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電影的力量比人大
從龍困淺灘到飛龍在天，李安的戲劇性轉折人生，堪稱最佳的勵志故事。
座談會上，一位自稱成長過程和李安很像，很多事似乎都不如自己期望，像個失敗者的私立大學學生，問大學聯考曾落榜兩次的李安：「考上藝專後，當校長的父親仍試圖說服你重考，也不太贊成你念戲劇，你如何調適這種困頓心理？」
圖／總統府提供
談挫折，不要讓失敗感成為一種慣性思考
「失敗與挫折都是人生的試煉，但不要有太多失敗經驗，否則很容易成為一種模式和慣性思考。人生命運的轉折往往視關鍵時刻的抉擇。」
扮演起人生導師的李安鼓勵這位年輕人，要想辦法克服失敗的情緒，覺得沮喪時，要抽離，思考如何往成功的方向走。李安說，關鍵時刻做出理性判斷是很重要的，例如他拍第一部電影時，就選擇與紐約獨立製片詹姆士．夏慕斯合作，夏慕斯協助他控制預算，才能以40萬美金拍完《推手》；日後每一部電影，他都精選能讓他動心的故事，才能一路走到現在。
李安的父親，出身大陸江西大戶人家，來台後擔任台南兩所明星高中的校長，對他的期望很深。李安說，父親很有威嚴，他並不是不喜歡藝術，只是覺得電影這行當裡有些人的行為不太好，即使他後來得了一座奧斯卡獎，父親仍不認為自己看錯了，還是希望他可以到大學教書。父親帶給他很大壓力，但事事以身作則的父親，仍是他的榜樣。
「用佛洛伊德的弒父理論來分析，只有父親倒下來，兒子才能站起來，但我不希望他倒下來，因為害怕，也不想和他起衝突，只能躲得遠遠的。」
李安自我剖析的壓抑性格，在離開台南家鄉、離開台灣之後，得到了解放，冒險精神找到了出口。
拍完華語片「父親三部曲」之後，李安赴英執導英國經典文學名著《理性與感性》、後來又完成描述美國西部60年代同性戀情的《斷背山》，有國際媒體好奇詢問，深受東方儒家文化薰陶的他，為什麼拍片的文化跨度如此之大？
圖／本刊資料室
談文化跨越，越有距離感越容易
「拍別人的文化很容易，因為有距離感。拍《色，戒》就很要命，把最糾結的文化的根拿出來檢驗，非常難受。」
善於融合東西文化的李安，將此歸功於他的成長環境。台灣小島，幾百年來受到很多外來文化刺激，從小他就愛看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文化融合、文化衝突「固著」於他的思想裡。
李安說，中國人講和諧、融合，西方戲劇就是衝突，那壺不開提那壺；他是外省第二代、到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是台胞，一輩子都是外人，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己的選擇，一直處於文化衝突中。
拍西片時經過很多「學習曲線」，李安坦言，他拍《理性與感性》時英文都講得不太流利，而演員如愛瑪‧湯普遜、休葛蘭等，不是牛津、劍橋大學畢業，就是莎士比亞劇團的資深演員；他想給台灣爭面子、給亞洲爭面子，有不可承受之重。
結果他努力「掙」來導演權威，用中國「寓情於景」的手法，讓演員和自然環境產生呼應，拍出如詩般的精緻畫面，讓所有人服氣。《理性與感性》讓李安二度拿下柏林金熊獎，該片也被英國影藝學會譽為電影史上由東方人詮釋西方的經典佳作。
《理性與感性》的好成績，讓他接連拍了幾部西片，但直到第9部作品《斷背山》（2006年），拿下第一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他才真正肯定自己，天生就是要吃這行飯，「我也不謙虛了，我拍電影還不錯。」
(攝影／林格立)
談打造台灣電影工業基礎，減稅以刺激企業投資
「文化需要扎根，要有遠見，不是作秀。台灣電影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長期政策，每個人都是單打獨鬥、散兵游勇。」
李安只要回來，一定會被問到如何提振台灣的電影工業？如何吸引外資投入？
他在開拍《胡士托風波》之前，紐約州也公布投資拍片的減稅率可達30%，這個政策後來讓拍片量暴增，雖然犧牲了少數稅收，但回收更大，可刺激當地消費，也會帶動人才的培訓。台灣若有優惠的稅制環境，很多原本想到日本拍的電影，都可能轉來台灣。
李安說，電影早已全球化，他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場景從太平洋拍到加拿大，後期製作的範圍更廣，以視覺效果來說，那個國家價格低就去那裡，台灣再不直追，很快就會被印度、馬來西亞趕上。
李安說，台灣其實什麼都有，但電影組織卻如同一盤散沙、經驗無法傳承。就像飲食需要營養均衡，台灣電影要有所突破，大小環節都需要發展，也需要重建幾個電影基地，像以前的中影。
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為例，當他決定以3D技術來呈現時，《阿凡達》還沒完成，「我要成為第一個用3D來做藝術片的人」，而既然好萊塢也還沒經驗，不如就到台灣來重起爐灶，結果台灣的精神、美國和全世界優秀的人才與技術，合力完成這部不尋常的片子，得到廣大迴響。當時李安帶來150名頂尖技術人才，心理負擔很大，因為這裡是他的家，一定不能丟臉。讓李安深感驕傲的是，最後劇組在台灣拍片9個月，8成場景和需要的船上道具等都在這裡找到和完成，他很希望這次經驗可以為國內的電影工業打下基礎。
(攝影／邱瑞金)
談近鄉情怯，電影的未知力量
「我必須相信有另外一股力量，命中注定我來做這件事，這是在感性中對未知的理解，是虛幻的信仰，也是冥冥之中有神助，相信我是為藝術服務的公僕。」
如今拿下兩座奧斯卡導演獎、兩座柏林影展金熊獎、兩座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李安，成就已可名列國際影史。
「我很難解釋為什麼參加影展和拿獎有壓力，當宣布得獎時，看到所有人都站起來為我鼓掌，很多善意投射過來，我真的非常開心。」
但近鄉總是情怯，每次李安回來都被濃濃的厚愛包圍，一條街都走不完，又讓他很不自在。
「我很怕大家說我愛台灣，因為這是不用講的，當這個標題出來時，可能意味故鄉有甚麼問題。我真的要說，希望大家看重我的電影，而不是我這個人，我最好的東西都在電影裡。」
在奧斯卡典禮上，李安上台致詞，第一個感謝的就是電影之神，李安的創作力量有天賦、有使命，似乎又有天助。
李安說，他的身旁有太多人，比他更聰明，但都沒像他能拍這麼多片子。當他全神投入時，就會忘記害怕，產生一股力量，而周圍的人也是拚命給他想要的協助，好像老天也在幫他。
「很多時候是片子在拍我，而不是我拍片子。所以我說，每部片子都有自己的命，拍電影常是人算不如天算。」
直觀又原創的李安，有一股能量，他是天生的電影人，真正的藝術家，從來不重覆自己；他的真誠讓台灣熱情擁抱他，而他也會以更大的成就回應。
座談會上，一位自稱成長過程和李安很像，很多事似乎都不如自己期望，像個失敗者的私立大學學生，問大學聯考曾落榜兩次的李安：「考上藝專後，當校長的父親仍試圖說服你重考，也不太贊成你念戲劇，你如何調適這種困頓心理？」
談挫折，不要讓失敗感成為一種慣性思考
「失敗與挫折都是人生的試煉，但不要有太多失敗經驗，否則很容易成為一種模式和慣性思考。人生命運的轉折往往視關鍵時刻的抉擇。」
扮演起人生導師的李安鼓勵這位年輕人，要想辦法克服失敗的情緒，覺得沮喪時，要抽離，思考如何往成功的方向走。李安說，關鍵時刻做出理性判斷是很重要的，例如他拍第一部電影時，就選擇與紐約獨立製片詹姆士．夏慕斯合作，夏慕斯協助他控制預算，才能以40萬美金拍完《推手》；日後每一部電影，他都精選能讓他動心的故事，才能一路走到現在。
李安的父親，出身大陸江西大戶人家，來台後擔任台南兩所明星高中的校長，對他的期望很深。李安說，父親很有威嚴，他並不是不喜歡藝術，只是覺得電影這行當裡有些人的行為不太好，即使他後來得了一座奧斯卡獎，父親仍不認為自己看錯了，還是希望他可以到大學教書。父親帶給他很大壓力，但事事以身作則的父親，仍是他的榜樣。
「用佛洛伊德的弒父理論來分析，只有父親倒下來，兒子才能站起來，但我不希望他倒下來，因為害怕，也不想和他起衝突，只能躲得遠遠的。」
李安自我剖析的壓抑性格，在離開台南家鄉、離開台灣之後，得到了解放，冒險精神找到了出口。
拍完華語片「父親三部曲」之後，李安赴英執導英國經典文學名著《理性與感性》、後來又完成描述美國西部60年代同性戀情的《斷背山》，有國際媒體好奇詢問，深受東方儒家文化薰陶的他，為什麼拍片的文化跨度如此之大？
談文化跨越，越有距離感越容易
「拍別人的文化很容易，因為有距離感。拍《色，戒》就很要命，把最糾結的文化的根拿出來檢驗，非常難受。」
善於融合東西文化的李安，將此歸功於他的成長環境。台灣小島，幾百年來受到很多外來文化刺激，從小他就愛看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文化融合、文化衝突「固著」於他的思想裡。
李安說，中國人講和諧、融合，西方戲劇就是衝突，那壺不開提那壺；他是外省第二代、到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是台胞，一輩子都是外人，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己的選擇，一直處於文化衝突中。
拍西片時經過很多「學習曲線」，李安坦言，他拍《理性與感性》時英文都講得不太流利，而演員如愛瑪‧湯普遜、休葛蘭等，不是牛津、劍橋大學畢業，就是莎士比亞劇團的資深演員；他想給台灣爭面子、給亞洲爭面子，有不可承受之重。
結果他努力「掙」來導演權威，用中國「寓情於景」的手法，讓演員和自然環境產生呼應，拍出如詩般的精緻畫面，讓所有人服氣。《理性與感性》讓李安二度拿下柏林金熊獎，該片也被英國影藝學會譽為電影史上由東方人詮釋西方的經典佳作。
《理性與感性》的好成績，讓他接連拍了幾部西片，但直到第9部作品《斷背山》（2006年），拿下第一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他才真正肯定自己，天生就是要吃這行飯，「我也不謙虛了，我拍電影還不錯。」
談打造台灣電影工業基礎，減稅以刺激企業投資
「文化需要扎根，要有遠見，不是作秀。台灣電影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長期政策，每個人都是單打獨鬥、散兵游勇。」
李安只要回來，一定會被問到如何提振台灣的電影工業？如何吸引外資投入？
他在開拍《胡士托風波》之前，紐約州也公布投資拍片的減稅率可達30%，這個政策後來讓拍片量暴增，雖然犧牲了少數稅收，但回收更大，可刺激當地消費，也會帶動人才的培訓。台灣若有優惠的稅制環境，很多原本想到日本拍的電影，都可能轉來台灣。
李安說，電影早已全球化，他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場景從太平洋拍到加拿大，後期製作的範圍更廣，以視覺效果來說，那個國家價格低就去那裡，台灣再不直追，很快就會被印度、馬來西亞趕上。
李安說，台灣其實什麼都有，但電影組織卻如同一盤散沙、經驗無法傳承。就像飲食需要營養均衡，台灣電影要有所突破，大小環節都需要發展，也需要重建幾個電影基地，像以前的中影。
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為例，當他決定以3D技術來呈現時，《阿凡達》還沒完成，「我要成為第一個用3D來做藝術片的人」，而既然好萊塢也還沒經驗，不如就到台灣來重起爐灶，結果台灣的精神、美國和全世界優秀的人才與技術，合力完成這部不尋常的片子，得到廣大迴響。當時李安帶來150名頂尖技術人才，心理負擔很大，因為這裡是他的家，一定不能丟臉。讓李安深感驕傲的是，最後劇組在台灣拍片9個月，8成場景和需要的船上道具等都在這裡找到和完成，他很希望這次經驗可以為國內的電影工業打下基礎。
談近鄉情怯，電影的未知力量
「我必須相信有另外一股力量，命中注定我來做這件事，這是在感性中對未知的理解，是虛幻的信仰，也是冥冥之中有神助，相信我是為藝術服務的公僕。」
如今拿下兩座奧斯卡導演獎、兩座柏林影展金熊獎、兩座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李安，成就已可名列國際影史。
「我很難解釋為什麼參加影展和拿獎有壓力，當宣布得獎時，看到所有人都站起來為我鼓掌，很多善意投射過來，我真的非常開心。」
但近鄉總是情怯，每次李安回來都被濃濃的厚愛包圍，一條街都走不完，又讓他很不自在。
「我很怕大家說我愛台灣，因為這是不用講的，當這個標題出來時，可能意味故鄉有甚麼問題。我真的要說，希望大家看重我的電影，而不是我這個人，我最好的東西都在電影裡。」
在奧斯卡典禮上，李安上台致詞，第一個感謝的就是電影之神，李安的創作力量有天賦、有使命，似乎又有天助。
李安說，他的身旁有太多人，比他更聰明，但都沒像他能拍這麼多片子。當他全神投入時，就會忘記害怕，產生一股力量，而周圍的人也是拚命給他想要的協助，好像老天也在幫他。
「很多時候是片子在拍我，而不是我拍片子。所以我說，每部片子都有自己的命，拍電影常是人算不如天算。」
直觀又原創的李安，有一股能量，他是天生的電影人，真正的藝術家，從來不重覆自己；他的真誠讓台灣熱情擁抱他，而他也會以更大的成就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