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製造業發展是過時的政策嗎？
美國總統川普用了很大的壓力要將製造業搬回美國，美國也從歐巴馬政府就有國家製造創新網路大型計畫（NNMI，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整合產業、大學、社區學院、聯邦部會、區域和州政府等組織，要快速開發創新技術、鼓勵在美國投資。德國正積極推動工業4.0未來計畫，發展智慧工廠、智慧生產和人機協同合作。這計畫要讓工業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已成為許多國家和企業努力的新方向。
在亞洲方面，日本有科技創新綜合戰略，並有重點發展3D列印和機器人等計畫。中國有中國製造2025規劃。韓國有個未來創造科學部，也有透過科學、科技、與ICT創造經濟與民眾福祉的政策方案。但我國最近（2月17日）有專業經濟媒體在社論中引述大牌學者的話，批評政府現在的產業政策，而主張「科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80年代的事，不是台灣現在需要的經濟模式了」，「若想要獲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成長，必須靠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這種貶低科技和製造業的言論和主要國家的策略不同，到底是先知、偏見、還是亂講？
服務業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心？
貶低製造業的主張在我國並不新鮮，本世紀初就有重要政黨人士主張我們只要做研發就好，製造生產可以都搬去中國。當時這種主張也許是出於對經濟不了解，也許是為了支持當時想讓企業大量到中國投資甚至整個搬去中國的政治主張。但是製造業大量外移的結果已造成台灣的失業及近年來工資跌回16年前的困境。為了避免不正確的主張再度傷害製造業和台灣經濟，本文要說明一下製造業的重要性及有時須政策支持的理由。
那篇社論和那位學者貶低製造業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服務業才是主導台灣本島經濟發展的主要重心。例如香港、新加坡，服務業也是讓它們經濟大幅成長的關鍵」，「服務業才是主流」，「台灣的製造業表現很好，但多數設廠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單看台灣島內的製造業，數字真的很不理想」（見《天下》雜誌，2017年2月15日，p.43），以及APEC的一篇報告中「幾乎沒有專家看好製造業的發展能夠成為成長引擎的」，「製造業的高速發展期已經過去……若想獲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成長，必須靠服務業而非製造業」（《經濟日報》，2017年2月17日）。這些理由多屬主觀的結論，缺乏明確可靠的推理，也不了解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改變的原理。
經濟發展 vs. 產業結構改變
經濟發展常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這改變包括兩部分，一是經濟發展使需求結構改變，因此產業的結構也需配合改變。例如人們所得提高之後花在糧食的比重常會下降，因此糧食和農業生產在經濟中的比重也常下降。所得提高之後人們物質需求漸接近滿足，而增加對各種服務的需求，因此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服務業在總生產中的比重也要上升。而所得和工資的提高也常使勞力密集之服務的成本和價格相對上升，因此其在經濟中的比重也增加。這是歷史上看到經濟發展早期農業比重下降而後期服務業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這種變化是經濟成長和發展造成產業結構必須改變，而不是產業結構改變才能帶來經濟成長和發展。因此這時期服務業成長較快也不代表是服務業在領導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伴隨著產業結構改變的另一部分，是某些生產力較高之產業相對發展較快，取代低生產力產業，使產業結構改變，並使每人生產量和所得提高，而使經濟成長。人類從狩獵進入農耕，從農業進入工業，以及近代科技和資訊的發展，都是這一類。這是產業結構的改變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有這雙向的因果關係，在討論產業結構政策時必須分清楚不能混為一談。學者和媒體若不了解這雙向影響關係，就可能因為看到某一時期A產業成長較快而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或者看到B產業不成長，就單純由相對成長率的高低而誤以為是A產業在領導經濟成長而可以不要B產業。
在產業發展政策中，有關經濟發展帶動產業結構改變的那部分，政策上最主要的方向是避免阻礙該發展的產業發展致使人們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以致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受到限制。例如十大建設之前我國交通建設不足使交通運輸產業無法順利發展，產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都受限制。又如第三方支付和行動支付的落後，也使一些相關產業及生活方式受阻。我國有很多老幼人口需要照顧，2001年我就在經建會提出照顧服務發展方案，但迄今這類服務仍未做好，所以現在政府已把長照當成重點發展方向。
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另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是降低衰退產業可能造成的失業等調整問題。各國的農業政策，以前國際間對紡織品貿易的配額政策，甚至目前川普要製造業回美國的政策，都有這種目的。
在亞洲方面，日本有科技創新綜合戰略，並有重點發展3D列印和機器人等計畫。中國有中國製造2025規劃。韓國有個未來創造科學部，也有透過科學、科技、與ICT創造經濟與民眾福祉的政策方案。但我國最近（2月17日）有專業經濟媒體在社論中引述大牌學者的話，批評政府現在的產業政策，而主張「科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80年代的事，不是台灣現在需要的經濟模式了」，「若想要獲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成長，必須靠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這種貶低科技和製造業的言論和主要國家的策略不同，到底是先知、偏見、還是亂講？
服務業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心？
貶低製造業的主張在我國並不新鮮，本世紀初就有重要政黨人士主張我們只要做研發就好，製造生產可以都搬去中國。當時這種主張也許是出於對經濟不了解，也許是為了支持當時想讓企業大量到中國投資甚至整個搬去中國的政治主張。但是製造業大量外移的結果已造成台灣的失業及近年來工資跌回16年前的困境。為了避免不正確的主張再度傷害製造業和台灣經濟，本文要說明一下製造業的重要性及有時須政策支持的理由。
那篇社論和那位學者貶低製造業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服務業才是主導台灣本島經濟發展的主要重心。例如香港、新加坡，服務業也是讓它們經濟大幅成長的關鍵」，「服務業才是主流」，「台灣的製造業表現很好，但多數設廠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單看台灣島內的製造業，數字真的很不理想」（見《天下》雜誌，2017年2月15日，p.43），以及APEC的一篇報告中「幾乎沒有專家看好製造業的發展能夠成為成長引擎的」，「製造業的高速發展期已經過去……若想獲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成長，必須靠服務業而非製造業」（《經濟日報》，2017年2月17日）。這些理由多屬主觀的結論，缺乏明確可靠的推理，也不了解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改變的原理。
經濟發展 vs. 產業結構改變
經濟發展常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這改變包括兩部分，一是經濟發展使需求結構改變，因此產業的結構也需配合改變。例如人們所得提高之後花在糧食的比重常會下降，因此糧食和農業生產在經濟中的比重也常下降。所得提高之後人們物質需求漸接近滿足，而增加對各種服務的需求，因此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服務業在總生產中的比重也要上升。而所得和工資的提高也常使勞力密集之服務的成本和價格相對上升，因此其在經濟中的比重也增加。這是歷史上看到經濟發展早期農業比重下降而後期服務業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這種變化是經濟成長和發展造成產業結構必須改變，而不是產業結構改變才能帶來經濟成長和發展。因此這時期服務業成長較快也不代表是服務業在領導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伴隨著產業結構改變的另一部分，是某些生產力較高之產業相對發展較快，取代低生產力產業，使產業結構改變，並使每人生產量和所得提高，而使經濟成長。人類從狩獵進入農耕，從農業進入工業，以及近代科技和資訊的發展，都是這一類。這是產業結構的改變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有這雙向的因果關係，在討論產業結構政策時必須分清楚不能混為一談。學者和媒體若不了解這雙向影響關係，就可能因為看到某一時期A產業成長較快而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或者看到B產業不成長，就單純由相對成長率的高低而誤以為是A產業在領導經濟成長而可以不要B產業。
在產業發展政策中，有關經濟發展帶動產業結構改變的那部分，政策上最主要的方向是避免阻礙該發展的產業發展致使人們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以致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受到限制。例如十大建設之前我國交通建設不足使交通運輸產業無法順利發展，產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都受限制。又如第三方支付和行動支付的落後，也使一些相關產業及生活方式受阻。我國有很多老幼人口需要照顧，2001年我就在經建會提出照顧服務發展方案，但迄今這類服務仍未做好，所以現在政府已把長照當成重點發展方向。
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另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是降低衰退產業可能造成的失業等調整問題。各國的農業政策，以前國際間對紡織品貿易的配額政策，甚至目前川普要製造業回美國的政策，都有這種目的。