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湯湘竹 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存在

以現實為題 細膩貼近人心 -- 曾以《最遙遠的距離》和《賽德克‧巴萊》兩度獲得金馬獎最佳音效獎,並以《山有多高》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知名的電影現場同步錄音師、紀錄片導演湯湘竹,用誠懇的態度與人為友,拍出被遺忘的歷史片段,故事細膩貼近人心……

湯湘竹在拍片現場。

「我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存在!」湯湘竹從青藏高原回到台灣,和瑞士籍的攝影師才初見面,好像就可以稱兄道弟一樣。他的真摯與誠懇,很快感染了所有人。

「拍《賽德克‧巴萊》的時候,裡面的演員有很多是真的獵人,常在山裡,你聽他們講他們的遭遇,會覺得是另外一個世界。你聽蘭嶼人講他們在海裡發生的事,那也是另外一個世界。無論如何,一定有更大的力量在你之上,你沒那麼了不起……」湯湘竹謙卑地說。

他是知名的電影現場同步錄音師,曾以《最遙遠的距離》和《賽德克‧巴萊》兩度獲得金馬獎最佳音效獎,並以《山有多高》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戀戀風塵》引領入行

從錄音師到紀錄片導演

回想當初,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湯湘竹非常震撼,毫不猶豫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一心想盡快進入電影圈,和這些電影人一起工作。

憶起當下的觸動,湯湘竹馬上紅了眼眶:「我念書時戒嚴法還沒解除,文化上的刺激比較少。《戀戀風塵》讓我知道原來電影的語言,可以那麼貼近年輕人的生活和情感。看完電影走路回家的場景我還記得,黑黑的巷子,還有夜來香的味道,大約是初夏的時候。」那種感動很個人,是創作者和觀眾交會的過程。

身為外省第二代,湯湘竹提到:「在國民黨的教育意識形態下長大的小孩,你的想法只有一條線,認為那是真理。但是當我看到《戀戀風塵》、《人間》雜誌之後,心裡已經埋下疑惑,發現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處境,那些不同的看法,是以前沒接觸過的,很寫實,很有啟發。」

他堅定地說:「那時我一心想,怎樣可以盡快和侯導、李屏賓、廖慶松一起工作。」下定決心只是一部電影的時間,為台灣電影付出卻成為一生的志業。當時的湯湘竹可能沒有料到,幾年之後,自己也會成為創作者,創造每個與觀眾交會的片刻。

退伍後在劇場工作,也曾當廣告製片,直到《悲情城市》上映以後,請朋友向杜篤之引薦,湯湘竹開始投入錄音工作。第一部正式的作品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時已經跟了杜篤之一年。「師傅只有不講話或罵人兩件事,但是徒弟可以隨時觀察、想像其中的道理是甚麼。」他認為當時的師徒制很重要,可以培養許多幕後工作者紮實的功夫和觀察力。

湯湘竹說,錄音工作最重要的是「態度」。「態度很重要,你可以擺爛,也可以積極。你積極地做,剪接的時候會發現,哇!這種地方竟然有錄到聲音,這裡竟然可以處理成這樣。」對工作夠不夠積極,就會影響做出來的品質。他不斷從經驗裡累積技術,而在每一件事情上用心感受。

《海有多深》記錄達悟族的故事

當了一段時間錄音師,湯湘竹還有很多事想做。1998年,因緣際會到蘭嶼錄音,認識了達悟族原住民馬目諾和他的族人,當地的生活讓他有很多體悟。

談及和馬目諾以及族人一起下海捕魚,「我每次都是搗亂的那個,只能幫大家拿網子,把魚趕走、跑錯位置,在海裡他們用達悟族三字經一直罵我,但是上岸之後大家分享漁獲。這種生活哲學讓我震撼,整個世界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湯湘竹說:「他們不只要自己好,也想讓每個人好。因為對原住民而言,一個部落就像一個國家。」無私分享的生活方式,是許多少數部族的傳統,如今又在哪裡可以見到?

馬目諾30歲中風,半身不遂,曾在都市艱難求生、墮落迷失,回到故鄉後,海讓他重獲新生。為了記錄這些故事,湯湘竹有了拍紀錄片的念頭,但是拍片沒有錢怎麼行,於是他決定嘗試申請電影輔導金。白天做《徵婚啟事》的錄音工作,收工後寫企劃案。第一次用電腦還把檔案刪了,「當時我真想算了,幹嘛那麼累?」後來是一通電話讓他堅持完成。

「馬目諾打電話問我在做甚麼,我說在打你的故事啊,又臭又長,但是有很多前輩參加,我應該申請不到錢,拍不成。當時馬目諾只跟我說一句話:『沒有錯,他們知識很高,可是你不一樣。』」這句話成為開啟他紀錄片生涯的關竅,似乎也為湯湘竹的紀錄片下了注解。

就這樣,湯湘竹拿到第一筆輔導金。他將馬目諾回到蘭嶼的生活,與自然的相存相依,和自己的感動、對故鄉的想像,拍成第一部片《海有多深》。

《山有多高》記錄外省老兵回鄉探親的故事。威像電影提供


《山有多高》拍出三代間的關係

「1999年,我正揮汗剪接《海有多深》,妻子做產檢,我帶著DV拍下超音波監視器上胎兒蜷曲的圖像。心跳聲排山倒海而來,我被生命起始的堅定給震懾住了。趕緊打電話回新竹老家,但是整天無人接聽。晚上,妻子來電,要我鎮定,父親在早上中風。面對生命交替的臨界點,我徬徨無措……」

深怕兒子見不到爺爺,他興起拿攝影機記錄的念頭,也拍攝兒子初到世界的點滴。於是,父親、自己、兒子之間,影片傳達了三代之間的關係。

外省第二代的湯湘竹,決定帶父親回湖南探親。2002年,他將父親回鄉的過程拍成第二部紀錄片《山有多高》,整部片同時是最誠懇的自述。雖然名字裡的「湘」字,正說明了父親的鄉愁,但是,「踏上湖南,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他不禁自問:「如果對生命源頭的最初記憶就是鄉愁,我的鄉愁在哪裡?」

跨過一灣海峽回到湖南,迎接父親的不是久未相見的親人,而是親人的一座座墓碑。老輩凋零,晚輩生疏,只剩下姑姑仍在世上。湯湘竹父子的經歷,正是台灣歷史的切面。

離開湖南之前,湯湘竹問父親還想不想再回來,「人都不認識了,不回去了。都不是老家了,都不是老家的樣子了。」原來,鄉愁就是親人在的地方,只存在於特定的時空中,如今,故鄉早就不是故鄉。

謙卑拍《餘生》 相信更大力量牽引

馬目諾的故鄉、父親的故鄉,湯湘竹在2009年完成的《路有多長》,故事中許多主角,一輩子都回不了故鄉。那些1948年被國民黨徵召到中國打徐蚌會戰的阿美族台籍兵,不是戰死,就是被迫老死中國,回不了家。他們早就被遺忘在歷史裡。湯湘竹四處探訪,記錄這些人的身影。

同樣被歷史遺忘的,還有霧社事件裡被遷到清流部落的賽德克遺族。2012年拍攝完成、2014年上映的《餘生》,是湯湘竹第一部在院線上映的紀錄片。在為《賽德克‧巴萊》擔任錄音工作時,他已決定要記錄這些生存下來的遺族。

《餘生》是湯湘竹第一部上院線的紀錄片,圖為電影海報。


拍攝過程最大的難題,是觸碰族人的傷痛往事。湯湘竹說:「我這次真的踢到鐡板。平常聊天都很好,只要一提到霧社事件,就好像有烏雲籠罩著我們。他們會說:『你做你的白色恐怖就好了,做你的蔣經國就好了,來做這個幹甚麼?』」

直到湯湘竹幾人和《賽德克‧巴萊》中飾演魯道鹿黑(莫那魯道之父)的曾秋勝父子三人,跋山涉水前往賽德克族的起源之地──那個近代幾乎沒人到過的「神石」,才把族人的心結慢慢鬆開。

湯湘竹說:「魏德聖是有心人。拍《賽德克‧巴萊》時,他只跟我說要拍一部『餘生』,我一聽就知道他想做甚麼。所以在現場的十個月,我都在看書、做田野調查、請教老師等,為紀錄片做準備。」

然而資金從來都是最大的問題。《賽德克‧巴萊》殺青後,湯湘竹前往清流部落,「第一天早上我坐在小涼亭,兩個婦女在我旁邊聊天,後來我和她們攀談,發現她竟然就是馬紅‧莫那(莫那‧魯道長女)的養女。太巧了!我覺得再不拍就來不及了。所以我決定先拍,再傳簡訊給魏德聖,我告訴他:『戰火線上,彈藥缺乏,但鬥志高昂。』魏德聖一看明白,想盡辦法籌錢、接代言,把錢補進來。」湯湘竹笑著說:「魏德聖拍《海角七號》的時候,真的就是賭一把,如果賠的話,他可能也要逃了吧。還好沒有,所以他覺得是上帝給他禮物。我很高興的一件事情,是那年《賽德克‧巴萊》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他上台的第一句話是『感謝我的上帝』。」

「無論如何,你還是抱著一個謙卑的態度,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在你之上,這個很重要。像中國就沒有,所以很多導演都驕傲得不得了,覺得了不起,因為沒有信仰。」他從不認為紀錄片會帶來甚麼改變,但這或許就是一位導演成功的原因。

從題材、鏡頭、旁白到音樂的安排,湯湘竹的謙卑看得見。正因為謙卑,他用誠懇的態度與人為友,他願意拍出被遺忘的歷史片段,他明白人的渺小、神的力量的牽引,而他說的一段又一段故事,都能夠真摯細膩地貼近人心。

湯湘竹小檔案
出生:1964年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科畢業
導演作品:
* 1999年:《海有多深》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獎、台灣首部DVD規格的國產紀錄片、2000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競賽類影片。
* 2002年:《山有多高》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金穗獎優等紀錄片獎。
* 2007年:《尋找蔣經國——有!我是蔣經國》)獲金鐘獎最佳紀錄片導演獎及最佳剪輯獎、第62屆皮巴蒂獎(Peabody Award)。
* 其他作品:2009年《路有多長》、2012年《餘生──賽德克‧巴萊》。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152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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