擅行草,國內多個機關館藏及公共空間都有他的作品。「台北車站」上方四個工整的魏碑題字,桃園國際機場、台灣東部鐵路站名等,都是出自朱振南之手。2004年我國駐梵蒂岡教廷大使杜筑生到任,致贈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聖座的賀禮,亦是由朱振南恭謹筆錄的隸書作品《信經》,至今仍懸掛在梵蒂岡。
桃園第一航廈機場的出境長廊,與方文山跨界合作的《在旅行的路上》文學光牆,以行草書寫下「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們慢慢講/有個熱情的地方/名字叫台灣。」飛揚的行草書法令無數旅人驚嘆。
朱振南不只寫書法,也畫山水。他畫很多台灣的山、台灣的水,尤其畫玉山,以抒思鄉之情。他的「抽象水墨畫」自成一格,線條帶有書法筆墨的筆韻,又引入西式的賦彩,「以水破墨、融墨賦彩、以書作畫、書畫匯流」,既有詩的書卷氣韻,呈現東方的水墨畫境,又有現代語言的光彩。
一幅紐約《中央公園晴有雪》,畫了一群人在冬日溜冰,黑白枯枝間,一位女子嬝嬝婷婷地走來,「這位女士我畫她172公分,30歲到40歲之間,穿的是香奈兒外套,走的是相思步。」360公分的畫心上,已經畫了不同方向的人物,還需要加上一名正向走來的人物才畢其功,為了挑戰自己,朱振南可是喝了紅酒才畫。

長達18公尺的道德經一氣呵成,是朱振南在西方寫東方哲學的最佳詮釋。(林格立攝)

追求頂峰定位,必得法乎上
朱振南的行草書法非常出名,離相得形,悠然自在,拜皖南名書法家謝宗安為師。拜師時,謝宗安說:「振南啊!你不喝酒,你那個行草書就甭寫了。」從此朱振南早上11點鐘去上課,先讓老師批改作業,再陪老師小酌,12點再一起看新聞、論書藝。「如果追求一個孤峰頂上的定位,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我定調一定要法乎上。」
「我個性比較豪放,比較不拘小節,因此特地拜擅長隸書、魏碑、篆書的碑學大師謝宗安。」因為碑學嚴謹工整,朱振南刻意「找自己的麻煩」,拜最好的老師,就是要磨礪自己的心性。
與前輩請教、取經,也是自小養成的學習態度。朱振南出身貧寒,光復後的石門是遠離台北的窮鄉僻壤,在什麼都沒有的年代,連要過日子都不容易。「要怎麼度過今天呢,就要學會變巧(khiáu,閩南語聰明之意)。」從小看人臉色長大,朱振南很快就學會變khiáu,中午要吃什麼,往海裡走一回,就可撈到很多蝦子顧巴肚。抬頭看看天上的雲彩,就知道颱風會不會來。春天插秧,秋天收割,觀察潮汐,朱振南樣樣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