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無盡藏 公民總動員，為「生物多樣性」發聲
都會區中再狹仄的巷弄，路旁、露台仍堅持種上幾盆花花草草。雖然難免麻煩，人們對於飼養寵物卻樂此不疲，甚至視之為家人，在寵物生病時，還願意花上大筆錢治病。每到週末假期，野外就充滿了健行、登山、賞鳥、垂釣、浮潛的人。即使在Covid-19疫情嚴峻期間，無法輕易外出，人們總期盼室內能有一點生氣，反倒引起了另一波花藝、觀賞植物的風潮……
為什麼人們對於自然，總有一股冥冥之中難以解釋的喜愛？美國生態學家、「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告訴我們，這叫「Biophilia」（親生命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追根究柢並不奇怪，因為我們都是生命圈中的一份子。
在溽暑拜訪南投集集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簡稱特生中心），豔陽下，植物實驗室旁的花圃，粉紫色的紫苞舌蘭迎風綻放，這種原生於蘭嶼的美麗植物，卻在《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中榜上有名，甚至在2012年因天秤颱風來襲，東清溪旁的主要棲地瞬間崩塌，族群數量急轉直下，一度僅存兩株。
特生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權裕向我講解起復育紫苞舌蘭的艱辛過程。他與黃朝卿、張麗慧等三人共同組成研究團隊，在颱風造訪的翌年，就從棲地採集倖存植株的果莢回到特生中心的實驗室，經組織培養方法，歷經兩年，培育出300株幼苗。一行人再揹著幼苗，猶如愚公移山，爬上五個小時的山，帶回原棲地回種，「一開始我們甚至擔心地想，是不是得回去幫植物澆水？」李權裕回憶著過程中的提心吊膽，然生命力旺盛的紫苞舌蘭，回到本就合適的環境，不僅存活了下來，回種後的第三年數量瞬間爆發到千株以上，這結果讓李權裕深感欣慰，稱說可以重新評估，「讓紫苞舌蘭從紅皮書上下架。」
特生中心的研究員約60位，負責本土生物的調研與生態教育工作。前排左起：張麗慧、鄭錫奇；後排左起：黃朝卿、李權裕。(林旻萱攝)
「生態」，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背景
可想而知，每一受脅或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都需耗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與金錢，保育工作除了出自於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良知道德，這些生物的存在，與人類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值得如此戮力投入？
特生中心主任秘書鄭錫奇，以自身研究的蝙蝠為例，向我解釋了生物圈的複雜與奧祕。蝙蝠自古被華人視為福氣的象徵，在西方則與吸血鬼的傳說相連，近年卻因全世界的大流行病被汙名為病毒的帶原者。但無關人類的觀感與好惡，每個生物在自然界都被賦予了功能與任務，甚至從人類的角度來看，蝙蝠其實是一種友善的生物。多數蝙蝠以食蟲為生，其中也包括了人類深感困擾的害蟲，「如果你喜歡吃榴槤，那你要感謝蝙蝠。」鄭錫奇幽默地舉例，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森林，深深仰賴吃水果的「果蝠」的糞便，才能四處拓殖。
前林業試驗所副所長、生物學家趙榮台則為我將視野拉到更高的層次。他談到，2019年英國財政部首開前例，委託劍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進行一項針對「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研究，去（2021）年，這份厚達600頁的報告《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熱騰騰出爐，內容指出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忽略了同時付出的「自然資本」，讓全球生態正遭受「毀滅性損害」，需要即刻修正。
事態如此嚴重？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包括農林漁牧礦、觀光遊憩等不同產業，全世界約有12億個工作機會與生物多樣性直接相關。更別提人類生存的必須：穩定的氣候、乾淨的空氣與純淨的水源，通通由生態系所支持，倘若生態系崩毀，人類處境自是覆巢之下無完卵。
言及此，趙榮台取出紙筆，信手畫下兩個簡單的示意圖。第一個，是由象徵著「生態」（Ecology）、「經濟」（Economy）、「社會」（Society）三個圓的共同交集，「過去我們的觀念往往是這樣，」另一個圖則呈現金字塔型，最底層的是「生態」，中層的是「社會」，最上層的才是「經濟」，「現在人的觀念，該改成這樣。」由此可見，「生態雖然不一定對人類有直接的經濟價值，但卻是所有人賴以生存的基礎。」趙榮台以此作結。
出沒在花蓮市區的台灣狐蝠，雖然不起眼，以果實維生的牠們，卻是維持與拓殖森林生態系的基石物種。（鄭錫奇攝）
滿載生命的生物多樣性之島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種哲學說詞，也是科學上的事實，「生物多樣性」告訴我們，從基因、物種，至棲地，生命繁複且多變。
讓我們把眼光放到台灣，台灣是海島型國家，36,00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並不算大，但卻因坐落歐亞板塊的東緣，匯合「全北極區系植物」與「古熱帶區系植物」；又因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之交，還有北迴歸線通過，氣候終年高溫多雨。且更令人咋舌的，因板塊運動的作用，這座小島同時容納了4,000公尺的垂直落差，聳立著「東北亞第一高峰」之稱的玉山。如此劇烈多變的地理環境，提供了各物種生存的舞台。
同時幸運地，在冰河時期未受侵襲的台灣島嶼，因著居東亞島弧的中樞，成為各物種南來北往、東西移動避難的挪亞方舟，當冰河期結束，這些物種轉往移動台灣高山定居，並且因為長期的隔離與演化機制形成台灣特有種，好比被稱作「孑遺種」的台灣山椒魚、台灣櫻花鉤吻鮭。
上述各原因的加乘，台灣成為一座生物多樣性高的島嶼。據美國生態學家、前密蘇里植物園園長Peter Raven的推估，台灣島上約有20～25萬種生物，其中包括了許多尚未發現、命名的物種。以面積比例而言，台灣陸域雖然只佔全球0.02％，物種數量卻有3.8％，是全球平均值的150倍；海洋生物更是驚人，佔了全球的10％，高於平均值361倍。也因島嶼的型態，台灣的特有種比例相當高，據林務局的統計中，台灣哺乳類的特有種占整體比例約71％，鳥類17％，爬蟲類22％，兩棲類31％，淡水魚19％，植物則有25％。
台灣僅存的野生貓科動物「石虎」，因保育議題引起關注。（特生中心提供）
保育、永續利用、互惠共享
人類仰賴自然資源生存，如此豐富的自然，更是台灣人得天獨厚的資產。特生中心投入復育的紫苞舌蘭，也被台南改良場視為具經濟潛力的品種，藉由雜交選育，陸續培育出台南1～4號等四個苞舌蘭新種，推廣作為園藝觀賞植物。
蘭嶼還有另一珍貴的台灣原生種迷你豬「蘭嶼豬」，這一冰河時期從東南亞遷徙來的古老物種，因為基因強健，適合用於生醫實驗，商業應用的潛力之高，就連外國科學家也相當矚目，但因長年與商業品種豬雜交，造成基因流失。為了找回原本純正的品種，畜產試驗所花上40年投入復育，直到2021年才宣告成功。
人類為謀求經濟發展，棲地的破壞、漁業的過度捕撈、環境污染等原因，都是全球生物快速滅絕的原因。為挽救這樣的現象，除了迫在眉睫的保育行動， 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出明確的戰略方向以確保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存續。
趙榮台特別從「創新」的角度解釋人類在自然界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從古老的農業育種到最前端的生技醫藥，其實都是人類取之於自然，並且不斷創新的結果。他提出台南市副市長、前畜產試驗所所長戴謙為例，因具畜產專業背景，在畜試所任內曾與法國國家農業研究院（INRA）合作鴨子的遺傳育種技術，高達七至八成的人工受精率，讓喜食鴨肝的法國人驚艷不已，特地來台取經，因此還得到法國農業部頒獲「騎士勳章」的榮譽。
「藉由創新技術，不但對生物多樣性有利，甚至還能造福人類，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他表示。如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內容，除了強調「保育」，「永續利用」以及「惠益分享」同等並重，據此原則，人與自然可以重新建立起一段雙贏且永續共存的新關係。
TBIA秘書處成員，來自公部門的他們，以公民參與的精神推動公部門的開放資料。(林旻萱攝)
開放資料，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工程
台灣並非《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但至今14次的締約方大會（COP），「台灣從來沒有缺席。」曾經代表台灣與會的林務局保育組棲地經營科科長石芝菁相當自豪地說。出於對於本土物種的責任，台灣政府亦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翌年宣布成立「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今「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前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社會的民主開放，人民民主素養的深植與公民意識的活躍，為推動生物多樣性帶來強勁的動能。
以開放資料為例。因生態研究、保育工作，乃至相關政策訂定與推動，首重科學資料與數據。目前國際上有「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致力於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的開放與跨國際間的串聯。在GBIF成立之初，台灣便以副會員身分簽署加入，並成立「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BIF），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節點。
也在去年，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營建署、海保署、林務局、林試所、特生中心等六個單位更進一步簽署成立「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BIA），推動以「創用CC」或其他公眾開放授權方式，將公部門內的資料開放。
TBIA成立的契機，源於公部門中負責資料管理業務人員的起心動念。以林試所為例，因為成立時間頗早，擁有從日治時代大正時期就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料，光是臘葉標本就高達54萬筆，除了與時俱進幫資料數位化並建檔，「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如何為這些資料增加附加價值。所以『活化資料』是我們初始希望開放資料的起點。」林業試驗所聘用助理研究員、TBIA執行秘書陳建文說。
開放資料於官方、民間都是利多。TBIA聯盟秘書處成員，來自於生科領域的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田野調查研究勞心又費時，即便盡研究人員的洪荒之力，至多也僅能累積數十年的資料，但生物研究往往需要橫跨數十甚至上百年的尺度，才能看出趨勢變化，「倘若能夠整合別人的資料，就能彌補這些時間、空間向度上的空隙。」TaiBIF內容經理劉璟儀說。
TBIA的成立，展現台灣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決心，同時有助於大眾了解公部門資料累積的成果，更讓重大的公共決策亦有客觀數據可依循。而這些資料倘若能遵循特定的標準規範進一步開放到TaiBIF，不僅可與GBIF接軌，更有助於提升資料能見度。
好比如林務局近年推動建置「國土生態綠網」，便參考了TaiBIF與GBIF上的資料，藉此圈選出台灣生物多樣性高的區域；民眾賞鳥，同樣也可以從開放資料去搜尋熱點。2021年由美國NASA主辦的「NASA黑客松」競賽，台灣團隊「Ani’s Cuff」奪下「最佳科學應用獎」，用的就是台灣昆蟲的開放資料。
維繫生物多樣性，眾志能成城
截至今年7月，TaiBIF上的開放資料超過1,300萬筆，台灣開放資料在亞洲地區坐二望一，只僅次於印度。這其中高達八成的數據都來自於一般民眾的調查。好比在台灣民間相當活躍的環保NGO環境資訊協會，已長達12年與珊瑚礁研究學者合作，帶領大批的潛水志工到台灣重要海域進行「珊瑚礁體檢」，這些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料亦進入TaiBIF的資料庫。
也好比特生中心，除了保育工作以外，近年也積極推動「公民科學」的普及，藉訓練與教育，委託在地居民協助生態資料的蒐集與調查。鄭錫奇便提到他所研究的瀕危物種「台灣狐蝠」，因物種主要出沒於花蓮市區，為了克服從花蓮到南投集集的空間距離，於是委請當地NGO如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蓮縣野鳥學會，由在地志工進行密切的生物監測，「保育工作不能只靠研究人員。」鄭錫奇說。
愛德華‧威爾森便說，人類藉生物多樣性「用來學習和珍愛」，作為生命圈中的關鍵一員，除了享受無償資源，也該轉念負起責任，「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恢復，仰賴人類觀念上的革新，與實質付出的地球公民行動。
為什麼人們對於自然，總有一股冥冥之中難以解釋的喜愛？美國生態學家、「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告訴我們，這叫「Biophilia」（親生命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追根究柢並不奇怪，因為我們都是生命圈中的一份子。
在溽暑拜訪南投集集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簡稱特生中心），豔陽下，植物實驗室旁的花圃，粉紫色的紫苞舌蘭迎風綻放，這種原生於蘭嶼的美麗植物，卻在《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中榜上有名，甚至在2012年因天秤颱風來襲，東清溪旁的主要棲地瞬間崩塌，族群數量急轉直下，一度僅存兩株。
特生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權裕向我講解起復育紫苞舌蘭的艱辛過程。他與黃朝卿、張麗慧等三人共同組成研究團隊，在颱風造訪的翌年，就從棲地採集倖存植株的果莢回到特生中心的實驗室，經組織培養方法，歷經兩年，培育出300株幼苗。一行人再揹著幼苗，猶如愚公移山，爬上五個小時的山，帶回原棲地回種，「一開始我們甚至擔心地想，是不是得回去幫植物澆水？」李權裕回憶著過程中的提心吊膽，然生命力旺盛的紫苞舌蘭，回到本就合適的環境，不僅存活了下來，回種後的第三年數量瞬間爆發到千株以上，這結果讓李權裕深感欣慰，稱說可以重新評估，「讓紫苞舌蘭從紅皮書上下架。」
「生態」，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背景
可想而知，每一受脅或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都需耗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與金錢，保育工作除了出自於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良知道德，這些生物的存在，與人類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值得如此戮力投入？
特生中心主任秘書鄭錫奇，以自身研究的蝙蝠為例，向我解釋了生物圈的複雜與奧祕。蝙蝠自古被華人視為福氣的象徵，在西方則與吸血鬼的傳說相連，近年卻因全世界的大流行病被汙名為病毒的帶原者。但無關人類的觀感與好惡，每個生物在自然界都被賦予了功能與任務，甚至從人類的角度來看，蝙蝠其實是一種友善的生物。多數蝙蝠以食蟲為生，其中也包括了人類深感困擾的害蟲，「如果你喜歡吃榴槤，那你要感謝蝙蝠。」鄭錫奇幽默地舉例，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森林，深深仰賴吃水果的「果蝠」的糞便，才能四處拓殖。
前林業試驗所副所長、生物學家趙榮台則為我將視野拉到更高的層次。他談到，2019年英國財政部首開前例，委託劍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進行一項針對「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研究，去（2021）年，這份厚達600頁的報告《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熱騰騰出爐，內容指出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忽略了同時付出的「自然資本」，讓全球生態正遭受「毀滅性損害」，需要即刻修正。
事態如此嚴重？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包括農林漁牧礦、觀光遊憩等不同產業，全世界約有12億個工作機會與生物多樣性直接相關。更別提人類生存的必須：穩定的氣候、乾淨的空氣與純淨的水源，通通由生態系所支持，倘若生態系崩毀，人類處境自是覆巢之下無完卵。
言及此，趙榮台取出紙筆，信手畫下兩個簡單的示意圖。第一個，是由象徵著「生態」（Ecology）、「經濟」（Economy）、「社會」（Society）三個圓的共同交集，「過去我們的觀念往往是這樣，」另一個圖則呈現金字塔型，最底層的是「生態」，中層的是「社會」，最上層的才是「經濟」，「現在人的觀念，該改成這樣。」由此可見，「生態雖然不一定對人類有直接的經濟價值，但卻是所有人賴以生存的基礎。」趙榮台以此作結。
滿載生命的生物多樣性之島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種哲學說詞，也是科學上的事實，「生物多樣性」告訴我們，從基因、物種，至棲地，生命繁複且多變。
讓我們把眼光放到台灣，台灣是海島型國家，36,00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並不算大，但卻因坐落歐亞板塊的東緣，匯合「全北極區系植物」與「古熱帶區系植物」；又因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之交，還有北迴歸線通過，氣候終年高溫多雨。且更令人咋舌的，因板塊運動的作用，這座小島同時容納了4,000公尺的垂直落差，聳立著「東北亞第一高峰」之稱的玉山。如此劇烈多變的地理環境，提供了各物種生存的舞台。
同時幸運地，在冰河時期未受侵襲的台灣島嶼，因著居東亞島弧的中樞，成為各物種南來北往、東西移動避難的挪亞方舟，當冰河期結束，這些物種轉往移動台灣高山定居，並且因為長期的隔離與演化機制形成台灣特有種，好比被稱作「孑遺種」的台灣山椒魚、台灣櫻花鉤吻鮭。
上述各原因的加乘，台灣成為一座生物多樣性高的島嶼。據美國生態學家、前密蘇里植物園園長Peter Raven的推估，台灣島上約有20～25萬種生物，其中包括了許多尚未發現、命名的物種。以面積比例而言，台灣陸域雖然只佔全球0.02％，物種數量卻有3.8％，是全球平均值的150倍；海洋生物更是驚人，佔了全球的10％，高於平均值361倍。也因島嶼的型態，台灣的特有種比例相當高，據林務局的統計中，台灣哺乳類的特有種占整體比例約71％，鳥類17％，爬蟲類22％，兩棲類31％，淡水魚19％，植物則有25％。
保育、永續利用、互惠共享
人類仰賴自然資源生存，如此豐富的自然，更是台灣人得天獨厚的資產。特生中心投入復育的紫苞舌蘭，也被台南改良場視為具經濟潛力的品種，藉由雜交選育，陸續培育出台南1～4號等四個苞舌蘭新種，推廣作為園藝觀賞植物。
蘭嶼還有另一珍貴的台灣原生種迷你豬「蘭嶼豬」，這一冰河時期從東南亞遷徙來的古老物種，因為基因強健，適合用於生醫實驗，商業應用的潛力之高，就連外國科學家也相當矚目，但因長年與商業品種豬雜交，造成基因流失。為了找回原本純正的品種，畜產試驗所花上40年投入復育，直到2021年才宣告成功。
人類為謀求經濟發展，棲地的破壞、漁業的過度捕撈、環境污染等原因，都是全球生物快速滅絕的原因。為挽救這樣的現象，除了迫在眉睫的保育行動， 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出明確的戰略方向以確保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存續。
趙榮台特別從「創新」的角度解釋人類在自然界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從古老的農業育種到最前端的生技醫藥，其實都是人類取之於自然，並且不斷創新的結果。他提出台南市副市長、前畜產試驗所所長戴謙為例，因具畜產專業背景，在畜試所任內曾與法國國家農業研究院（INRA）合作鴨子的遺傳育種技術，高達七至八成的人工受精率，讓喜食鴨肝的法國人驚艷不已，特地來台取經，因此還得到法國農業部頒獲「騎士勳章」的榮譽。
「藉由創新技術，不但對生物多樣性有利，甚至還能造福人類，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他表示。如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內容，除了強調「保育」，「永續利用」以及「惠益分享」同等並重，據此原則，人與自然可以重新建立起一段雙贏且永續共存的新關係。
開放資料，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工程
台灣並非《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但至今14次的締約方大會（COP），「台灣從來沒有缺席。」曾經代表台灣與會的林務局保育組棲地經營科科長石芝菁相當自豪地說。出於對於本土物種的責任，台灣政府亦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翌年宣布成立「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今「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前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社會的民主開放，人民民主素養的深植與公民意識的活躍，為推動生物多樣性帶來強勁的動能。
以開放資料為例。因生態研究、保育工作，乃至相關政策訂定與推動，首重科學資料與數據。目前國際上有「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致力於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的開放與跨國際間的串聯。在GBIF成立之初，台灣便以副會員身分簽署加入，並成立「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BIF），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節點。
也在去年，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營建署、海保署、林務局、林試所、特生中心等六個單位更進一步簽署成立「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BIA），推動以「創用CC」或其他公眾開放授權方式，將公部門內的資料開放。
TBIA成立的契機，源於公部門中負責資料管理業務人員的起心動念。以林試所為例，因為成立時間頗早，擁有從日治時代大正時期就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料，光是臘葉標本就高達54萬筆，除了與時俱進幫資料數位化並建檔，「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如何為這些資料增加附加價值。所以『活化資料』是我們初始希望開放資料的起點。」林業試驗所聘用助理研究員、TBIA執行秘書陳建文說。
開放資料於官方、民間都是利多。TBIA聯盟秘書處成員，來自於生科領域的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田野調查研究勞心又費時，即便盡研究人員的洪荒之力，至多也僅能累積數十年的資料，但生物研究往往需要橫跨數十甚至上百年的尺度，才能看出趨勢變化，「倘若能夠整合別人的資料，就能彌補這些時間、空間向度上的空隙。」TaiBIF內容經理劉璟儀說。
TBIA的成立，展現台灣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決心，同時有助於大眾了解公部門資料累積的成果，更讓重大的公共決策亦有客觀數據可依循。而這些資料倘若能遵循特定的標準規範進一步開放到TaiBIF，不僅可與GBIF接軌，更有助於提升資料能見度。
好比如林務局近年推動建置「國土生態綠網」，便參考了TaiBIF與GBIF上的資料，藉此圈選出台灣生物多樣性高的區域；民眾賞鳥，同樣也可以從開放資料去搜尋熱點。2021年由美國NASA主辦的「NASA黑客松」競賽，台灣團隊「Ani’s Cuff」奪下「最佳科學應用獎」，用的就是台灣昆蟲的開放資料。
維繫生物多樣性，眾志能成城
截至今年7月，TaiBIF上的開放資料超過1,300萬筆，台灣開放資料在亞洲地區坐二望一，只僅次於印度。這其中高達八成的數據都來自於一般民眾的調查。好比在台灣民間相當活躍的環保NGO環境資訊協會，已長達12年與珊瑚礁研究學者合作，帶領大批的潛水志工到台灣重要海域進行「珊瑚礁體檢」，這些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料亦進入TaiBIF的資料庫。
也好比特生中心，除了保育工作以外，近年也積極推動「公民科學」的普及，藉訓練與教育，委託在地居民協助生態資料的蒐集與調查。鄭錫奇便提到他所研究的瀕危物種「台灣狐蝠」，因物種主要出沒於花蓮市區，為了克服從花蓮到南投集集的空間距離，於是委請當地NGO如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蓮縣野鳥學會，由在地志工進行密切的生物監測，「保育工作不能只靠研究人員。」鄭錫奇說。
愛德華‧威爾森便說，人類藉生物多樣性「用來學習和珍愛」，作為生命圈中的關鍵一員，除了享受無償資源，也該轉念負起責任，「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恢復，仰賴人類觀念上的革新，與實質付出的地球公民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