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導演的陪伴 虞戡平的電影與原鄉紀實
從《搭錯車》、《孽子》到走進原住民部落拍攝紀錄片,虞戡平的創作跨越半個多世紀,始終回應著台灣社會的變遷。直到今天,他仍在花蓮與時間賽跑,整理拍攝30多年的排灣族紀錄片,希望把這片土地的故事,留給下一代。
導演的第一堂課
虞戡平1950年生,22歲退伍後進入電影圈,跟隨李嘉導演歷練,七年間從副導、製片做到監製,也參與剪接。29歲時臨危受命接手執導《要命的小方》,票房成功,也為他鋪開導演之路。
受李嘉影響,他養成嚴謹的工作方法:開拍前,一定完成分鏡表,並提前交給演員準備;拍攝時採三機同步作業,避免因分鏡而中斷演員情緒。他說:「導演要把創作時的感性,轉化成拍攝現場的理性,並保持堅毅的心理狀態。」
孫越(中)以《搭錯車》首度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該片共入圍第20屆金馬獎11項獎項,創下當時紀錄。(外交部圖庫資料)
開創時代的膽識與眼光
1983年,《搭錯車》問世。今天看來,它已是台灣電影經典;但在當時,片商並不看好,甚至一度要求停拍。虞戡平將自己在台北違建區成長的經驗寫成故事,並結合流行音樂與舞蹈,開創華語電影少見的歌舞敘事。
片中大量啟用新人:孫越首度擔任電影主角,劉瑞琪剛出道,李立群來自劇場;音樂邀來羅大佑、李壽全、梁弘志等人;編舞由林麗珍掌舵;主唱蘇芮當時仍默默無名。他說:「電影圈就是要讓年輕、有能力的人,不斷加入。」
《搭錯車》上映後,他辭去新藝城台灣總監職務,選擇走向自主創作。
即便深居花蓮,他仍透過網路持續關注社會議題與公共事務。
為邊緣人發聲
隨後他完成《台北神話》,也在戒嚴時期將白先勇小說《孽子》搬上大銀幕;電影因同志題材一度遭禁,後經刪剪21處才得以上映。
十年間,他完成了九部電影。《搭錯車》裡的拾荒老人、《孽子》的同志、《海峽兩岸》的外省老兵、《兩個油漆匠》的原住民青年等,他的鏡頭裡沒有英雄偉人。「我比較同情社會的邊緣人,我從頭到尾拍的都是他們。」他說。
這份關懷也延伸到公共參與。他投入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農民運動、六四聲援等街頭行動,後來也參與太陽花學運,但始終保持獨立立場。「一旦捲進去就沒完沒了。你的高度沒了,誰還相信你講的話?」
1990年代起,虞戡平長期走訪原住民部落,投入影像紀錄工作。圖為他與鄒族孩童合影。(國藝會提供)
把影像留給部落
1990年代起,他走入原住民部落田調,不帶紙筆,把自己「歸零」,只是陪著族人一起吃飯、聊天、生活,向長者請益。眼見傳統祭儀、歌謠、技藝與母語快速流失,他走遍各個部落,竭力將完整的儀式、神話與樂舞等文化拍攝保存下來,作品包括《悠悠卑南情》、《台灣原住民樂舞──我的部落我的歌》等。
這幾年即使面對癌病的折磨與考驗,他仍持續剪輯一部排灣族紀錄片(暫名《百年孤寂》),該片記錄了土坂部落頭目家族五代人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變遷,希望讓更多年輕人透過影像認識台灣的歷史,「記得自己是誰。」
多年來,他不只拍片,也協助原住民為自己發聲。他長期在大學及影視培訓班培育人才,也參與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籌設。日前,他將40多年來累積3,000多卷珍貴影像與田調資料全數捐贈給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確保這些資料能回饋社會與部落。他說:「拍完了就結束,通通捐出去,什麼都不留。我看的是未來。」
他用影像陪伴那些在時代洪流裡容易被忽略的人,也守護正在流逝的文化,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被合理地對待」。從商業電影到部落紀實,他留下的不只是影像,更是這塊土地上人們曾經生活過、掙扎過,也大聲唱歌的日子。
導演的第一堂課
虞戡平1950年生,22歲退伍後進入電影圈,跟隨李嘉導演歷練,七年間從副導、製片做到監製,也參與剪接。29歲時臨危受命接手執導《要命的小方》,票房成功,也為他鋪開導演之路。
受李嘉影響,他養成嚴謹的工作方法:開拍前,一定完成分鏡表,並提前交給演員準備;拍攝時採三機同步作業,避免因分鏡而中斷演員情緒。他說:「導演要把創作時的感性,轉化成拍攝現場的理性,並保持堅毅的心理狀態。」

開創時代的膽識與眼光
1983年,《搭錯車》問世。今天看來,它已是台灣電影經典;但在當時,片商並不看好,甚至一度要求停拍。虞戡平將自己在台北違建區成長的經驗寫成故事,並結合流行音樂與舞蹈,開創華語電影少見的歌舞敘事。
片中大量啟用新人:孫越首度擔任電影主角,劉瑞琪剛出道,李立群來自劇場;音樂邀來羅大佑、李壽全、梁弘志等人;編舞由林麗珍掌舵;主唱蘇芮當時仍默默無名。他說:「電影圈就是要讓年輕、有能力的人,不斷加入。」
《搭錯車》上映後,他辭去新藝城台灣總監職務,選擇走向自主創作。

為邊緣人發聲
隨後他完成《台北神話》,也在戒嚴時期將白先勇小說《孽子》搬上大銀幕;電影因同志題材一度遭禁,後經刪剪21處才得以上映。
十年間,他完成了九部電影。《搭錯車》裡的拾荒老人、《孽子》的同志、《海峽兩岸》的外省老兵、《兩個油漆匠》的原住民青年等,他的鏡頭裡沒有英雄偉人。「我比較同情社會的邊緣人,我從頭到尾拍的都是他們。」他說。
這份關懷也延伸到公共參與。他投入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農民運動、六四聲援等街頭行動,後來也參與太陽花學運,但始終保持獨立立場。「一旦捲進去就沒完沒了。你的高度沒了,誰還相信你講的話?」

把影像留給部落
1990年代起,他走入原住民部落田調,不帶紙筆,把自己「歸零」,只是陪著族人一起吃飯、聊天、生活,向長者請益。眼見傳統祭儀、歌謠、技藝與母語快速流失,他走遍各個部落,竭力將完整的儀式、神話與樂舞等文化拍攝保存下來,作品包括《悠悠卑南情》、《台灣原住民樂舞──我的部落我的歌》等。
這幾年即使面對癌病的折磨與考驗,他仍持續剪輯一部排灣族紀錄片(暫名《百年孤寂》),該片記錄了土坂部落頭目家族五代人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變遷,希望讓更多年輕人透過影像認識台灣的歷史,「記得自己是誰。」
多年來,他不只拍片,也協助原住民為自己發聲。他長期在大學及影視培訓班培育人才,也參與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籌設。日前,他將40多年來累積3,000多卷珍貴影像與田調資料全數捐贈給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確保這些資料能回饋社會與部落。他說:「拍完了就結束,通通捐出去,什麼都不留。我看的是未來。」
他用影像陪伴那些在時代洪流裡容易被忽略的人,也守護正在流逝的文化,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被合理地對待」。從商業電影到部落紀實,他留下的不只是影像,更是這塊土地上人們曾經生活過、掙扎過,也大聲唱歌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