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點之一:2016年台灣經濟的希望
台灣一向高度依賴國際經濟，但未來幾年國際經濟情勢可能都不太好，可以拉高台灣經濟的力量不多，而搶奪台灣產業的力量卻不少。我們這些年充實或提升自己實力的努力也不夠，經濟缺乏自動向前的衝力。政府財政金融政策工具可運用的空間也近乎被耗竭。所以2016年的經濟很難有多好的表現。
所幸我國近年來最嚴重的問題乃是領導階層帶錯了方向，致使人民茫然失去信心和希望，因此新政府若能把國人帶回正確的努力方向，讓人民找回希望，則即使2016年的經濟成長率不高，台灣仍可以開始恢復發展的活力。
新平庸時代：全球不景氣台灣傷害更深
2008年金融海嘯已暗示全球以往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全球經濟不易再快速成長（請參閱陳博志，〈全球資本主義的五大風險〉，《聯合報》，2008年10月20日；陳博志，〈世界還可以快速成長嗎？〉《看》雜誌，125期，2012年11月）。近年不少人也用「新平庸」或「新常態」稱呼未來世界難再快速成長的預期。而短期來看，2016年世界經濟更可能是在低成長趨勢中又相對不景氣的一年。因此我們不能期待2016年世界需求的成長能拉高我國出口和經濟的成長。
更嚴重的是各國為拉抬本身經濟，很可能會更努力以國產品替代進口品，因此我國對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可能被替代更多。近二十年世界景氣波動時，我國出口常在不景氣時下降比別人多，或在景氣恢復時回升比別人少，因此每次景氣衰退都使我國的市占率下降，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不景氣成為開發中國家取代我國產品的機會。我們若不小心因應，這次短期不景氣可能又造成另一次長期性的傷害。
低價搶攻市場不可行：產業必須升級和發展新產品
無法靠外國拉抬，我們就更需靠自己努力。在新平庸的世界任何國家要發展比世界平均更快，就必須做出比別人好或便宜的產品而把別人的市場和成長搶過來。但我們已很難比別人便宜，因此主要的努力是要比別人好，也就是要產業升級和發展新產品。
但我們近年這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國家經濟要成長就要有更多資本、人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可是我國近年的資本形成淨額或淨投資卻低於2007年，甚至只有2007年的六成。我國因為少子化，每年新增加勞動力甚至總勞力供給已在下降。我們的教育也未能培養出夠多合用的人才。停滯的生產和產業發展也使人才較少磨練、學習以及升遷而提升能力的機會。不動產炒作和泡沫經濟甚至使總量不變的土地也更難取得。而或許更嚴重的是過去的習慣和制度讓我國的企業家精神嚴重缺乏（請參閱陳博志，〈我國最缺的是企業家精神〉，《看》雜誌，159期，2015年9月），以致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的發展都太少。這些基本生產要素的不足，必使經濟難以成長。
而過去7年我國GDP的平均成長率雖仍有3%，但其中有不少是折舊增加和價格調整，並非真有生產或所得的增加所造成。實質的國民所得（Real National Income）其實平均成長率只有1%左右，每勞工平均的實質NI更是比2007年還少（陳博志，〈GDP可能和國民所得及福利差很遠〉，《台經月刊》第39卷第1期，2016年1月，PP.10~13）。這種長期幾乎沒成長的現象，顯示經濟發展的停滯。而像物理的慣性定律一樣，快速成長發展的經濟有一股向前衝的慣性，而停滯的經濟則有持續不動的惰性。所以台灣經濟也缺少自動向前的衝力。
擴張性財政和金融政策：台灣實行能力有限
在美國等大國，有不少人鼓吹或實行財政和金融擴張的政策，或藉貨幣貶值提高競爭力。但台灣這方面的能力也很有限。多年的財政赤字已使政府公債發行接近上限，其他負債也極高，所以用財政支出來提振經濟的空間很小。金融方面國內已長期接近零利率而銀行濫頭寸極多，因此更寬鬆的金融政策之空間和效益都幾乎不存在。至於匯率政策雖有一些作用，但因我國出超占GDP之比重幾乎冠於全球，而我們很想加入之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在共同宣言中特別反對各國用匯率做為促進出口的工具，因此即使不管其他副作用，我國匯率政策的空間也不大。由此看來，傳統的政府政策手段很難改善2016年我國的經濟困境。
不過台灣經濟並不是真的無法發展，過去這些年我們是因為方向不當而走入死胡同，才會既走不動又看不到出口和希望，我們和新政府該努力的就是退出死胡同而改走正確的道路。一旦轉入正確的新路徑，經濟可以開始向前，人們可以看到希望，發展的動力和衝力就會逐漸回來。不久前我曾在本專欄提出21項「台灣經濟發展亟需改變的方向」（160期），這些方向的改變都值得政府採行而重建人民的希望。本文只再說明2016年馬上可用之振興投資的方法，其他該改變的方向就不再重述。
應致力長期經濟發展：關注投資中小企業、新產業、新企業家
台灣近年投資太少，但我們並不是沒錢。台灣的錢或資金還非常多，只是這些錢都太少用於協助經濟發展。前幾年錯誤的政策把資金引向不動產投機等泡沫經濟，結果經濟雖有一時繁榮的假象，生產性的投資卻偏低，不動產價格飆高，很多人民就業和購屋的希望因而破滅。這幾年政府和金融業也以發展國際業務、做人民幣海外中心和打亞洲盃之名義，積極要把台灣資金弄到國外，而卻不積極協助國內產業的投資。最後總算廢掉的證所稅甚至鼓勵投機而阻礙創新創業（陳博志：〈證所稅無公平正義卻傷害新產業投資〉，《看》雜誌，119期，2012年8月）。過去幾年馬政府就是這樣把我們資金豐富的長處浪費掉甚至變成傷害。未來政府若能改變方向而積極把資金導向國內投資，特別是新產業的投資，長期的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就業即可逐漸改善，而人民的信心和希望也可恢復。
有些人可能說這幾年是國內投資意願太低，金融機構是錢放不出去，而不是不願支持國內投資。這並不是事實。如果政府和金融業只重視那些既有的大企業，則因為這些企業有的只會做代工，有的只想壓低工資甚至到海外投資降低成本，有的甚至已漸失去競爭力，所以投資意願當然可能不高。如果我們多注意中小企業、新產業和新企業家的需求，改善包括提供資金之方式在內的創新創業環境，投資意願和資金的需求自然就會提高。
投資意願也和政府引導的產業發展方向有關。如果政府想要的是我國並不具國際比較利益的方案，那業者投資的意願當然不高。如果政府看到外國流行甚麼產業就說我們也要發展，而不考慮我們是否有能力超過已先行發展的外國，那也不易帶動成功的投資。政府並沒有能力為民間挑選明確可賺錢的產業，但政府若毫無方向感或只有錯誤的方向，很多人民也不知該朝甚麼方向努力，全民的努力也不容易形成整體的力量。
所以政府可以選擇幾個較多人有能力和意願、也較可能成功的產業範圍，做為優先主動改善其投資經營環境的方向。新政府的五大產業政策宜用這種想法來規劃，其中具體的產品不必由政府代人民選。政府只要指出大產業方向及改善其相關環境，人民的注意力和努力就可以較為集中，可以較容易相互配合而產生群聚效益，也可以比單打獨鬥式的發展更有信心。
此外，因為發展新興產業的風險很高，創新人才常沒有足夠的資金讓創新實現，因此政府資金也可以訂定辦法來參與部分合適的新企業投資，以分擔其風險。這種參與投資也可能使政府未來得到盈餘和股價的回報，比以往有去無回的租稅獎勵更為公平且對財政有利。2009年政府花了800億元消費券要振興景氣，結果沒甚麼效果。若那800億元當時用來參與800個創新企業或新產品投資，當時台灣馬上就更有活力，現在經濟甚至財政也會更好。所以2016年若要增加政府支出，請勿發消費券，而是參與新產業投資。
由此看來，2016年全球經濟雖然不好，只要政府改變過去錯誤的方向，引導人民努力發展知識型產業和改善國民生活品質的在地經濟產業，經濟就可活絡起來，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就可回升。台灣經濟在山窮水盡之際，峰迴路轉，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164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164期）謝謝！
所幸我國近年來最嚴重的問題乃是領導階層帶錯了方向，致使人民茫然失去信心和希望，因此新政府若能把國人帶回正確的努力方向，讓人民找回希望，則即使2016年的經濟成長率不高，台灣仍可以開始恢復發展的活力。
新平庸時代：全球不景氣台灣傷害更深
2008年金融海嘯已暗示全球以往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全球經濟不易再快速成長（請參閱陳博志，〈全球資本主義的五大風險〉，《聯合報》，2008年10月20日；陳博志，〈世界還可以快速成長嗎？〉《看》雜誌，125期，2012年11月）。近年不少人也用「新平庸」或「新常態」稱呼未來世界難再快速成長的預期。而短期來看，2016年世界經濟更可能是在低成長趨勢中又相對不景氣的一年。因此我們不能期待2016年世界需求的成長能拉高我國出口和經濟的成長。
更嚴重的是各國為拉抬本身經濟，很可能會更努力以國產品替代進口品，因此我國對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可能被替代更多。近二十年世界景氣波動時，我國出口常在不景氣時下降比別人多，或在景氣恢復時回升比別人少，因此每次景氣衰退都使我國的市占率下降，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不景氣成為開發中國家取代我國產品的機會。我們若不小心因應，這次短期不景氣可能又造成另一次長期性的傷害。
低價搶攻市場不可行：產業必須升級和發展新產品
無法靠外國拉抬，我們就更需靠自己努力。在新平庸的世界任何國家要發展比世界平均更快，就必須做出比別人好或便宜的產品而把別人的市場和成長搶過來。但我們已很難比別人便宜，因此主要的努力是要比別人好，也就是要產業升級和發展新產品。
但我們近年這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國家經濟要成長就要有更多資本、人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可是我國近年的資本形成淨額或淨投資卻低於2007年，甚至只有2007年的六成。我國因為少子化，每年新增加勞動力甚至總勞力供給已在下降。我們的教育也未能培養出夠多合用的人才。停滯的生產和產業發展也使人才較少磨練、學習以及升遷而提升能力的機會。不動產炒作和泡沫經濟甚至使總量不變的土地也更難取得。而或許更嚴重的是過去的習慣和制度讓我國的企業家精神嚴重缺乏（請參閱陳博志，〈我國最缺的是企業家精神〉，《看》雜誌，159期，2015年9月），以致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的發展都太少。這些基本生產要素的不足，必使經濟難以成長。
而過去7年我國GDP的平均成長率雖仍有3%，但其中有不少是折舊增加和價格調整，並非真有生產或所得的增加所造成。實質的國民所得（Real National Income）其實平均成長率只有1%左右，每勞工平均的實質NI更是比2007年還少（陳博志，〈GDP可能和國民所得及福利差很遠〉，《台經月刊》第39卷第1期，2016年1月，PP.10~13）。這種長期幾乎沒成長的現象，顯示經濟發展的停滯。而像物理的慣性定律一樣，快速成長發展的經濟有一股向前衝的慣性，而停滯的經濟則有持續不動的惰性。所以台灣經濟也缺少自動向前的衝力。
擴張性財政和金融政策：台灣實行能力有限
在美國等大國，有不少人鼓吹或實行財政和金融擴張的政策，或藉貨幣貶值提高競爭力。但台灣這方面的能力也很有限。多年的財政赤字已使政府公債發行接近上限，其他負債也極高，所以用財政支出來提振經濟的空間很小。金融方面國內已長期接近零利率而銀行濫頭寸極多，因此更寬鬆的金融政策之空間和效益都幾乎不存在。至於匯率政策雖有一些作用，但因我國出超占GDP之比重幾乎冠於全球，而我們很想加入之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在共同宣言中特別反對各國用匯率做為促進出口的工具，因此即使不管其他副作用，我國匯率政策的空間也不大。由此看來，傳統的政府政策手段很難改善2016年我國的經濟困境。
不過台灣經濟並不是真的無法發展，過去這些年我們是因為方向不當而走入死胡同，才會既走不動又看不到出口和希望，我們和新政府該努力的就是退出死胡同而改走正確的道路。一旦轉入正確的新路徑，經濟可以開始向前，人們可以看到希望，發展的動力和衝力就會逐漸回來。不久前我曾在本專欄提出21項「台灣經濟發展亟需改變的方向」（160期），這些方向的改變都值得政府採行而重建人民的希望。本文只再說明2016年馬上可用之振興投資的方法，其他該改變的方向就不再重述。
應致力長期經濟發展：關注投資中小企業、新產業、新企業家
台灣近年投資太少，但我們並不是沒錢。台灣的錢或資金還非常多，只是這些錢都太少用於協助經濟發展。前幾年錯誤的政策把資金引向不動產投機等泡沫經濟，結果經濟雖有一時繁榮的假象，生產性的投資卻偏低，不動產價格飆高，很多人民就業和購屋的希望因而破滅。這幾年政府和金融業也以發展國際業務、做人民幣海外中心和打亞洲盃之名義，積極要把台灣資金弄到國外，而卻不積極協助國內產業的投資。最後總算廢掉的證所稅甚至鼓勵投機而阻礙創新創業（陳博志：〈證所稅無公平正義卻傷害新產業投資〉，《看》雜誌，119期，2012年8月）。過去幾年馬政府就是這樣把我們資金豐富的長處浪費掉甚至變成傷害。未來政府若能改變方向而積極把資金導向國內投資，特別是新產業的投資，長期的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就業即可逐漸改善，而人民的信心和希望也可恢復。
有些人可能說這幾年是國內投資意願太低，金融機構是錢放不出去，而不是不願支持國內投資。這並不是事實。如果政府和金融業只重視那些既有的大企業，則因為這些企業有的只會做代工，有的只想壓低工資甚至到海外投資降低成本，有的甚至已漸失去競爭力，所以投資意願當然可能不高。如果我們多注意中小企業、新產業和新企業家的需求，改善包括提供資金之方式在內的創新創業環境，投資意願和資金的需求自然就會提高。
投資意願也和政府引導的產業發展方向有關。如果政府想要的是我國並不具國際比較利益的方案，那業者投資的意願當然不高。如果政府看到外國流行甚麼產業就說我們也要發展，而不考慮我們是否有能力超過已先行發展的外國，那也不易帶動成功的投資。政府並沒有能力為民間挑選明確可賺錢的產業，但政府若毫無方向感或只有錯誤的方向，很多人民也不知該朝甚麼方向努力，全民的努力也不容易形成整體的力量。
所以政府可以選擇幾個較多人有能力和意願、也較可能成功的產業範圍，做為優先主動改善其投資經營環境的方向。新政府的五大產業政策宜用這種想法來規劃，其中具體的產品不必由政府代人民選。政府只要指出大產業方向及改善其相關環境，人民的注意力和努力就可以較為集中，可以較容易相互配合而產生群聚效益，也可以比單打獨鬥式的發展更有信心。
此外，因為發展新興產業的風險很高，創新人才常沒有足夠的資金讓創新實現，因此政府資金也可以訂定辦法來參與部分合適的新企業投資，以分擔其風險。這種參與投資也可能使政府未來得到盈餘和股價的回報，比以往有去無回的租稅獎勵更為公平且對財政有利。2009年政府花了800億元消費券要振興景氣，結果沒甚麼效果。若那800億元當時用來參與800個創新企業或新產品投資，當時台灣馬上就更有活力，現在經濟甚至財政也會更好。所以2016年若要增加政府支出，請勿發消費券，而是參與新產業投資。
由此看來，2016年全球經濟雖然不好，只要政府改變過去錯誤的方向，引導人民努力發展知識型產業和改善國民生活品質的在地經濟產業，經濟就可活絡起來，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就可回升。台灣經濟在山窮水盡之際，峰迴路轉，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164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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